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 | 財經小鋤頭，作者 | 小鐵鍬
三胎政策終於落地。網上大家一片熱議。各種調侃、段子滿天飛。
但如果再回顧教育行業的兩則新聞，我們能發現，串起來看，三胎的伏筆早就打下了。
第一則新聞：近日，由中國好公益、活力社區及活力親子園舉辦的“誰來負責2600多萬0—3歲流動及留守兒童的成長髮展”媒體研討會在京召開。
第二則新聞：5月24日，北京市海淀區教委開會要求教培機構不得上市的傳聞推動教育中概股新一輪跌勢，在傳聞中，還夾雜着節假日不得補習的消息。25日午間，海淀區教委對此傳聞發聲。
這兩則新聞的影響力截然不同。
人們對於留守兒童成長的關注，遠不及節假日不得補習、教培機構不得上市。
但這兩則新聞結合起來看，再加上在6月1日“六一兒童節”生效的《未成年保護法》，以及三胎政策，我們能發現，國家試圖將兩極分化的教育現狀往中間拉一拉。
沒有人管的留守兒童，得給他們託託底，而瘋狂“雞娃”的父母、機構們，則需要潑潑冷水。
託底是好事，但潑水降温降得下來嗎？
教育資源在往平均化走，會增加你的生娃意願嗎？
“雞娃”是中產父母的選擇，更是社會經濟的影響“雞娃”並不是咱們獨有的，從早兩年的《天空之城》，到今年的《頂樓》，韓國人的雞娃讓不少中國父母悚然一驚，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小巫見大巫”。
韓國的父母不惜向老師下跪，讓孩子獲得一個全方位得到輔導的機會。至於要付出的錢，則完全不值一提。
（《天空之城》中藝瑞母親跪求老師）
在美國也同樣如此。“直升機父母”這個詞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出現了。
所謂“直升機父母”，就是父母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孩子上空，時時刻刻、全方位地督促孩子學習。
雞娃，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在美國經濟學家馬賽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和法布里奇奧·齊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的《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一書中，兩位經濟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因素在教育策略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經濟上的不平等，是父母選擇“雞娃”的關鍵。
從縱向時間軸來看，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西歐和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指標是比較低的。大家的工資收入、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沒有誰想着要去“雞娃”。到了80年代美國社會兩極分化開始日益嚴重，與此同時父母參與孩子的教育越來越多，他們給了孩子更多的管束和激勵。
從橫向各個國家的對比來看，當前美國上過大學的人的平均收入是沒上過大學的人的兩倍。然而這個數據在瑞典，卻只有1.2。換句話説，如果沒上大學的美國孩子的年收入是6萬的話，上了大學的美國孩子有12萬。但是在瑞典，沒上大學的瑞典孩子也有10萬，上了大學，也只有12萬。
為了多出的2萬，讓孩子寒窗苦讀18年？自然沒有這個必要。
這樣的對比，在中國同樣適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所以70後、80後這一批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極少感受到“被雞”。他們的父母抱持的心態是，如果你是讀書的料，我自然砸鍋賣鐵地供你，如果不是，讀箇中專，當個幼師、護士也沒什麼不好。
1990年的《標點符號用法》中有這麼一個例句：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在化學系學習；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讀機械製造專業；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這確實代表了當時主流的觀點。
但是到了2000年之後，世界變了。
人們看到的是，教育回報率高的驚人。
那些“無意中”讀書讀出來的70後、80後從村鎮流入了城市，從小城市流入了大城市，乘着國家飛躍式發展的東風，完成了家庭財富的迅速增值和積累。
讀書，有用了。
雞娃，開始了。
而背後的原因是相似的——經濟的不平等加劇了。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基尼係數還不到0.3。到了2000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逼近0.5。
教育機構賺的是“順勢而為”的錢孩子有了被“雞”的需求，教育機構才有了生存的空間。
