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百年政治史，真正明智、能垂範後世的政治家沒有幾位，英國首相丘吉爾居之無疑當之無愧。説他明智，不僅僅因為他勳業彪炳，他有比事功更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政治是怎麼回事，他比別人看得更明白、更透徹。他的見識，比其他政治人物高明很多。
他是亂世中脱穎而出的英雄。危急關頭，需要堅定的領袖力挽狂瀾，英國人於是選擇了丘吉爾。如果不是二戰之初國勢阽危大難將至，他未必能出任英國的最高領導。1945年，二戰的硝煙尚未完全散盡，百戰成功的丘吉爾立刻被請出唐寧街十號。在他的不朽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裏，他引用古希臘作家普魯塔克的名言：“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誌。”
丘吉爾有純正的貴族血統，受過完整的貴族教育。那個時代英倫的貴族教育，説到底就是政治精英的教育，內外雙修，文史兼通。他是哈羅公學的擊劍冠軍，醉心歷史。經典的史籍，從來就是資政之學、向政之學。他既精通時務，又全然貴族教養，是現代民主政治中難得一見的大政治家。不過，他那種高人一等、咄咄逼人、擇善固執的派頭，在民主政治的官場上是福是禍非常難説。
現代史家一致認為，丘吉爾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英勇衞士。沒有他在二戰中的殊死抵抗，歐洲的民主版圖將完全淪陷，現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也會完全不同。這一點毫無疑義。有趣的是，史上最偉大的民主衞士對民主的看法卻迥異常人，疑慮重重。
丘吉爾有一句名言：除了人類嘗試過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民主的確是最壞的政府形式。
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換句話説，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如同你説天下所有美女以外，西施是最醜的女人。其實你是説西施是天下第一美女。我們一般在這層意思上欣賞這句名言，欣賞丘吉爾的機智、幽默和文采——英語原文音調鏗鏘，比中譯漂亮多多。
但我們通常忘了丘吉爾的第二層意思：民主並非完美無缺，它只是比其他政治制度好一點。很多問題它解決不了，它自身也有問題。
民主的問題是什麼？民主的問題就是選民，就是公眾，就是民意。丘吉爾説，你到街上去找一個普通選民聊上五分鐘，你就能找到反對民主的最好理由。
最可能出現的狀況是：那位選民要麼什麼都不懂，懵懂無知；要麼自以為什麼都懂，誇誇其談。在正常社會里，政治是高深的學問，精微的藝術，複雜的操作。但在大多數選民的眼裏，政治很簡單，非黑即白。伴君如伴虎，伴民有時尤勝伴君。選民、公眾往往很愚蠢、很短視，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在哪裏。民意沸騰，最終燒傷的常常是民眾自己。
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丘吉爾看來，二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是一場“不需要的戰爭”。二戰所以發生，民主國家公眾的愚蠢和政客的軟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二戰回憶錄》裏，丘吉爾認為，一戰結束後，戰勝國最大的一件蠢事，是在《凡爾賽和約》裏要求德國繳付鉅額戰爭賠款，“其苛狠和愚蠢，竟達到顯然不能實現的程度”。這種賠款要求“反映勝利者的憤怒，也反映戰勝國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戰敗國能付得起相當於現代戰爭費用的賠款數額”。
現代戰爭費用浩大，而戰勝國能從戰敗國那裏掠取的財富，遠遠低於公眾的想象。除了一些細軟和特殊人才，戰勝國幾乎無物可取。那些東西的價值，與戰爭費用相比，連九牛一毛都不到。《凡爾賽和約》開出大約十億英鎊的罰款，德國人根本沒錢付，除非經濟全面崩潰，回到赤貧。回到赤貧，更沒有錢付。
丘吉爾説：“羣眾始終不瞭解這種最簡單的經濟事實，而一心想取得選票的領袖們，又不敢向他們説清楚。報紙和領袖們一樣，反映和強調流行的見解。各國當權者沒有人能超越或擺脱公眾的愚昧之見，向選民宣佈這種基本的、無情的事實。即使他們説了，恐怕也沒有人相信。”
最後的結果極其荒謬：德國並沒有真正執行十億英鎊的戰爭賠償，反而由英美兩國向德國發放了十億五千萬的貸款。德國迅速走向復興。但《凡爾賽和約》的巨大恥辱，在德國孕育了強烈的民族仇恨。這種民族仇恨的代表，就是狂熱的、邪惡的現代暴力憤青之祖——奧地利下士希特勒。希特勒把全世界拖進了戰爭。
民主政體的最大優點，大概就在於到了關鍵時刻，能夠找到代表公眾真正利益、為公眾服務、值得信賴的政治家，比如丘吉爾。他厭惡短視激烈、反覆無常的民意。但他愛英國，也愛那些亂七八糟的選民。願意為他們付出“血水、苦水、淚水、汗水”（blood，toil，tearsandsweat）。
我甚至有點懷疑這段“四水”的演講半是真誠的表白、半是取悦民心的表演。以他的個性和理智，應該很不喜歡公開煽情。那是非常時期，他知道這個平常不屑為的小伎倆會很管用。他説過，政治絕不是光明磊落的競技（game），而是一門誠實的生意（earnest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