先講兩個小故事，一個是關於東林黨的，一個是關於反抗康熙帝和清朝的。
第一個故事
從明朝中期開始，特別是晚明時期，整個明朝出現了一股奇怪的歪風歪氣，那就是凡是敢於不聽從封建皇帝的指示，敢於批評抨擊封建皇帝的官員，就會被世人譽之為“剛正不阿、忠言直諫、為國事不惜犯上力爭”的所謂忠賢直臣。
對於這些官員，無論對錯，無論真偽，只要是封建皇帝要支持的，他們就表示反對，只要你和封建皇帝作對的，那就是朝廷的忠臣賢良之輩。
甚至被罷免官職也不要緊，有事沒事罵罵封建皇帝，還能博取一個剛正不阿的美名，更能青史留名。
於是，“無事生非、欲博直名”就這樣成為明朝中後期很多官員甚至士大夫的為官哲學，幹不幹事不要緊，國家大事無所謂，重要的是要多罵封建皇帝，罵的越多，名氣越大。
在這股古怪的歪風之下，東林黨大佬顧憲成成為最著名的幸運兒，他雖然因為得罪了萬曆皇帝而被罷免官職，卻成為了超級巨星式的社會名流，影響力反而大為增強。
後來顧憲成利用自己的“超級巨星”身份開始到處講學，宣講自己的特別思想，講學學堂就設在宋代的東林書院，以此來標榜自己。
還別説，顧憲成走仕途不怎麼樣，但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治國理念卻有一套。於是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弟子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一股龐大的政治勢力。 之後，一羣以顧憲成所謂弟子門人為主幹的“東林黨”開始走上歷史舞台，在朝廷中大肆拉幫結派、奪權攬權，排除異己，為了所謂的“天下大同”，結成黨派，朝廷很多重要職位都被東林黨人擔任。結果硬生生將其他不想結黨的官員逼的加入秦黨、齊黨、楚黨、浙黨等其他政治派系，後來小黨派也頂不住壓力，最終逼到了“九千歲”魏忠賢的門下，“閹黨”由此誕生。
在明朝萬曆末年，天啓年間，東林黨與閹黨在朝堂上進行了慘烈的政治搏殺，最終以東林黨人失敗告終，以左光斗、楊漣等為首的一批東林黨人慘遭魏忠賢殺害。
崇禎帝登基之後，全面剷除魏忠賢，欽定閹黨《逆案》。東林黨一夜之間鹹魚翻身，成為朝堂第一政治勢力，繼續影響朝政，最終明朝滅亡。
到了南明時期，已經樹大根深的東林黨不僅不思考怎麼拯救國家和百姓，反而變得越來越跋扈，也使南明時期的黨爭更為激烈。
最開始的東林黨的確強調“實學”，也出現過一批人品高尚、剛正不阿的直臣君子，主張反對官員腐敗貪污、進一步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亂國、反對朝廷徵收大量商税礦税，贊成降低農税等等。
但東林黨規模越來越大，自身成員的成分也越來越複雜，很多成員都是江南地區的豪族地主出身，還有一些成員本身就是貪官污吏，很多人只是攀附東林黨，搞個前程而已，最後東林黨變成只會空談儒家義理，在明朝晚期內憂外患的國家時局中，對一系列重大的經濟、政治、軍事、社會、民生問題束手無策。
而反對徵收商税礦税，則更是出於很多東林黨人的私心。
明朝晚期江南地區是當時全國商業和礦業最為繁榮的地區，沒有之一，而此時的朝廷外憂內困，東北方有後金國，西北方有農民軍，國家財政異常困難，並且長期處於入不敷出的狀態。
東林黨要是真心愛國愛民，就應該幫助皇帝制定合理的商税和礦税政策，為國家解決難題。但東林黨中有很多成員都是江南地區的豪族、地主、商人出身，他們與江南地區的商業、手工業、礦業有着非常緊密的聯繫，繳納商税與礦税就是割他們的肉。
周明初教授在其著作《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中指出：東林黨人就是“一羣沒有多少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的士大夫團體，“在好同惡異，黨同伐異方面，東林黨比起其他諸黨成員來，常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終滅亡，晚明的那些黨人們特別是東林黨，都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
李伏明教授在《倫理政治的內在矛盾與明後期的腐敗：從張居正到魏忠賢》中強調：東林黨人雖然“主張進行一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改革，但他們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對症下藥的政策出來”，他們只會“無所顧忌而一味排擠打擊所有東林黨的反對派，其悲劇的結局可以説是‘咎由自取’，也是早已經預定了的”。
另一位邱以寧教授則肯定了東林黨的初衷政治思想，但也對其腐化的中後期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從文化角度看晚明東林黨人》一書中説道：“東林黨人在時局動盪之際，能夠以道自任，致力於社會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們的人格精神是值得人們為之讚揚，為之欽佩的；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東林黨那極其狹隘的門户之見，以及……意氣用事，挑起了晚明朝堂劇烈的黨派鬥爭，不僅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的摧毀，同時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和傷害”。