從1993年到2000年左右，70後80後們出國潮起，在北大讀書的俞敏洪敏鋭地發現了這個商機，靠着做“留學英語培訓”，成為了培訓第一人。
他的新東方，截止到2000年，已經佔據了北京約80%，全國50%的出國培訓市場，年培訓學生數量達20萬人次。
新東方賺的錢，一開始還是那批想要“自雞”的70後、80後們，還沒有延伸到孩子們身上。這個邏輯和我們剛剛談到的基尼係數是相對應的。
70後、80後要先享受到教育帶來的紅利，才會 All In 教育。
到了2003年，俞敏洪的北大師弟張邦鑫創辦了奧數網，針對中小學生的課外培訓開始了。
這也開啓了幾代中國中小學生的“奧數噩夢”。
奧數我，就是後來與新東方一較高下的好未來的前身——學而思。
2006年，新東方登陸納斯達克，這是赴美上市的教育第一股，一時風光無兩。
2010年，學而思也去納斯達克敲鐘了。彼時，學而思整合了中考網、作文網、高考網、家教網、幼教網等域名，真正將中小學生教育一網打盡。
不過，2010年的新東方還沒有感受到來自學而思的威脅。這一年，新東方總淨營收為3.863億美元，淨利潤為9400萬美元。
此時的學而思，在深耕流量。
在學而思打造的社區裏，討論話題從幼兒園入園覆蓋至大學留學指導。家長們“雞娃”的趨勢已肉眼可見的熱度蔓延開來。大量家長分享考試資料、擇校信息，還有不少人交流家庭教育經驗，以及學區房的選擇。“十萬份歷年試卷庫，最及時升學消息”，這是社區對家長的價值。
2016年，杭州《都市快報》發表八版長文《瘋狂的學而思 瘋狂的校外培訓》，劍指其招生、教學等方面的“火爆”和“瘋狂”。
2017年，已更名為“好未來”的學而思市值達到127.43億美元，以1.28億美元的優勢超過了新東方，將新東方擠下了教育企業第一的交椅。
教育機構真真正正地、全方位地出現在了各個年齡段的孩子的生活中。
與之相對應的是家長們年年增長的家庭教育開支。前程無憂在2019年曾經做過一項前程無《2019國內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調查》，調查顯示，38.8%的受訪家庭用於子女校外教育和培養的投入佔家庭年收入的2-3成。
“雞娃”形勢愈演愈烈。教育培訓機構掰着手指頭，已經數不過來了。而且逐漸向前發展到了幼兒培訓階段。
同時，赴美上市的教育機構也越來越多。下圖就是截止到5月27日，赴美上市的中國教育培訓機構的不完全名單。
到了2020年，市場已經完全進入“癲狂”的狀態。
整個2020年，有超過500億資金流入教育行業，創下歷史新高，比2019年增加了5倍。
一年500億是個什麼概念，滴滴在網約車大戰中燒錢燒了六年，CEO程維在內部信中稱虧了370億元。愛友騰三家長達十年的長視頻之戰，總計燒錢1000億。
猿輔導、作業幫、跟誰學等一批專門做K12的機構雖沒有上市，但在這個賽道上狂奔突進，成為了融資機構的香餑餑。
中國2億中小學生的學習需求，被各類培訓機構深度挖掘，這已經成為了一個擁有千萬級從業者，萬億級規模的市場。
雞娃，幾乎成為了所有“中產”家長的選擇。
培訓機構，順勢而為，把錢賺了。
“最嚴”監管之下，雞娃的生意怎麼做？中國教育看北京，北京教育看海淀。
我們再仔細看海淀區教委的回覆，就會發現，隱藏的信息不少。海淀區教委指出，“北京市海淀區教委開會，教育機構暑期不許開課”這條信息是虛假信息。至於“教培機構不得上市”，則隻字未提。
於是，坊間傳聞又起，作業幫的IPO暫停了。
有相關從業人員在抖音透露，某個城市3500家培訓機構被關閉了1900家。
可以預見的是，培訓機構的日子不會好過。在美上市的教育股已經先跌為敬了。好未來在5月21日和5月24日兩天，股票下跌30%。新東方的下跌趨勢也和好未來相似。
海淀區教委另一項隱秘的行為，可能對培訓機構的打擊更大。
海淀區市場監督局聯合海淀區教委發佈《教育培訓行業廣告發布重點內容提示書》，對轄區內教育培訓類的廣告主、廣告經營者及廣告發布者提出了十五條具體規範，在廣告內容、廣告地點、身份資質等方面都給出了細緻要求。《提示書》規定，教培廣告不得含有涉嫌誘導點擊的描述、不得編造政策變化用語，如“最新通知”、“好消息”、“新政”、“考綱變化”等。同時廣告也不得對教育、培訓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證性承諾，常見的如保過、一次性通過、免學免考等，都被列入了禁止範圍。
那麼，接下來，雞娃的生意怎麼做？
生命不息，雞娃不止。
在整體經濟環境不會得到根本性轉變的情況下，培訓機構的生意仍然有的做。這就是為什麼，好未來和新東方在5月25日，又迅速回彈了10多個點的背後邏輯。
“財經小鋤頭”認為，倒下的可能只是那些沒有雄厚資金，也沒有名師加持的中小培訓機構。它們要麼迅速向大機構“賣身”，要麼趁着手中還有餘糧，關門大吉。否則，越來越嚴峻的市場，只會面臨着越來越沉重的壓力。
而大機構趁着這波“黑天鵝事件”，收穫一批流量，細水長流，慢慢經營，或許反倒能越做越大。
不過機會還是有的。
培訓機構們若能和中小學實現“校企合作”，做一些五點到六點的專業培訓，彌補這段父母沒下班、孩子已放學的尷尬時間段，從“小飯桌”“託管”手中搶時間，或許是一條值得探索的好路子。
校企合作的客單價雖然低一點，但流量是不愁的。
另外，名師們自建IP，做口碑，小而精，也許有一天，難保《天空之城》父母伏低做小求名師那一幕不會出現。
《小捨得》裏不是已經拍出來了嗎？
（《小捨得》中田雨嵐當眾向老師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