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貪腐比蘇聯更駭人權貴隨便一出手，就夠百姓奮鬥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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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大家上午好，小編這廂有禮了，閒話不多説，我們略過前戲，直奔主題吧。

提起“特權階層”這個名詞，大家可能第一時間就會想起蘇聯。在缺乏約束的那一小撮人長達數十年的生吞活剝之下，一個曾盛極一時的超級大國硬是從歷史舞台上黯然退場，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與之相對的是，從腓特烈大帝時代開始，德國就建立了以廉潔高效而著稱的官僚體制，在這種制度的保障下，德國一躍成為英法最忌憚的對手。這種印象一直延續到了納粹時期，在喉舌的粉飾下，整個德國看上去被鑄成了一塊鋼板，整個國家充滿活力。然而遺憾的是，當時的德國不但被腐敗問題困擾，其嚴重程度甚至比蘇聯還要觸目驚心。

縱觀歷史，能夠忍受貧窮，同困難作鬥爭，這其實並不算十分偉大的功績，而是偉大的歷史人物通往成功的“必修課”；真正難得的是在發達後仍不忘初心。有多少血氣方剛的進步青年最後變成了國家罪人，又有多少高呼民主的鬥士轉而墮落成獨裁者？那些最初懷揣着崇高信念的革命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談當時的納粹黨裏有多少政治投機者和野心家了。

1935年9月，希特勒在紐倫堡的盛大集會上高呼要“善待那些納粹元老們”，他巧舌如簧地將最初追隨他的那一小部分人包裝成“受害者”，稱正是這些人經受住了外來的擠壓與迫害，德國才有今天。話説了一大堆，元首不外乎就一個意思：“特權階層”存在不但是必要的，更是理所應當。這番講話把納粹內部也分了級別：當初跟着希特勒像流氓一樣到處打砸搞事的那幾位，享受的待遇是一個檔次，1933年以前跟着納粹對抗德國政府的那批人是另一個檔次，而後加入進來的又得另算。

這樣一來，咱們最熟悉的那幾張“老面孔”便一下子被擺在了温牀之上，納粹高層連“同德國人民共進退”的最後一點矜持也不要了。咱們來舉個例子：1932年早些時候，戈培爾還只是柏林大區的一把手，年薪不過619帝國馬克（根據戈培爾本人於當年的申報），放到今天也不過僅約4060元人民幣，確實是十分寒酸。然而僅數年後，他的年收入就超過了40萬帝國馬克，其中約70%是從各個渠道得來的“合法福利”。

其實早在紐倫堡大會舉行之前，納粹高層就已經着手行動了：按照相關倡議，加入納粹時黨員號在100000以內的被視為“元老”，不久， 這個範圍便被進一步擴大。納粹高層對德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進行了進一步的分級，甚至在核心權力圈內部也出現了階層的分化。我們從一個細節就能看出端倪：第三帝國政府職能部門很少設立副職，而部門領袖在本部門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希特勒等人正是希望以此給整個德國套上森嚴的階層制度，從而滿足其對權威的渴望。

毫無疑問，這種決策是在開歷史的倒車，被擺上温牀的權力階層一下子就失去束縛。咱們剛剛提到的戈培爾，到了1943那會兒，這位第三帝國的宣傳部長年薪不到4萬帝國馬克，他卻能輕而易舉地從各家報刊雜誌那兒領到鉅額“稿費”，其中僅《帝國》報紙一家就能貢獻超過30萬帝國馬克。在貪污方面，戈培爾還有一手絕活：1939年，他曾以18萬帝國馬克的價錢將一棟別墅出售給一位德國企業家，不過他絲毫沒有搬出別墅的意思。不久，戈培爾的另一棟房子被德國電影公司收購，後者不但主動將房子免費提供給戈培爾使用，還承擔了別墅的保養費用。

有趣的是，早在1936年，柏林市政府將位於伯根湖畔的一座豪宅以近乎白送的方式提供給戈培爾居住，後來，戈培爾對這棟房子進行了擴建，柏林市政府十分識趣地將附近超過200公頃森林的“開發權”也贈送給了他。按照雙方約定，戈培爾可以隨意對林地進行任何方式的改造，而一旦戈培爾決定不再使用這些林地，那麼柏林市政府將會派專人進行評估，不但不收錢，還得倒貼給戈培爾一筆“補償金”。

