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立旭
周恩來是我黨的創始人之一，長期在中共中央核心中擔任領導職務，新中國建立後，一直到逝世，擔任國家總理。出身於蒙古族的烏蘭夫，是我黨早期黨員，曾到蘇聯學習和工作，後長期在蒙古族地區從事革命活動，建國後長期擔任內蒙古自治區領導職務，後到中央領導民族統戰工作，曾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統戰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家副主席。在長期工作中，周恩來與烏蘭夫結下了深厚友誼。
周恩來與烏蘭夫第一次見面，是在1928年的莫斯科。當時，烏蘭夫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做教學翻譯工作。
烏蘭夫後來在他寫的回憶周恩來的文章《為少數民族的解放和發展嘔心瀝血 》中回憶了他和周恩來第一次見面的情況：
周恩來同志是乘到莫斯科參加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便，到學校來看我們的。周恩來同志和我們一見面，就像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關心地問這問那。他簡要地給我們講了六大精神和國內形勢，問過了我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後，鼓勵我們好好學習，希望我們學成回國為我國革命貢獻力量。他的話雖然不多，但是給了我們很大鼓舞。在交談中，有人告訴他，我和幾個同志是蒙古族，他的目光馬上集中到了我們幾個蒙古族青年身上，並帶着微笑説：“你們是蒙古族，好極了！好極了！”他的格外關注，使我們幾個蒙古族青年有點拘謹，一時不知道該説什麼，過後我們都為沒能給周恩來同志多説幾句話而無不感到後悔。周恩來同志與我們交談時的深沉目光和親切關注，長久地迴盪在我心底深處。
周恩來在與中山大學的中國同志談話時，講了許多鼓勵的話。周恩來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熱情，為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而獻身的精神，對烏蘭夫影響非常大。讓烏蘭夫特別感動的是，周恩來對中國的幾個蒙古族革命青年十分關注。他不僅是把烏蘭夫等蒙古族同志看作中國蒙古族人民革命力量的代表，而是把他們看作中國少數民族的革命代表，周恩來着眼的是整個蒙古族乃至全國各少數民族。
周恩來的革命熱情鼓舞着烏蘭夫，他下決心回國投身到中國革命鬥爭中去。
◆1927年，烏蘭夫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9年6月烏蘭夫回國後，一直記着周恩來的話，以高度熱情投身中國革命鬥爭。他參加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後擔任組織委員、書記，在內蒙古地區組建農會、培訓幹部，傳播革命。即使在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清洗共產黨員時，烏蘭夫始終堅定革命信念，經受了嚴峻考驗。
1941年，烏蘭夫赴延安，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延安民族學院教育長，主要任務是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後來他進中央黨校學習，參加延安整風。就在延安整風進行中的1942年，烏蘭夫在延安又同周恩來見面了。後來烏蘭夫回憶他與周恩來這次見面的情景時説：
周恩來同志是從重慶回延安來參加整風的。這次相見同第一次見面時比較，14年的艱苦歲月，使周恩來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雙眼顯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談話，表現出了隨着閲歷的加深，他更富有經驗，更成熟了。見面後他就説：“雲澤（烏蘭夫）同志，你的情況王若飛同志已經給我講過，我都知道了。”又説：“你回國後，在綏遠地區做羣眾工作，做軍隊工作，還搞了百靈廟暴動和武裝鬥爭，特別是在鬥爭中培養出了一批蒙古族幹部，乾得很好嘛！”我説：“這些事都是按照黨的指示做的，特別是王若飛同志在綏遠（內蒙古西部地區）期間，代表中央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體指導，過去工作中取得的這些成績，是蒙、漢族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奮鬥的結果。我的工作還做得很不夠，同黨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在談話中，周恩來同志提到一些內蒙古地區的人物，而且對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基本情況都很瞭解。這説明周恩來同志很關心少數民族工作，很注意研究內蒙古的問題。
周恩來的話，使烏蘭夫深受鼓舞。特別是周恩來説的“贏得抗戰勝利還要進行艱苦鬥爭，中華民族在危難中，我們肩上的任務還很重，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這句話，使烏蘭夫感到身上的擔子非常重。在此後的工作中，烏蘭夫始終記着周恩來的話，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為培養中國少數民族幹部，為發展內蒙古地區的蒙漢各族武裝力量而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貢獻。