第二個故事
公元1664年，也就是清朝康熙三年。在杭州城的刑場上。
這一天有五個身穿明朝服裝、沒有剃髮易服，並梳着明朝髮式的人出現於刑場面前。
為首的，就是南明朝廷最後一位真正的大臣——張煌言（字蒼水）。
臨刑前，他寫下一首詩來表達此刻自己的心情：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
獨挽龍髯空間鼎，姑留螳臂強當輪。
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
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他用了“螳臂當車”來形容自己，的確，張煌言就是那種“不識時務不為俊傑”的頑固老頭子。但是，就是因為存在反抗民族奴役的這些張煌言們這種“姑留螳臂強當輪”的悲壯，恰恰顯示了我們中華民族百死困絕中那種決然不屈、前赴後繼的偉大民族精神。
他帶血的身影，為南明歷史畫上一點都不圓滿的句號。
這兩個故事講完了。
回顧那個思想畸形、社會崩潰的時代，在那個病態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亂荒唐社會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犧牲，都會被認作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行為。隨波逐流呢，又不能帶來真正的解脱。
無論是朱子理學還是陽明心學，在喊殺聲面前，在鐵蹄面前，它們都是那樣蒼白和無力。
思想，在火與鐵面前，就是那樣的蒼白。
明末清初的詩人閻爾梅嘆息過：“嗟夫!士大夫居恆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飛水脱，為疾風勁草幾人乎?”
這位曾經追隨史可法，準備為大明朝死節的詩人，這位自詡愛國的漢人，早在張煌言十三年，便帶着一家人投入清朝巡撫趙福星手下做幕僚。他為了養家餬口，早早地死心塌地為清朝這個異族新政權服務。
這樣的“聰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計其數。
但是，前有史可法，後有張煌言，皆可成為閻爾梅這種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風勁草”的榜樣。
隨着洪承疇、吳三桂、尚可喜、孔有德、馮銓、孫之獬之流，這些病態的“清醒者"，最終成為晚明士人所謂的“表率”。
文人士大夫所謂“成仁取義”的精神意識，最終匍匐於異族外力的刀鋒利刃之下。
自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46年間，有名有姓叛明降清的“貳臣”，有136人之多。但是，死於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卻多達3787人。
這個數字，不是明末遺民杜撰，而是乾隆帝《勝朝殉節諸臣錄》的官方統計數字(勝朝，是指被滅亡的明朝，人數是按照社會名流和官員來進行統計的)。
中華忠烈，一直都是不絕如縷。
所有這些人，或為封疆大臣，或為布衣文士，或為社會名流，國難之時，他們皆臨危不懼，挺身赴難，百折不撓，殺身成仁。
史可法、高傑、夏完淳、陳子龍、張名振、瞿式、張同敞、張煌言等等，這些歷史人物，象徵着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驅動力。
英雄們個人的犧牲精神和笑對死亡的大無畏，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最寶貴的財富。
這種冒死不顧、為義殉身的宏大景象，證明了中華民族的確是個偉大的民族，使其定格為統一的大一統民族國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死亡，對於每個人來講，都是無法逃遁的。大無畏的犧牲和求死渴望，成為永恆者光榮的涅槃。而眷戀貪生的依順者，則變成變節者和貳臣，永遠被世人唾罵。
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會永遠成為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榮光。
正是因為有他們的存在，中華國家短暫的四分五裂，或者因為西方入侵而遍體鱗傷，甚至有的政權一時間分崩離析，都能在強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癒合創傷。
這一切的背後，是中華民族堅不可摧的信念。
而這種信念所依憑的英雄個體，勢必成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華文明永恆的旗幟。
正因為仁人志士的示範，我們古老的帝國才沒有成為帝皇們宏圖霸業的基石，也沒有淪落為如同其他三個古老文明一樣的中空歷史殘骸。一個王朝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被拋入了歷史的深淵，但鮮活沸騰的靈魂，卻永遠會從死亡的古老軀體上騰然而起，引導我們進入更加光明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