除了在房子上下文章，藝術品和文物也是納粹權貴們賺外快的重要手段之一。眾所周知，希特勒曾是一名失意的美術生，而當他大權獨攬後，骨子裏的“藝術氣質”又冒了出來。在元首的帶頭下，納粹大大小小官員都搖身一變成了“藝術品收藏家”。掌權者們以藝術品為媒介進行權力交易，最後甚至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這兒有個駭人的數字：二戰結束後，盟軍成立了“被掠奪藝術品收集中央辦公室”；到了1949年3月，辦公室內登記的藝術品便多達24.9萬件——它們可以填滿10座盧浮宮。

這方面的佼佼者無疑是咱們所熟知的帝國元帥戈林，戈林對財富喜愛已經到了一種偏執的程度，只要青睞於某樣東西，他一定會將其拿下。戈林對藝術品尤其出手闊綽，不過，他的“闊綽”也是有前提的：戈林購買文玩時經常挪用公款，而這些玩意兒，他會十分“慷慨”地送給同僚或是做捐贈；而自己掏腰包買來的，他總會低調地讓人送到家裏，小心翼翼地收藏起來。

對戈林而言，公款買來的藝術品，他恐怕一早就沒當成自己的；而這些公家錢買來的東西最終用來結黨營私，打點關係籠絡人心，“公款公用”。戈林的這一手絕活在德國特權階層內部掀起了一股效仿風氣，而戈林本人也從中撈到了大量油水。據統計，他花在各處寓所翻修上的錢就超過1000萬帝國馬克，而當時德國百姓的平均年薪也不過只有1800帝國馬克而已——大小官員隨隨便便一出手，就夠一名普通德國百姓奮鬥數十年了。

戈培爾和戈林的例子絕非個例，而是當時納粹德國貪腐風氣之下的典型而已。希特勒作為納粹黨魁，口口聲聲“為了德國人民”的他也把腐敗當成收攏人心的主要手段之一。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50歲生日時，希特勒就豪送100萬帝國馬克；經濟部長馮克也曾收到一筆來自經濟界的“孝敬錢”，大約有50萬帝國馬克。希特勒得知後讓其全部退回，自己親自補償了50萬。

以“補貼”為由，納粹德國政府給“老近衞軍”們的待遇實在是令人豔羨，打着各種旗號的津貼五花八門，一年下來，每人都能收到一筆價值不菲的鉅款。這種制度比備受詬病的“斯大林的錢包”好不到那會兒去，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在以希特勒、戈林等國家領袖的帶頭下，貪腐之風吹遍了整個德國，無數財富被納粹特權階層消化，德國人民積極創造的財富，很大程度上僅僅是滋養了這羣蛀蟲。更可悲的是，那些當真對崇高主義懷揣幻想的革命者，很快便被現實上了一課。

我們在很久之前提到年輕的克格勃主席謝列平時，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謝列平是個很純潔的理想主義者，他十分看不慣蘇聯高層對領導人鋪天蓋地宣傳、出門前呼後擁的做法。他總是獨自出門，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很疑惑地問他：你為啥不帶警衞呢？謝列平答曰：咱們這種人，還用得着保護嗎？謝列平因為他的清廉與耿直遭到同僚孤立，以至於被迫早早退休，納粹德國特權階層中有個極為相似的例子。

曾擔任帝國首席建築師的施佩爾在整個納粹高層都算出身不錯的，但他卻作風低調，十分樸實。施佩爾於1935年在柏林購置了一套僅125平方米的住房，即便是日後飛黃騰達，他也沒有豪擲重金買別墅。施佩爾深受德國“獻身主義精神”的薰染，經常把自己辛辛苦苦做建築設計的酬勞捐給國家，此舉不但沒有受到尊敬，反而遭受同僚恥笑。有一天，戈林揶揄施佩爾説：“有錢擺在眼前都不掙，您這完全是胡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