由於烏蘭夫在抗日戰爭中，在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工作中，在領導西北地區人民革命鬥爭中，尤其是在領導黨的民族和統戰工作中，有重大貢獻，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8月，中央決定由烏蘭夫任綏蒙省政府主席，在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負責在內蒙古地區開展工作。這確定了烏蘭夫在中國共產黨民族和統戰工作中的領導地位，以及他在內蒙古革命和蒙古民族解放事業中主要領導人的地位。這樣，烏蘭夫與在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中的周恩來聯繫也多了。工作中許多重要問題，烏蘭夫都與周恩來商量，周恩來也對烏蘭夫的工作給予具體指導。中共中央也在領導民族工作實踐中，形成了中央統一領導，各中央局分區負責，全面開展內蒙古工作的格局。
抗日戰爭勝利後，具有戰略眼光的烏蘭夫把主要精力放到領導內蒙古自治運動上。內蒙古自治，不僅是實現中國民族團結民族平等政策的具體實踐，而且能夠擴大共產黨領導和影響的區域，一開始就得到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支持，因此，進展很快。1945年11月26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烏蘭夫等21人為執委會委員。這個組織，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因此，內蒙古自治也是由共產黨領導的。1946年初，烏蘭夫組成東蒙工作團，赴興安盟王爺廟與東蒙負責人達成東、中、西部蒙古族聯合，實行自治的一致意見。這年的4月3日，召開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決定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為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領導機關，逐步建立統一的、代表蒙古族及其他各民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人民政權。這個運動，代表了內蒙古地區蒙古族及其他民族羣眾的意願。
◆1938年,烏蘭夫(前左二)在伊克昭盟新三師駐地。
1946年，國民黨開始挑起內戰。內戰開始時，中國大部分地區還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國民黨的軍隊不僅數量多，而且裝備好。內戰一開始，國民黨就佔領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許多城市。這一年6月到1947年6月，是解放戰爭十分激烈的階段，戰爭形勢也很嚴峻。在這樣一個歷史條件下，為了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烏蘭夫考慮了這樣一個帶有戰略性的計劃：儘快建立內蒙古自治區，把已經解放了的內蒙古東部大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與西部蒙古族地區連成一片。這樣，既能通過民族區域自治，保障蒙古族的自治權力，又能擴大共產黨領導的地域。他於1946年8月1日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初步構想。
烏蘭夫的電報發到中央後，中央十分重視。而此時，周恩來因國共談判已經破裂，於1946年12月從南京回到延安。他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協助毛澤東指揮大的戰役，以及擴大解放區上，同時，處理北部與西部民族問題，也是當時周恩來重點抓的工作之一。烏蘭夫的計劃報到中央後，首先是周恩來看了，他對烏蘭夫有這樣的戰略眼光和全局意識而高興，也贊成烏蘭夫的意見。周恩來把烏蘭夫的材料送給毛澤東看，並且詳細介紹了烏蘭夫的設想。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立即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案，他當即表示贊成。194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開會，一起研究了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問題。五大書記都認為，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好，這是貫徹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一個實際步驟，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
五大書記會後，周恩來於1947年3月23日起草了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內蒙自治諸問題的意見》的電報稿。
在這份電報稿中，周恩來除表示同意建立內蒙古統一的民族自治政府外，還明確指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並非享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政府，內蒙古自治區仍屬中國版圖。同時，對內蒙古自治區與各解放區的關係、黨的工作、政權建設、軍事鬥爭，以及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其他問題，都作了明確指示。併成立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烏蘭夫任書記兼東北局或西滿分局委員。
電報指示起草完畢後，由中共中央批准，於3月23日讓工作人員向主管內蒙古工作的中央東北局轉西滿分局、熱河分局、晉察冀中央局、晉綏分局、西北局等黨組織並轉烏蘭夫同志發出此件。
烏蘭夫是執行這個指示，具體籌備建立內蒙古自治區的主要領導人。他接到電報指示後，認真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籌備建立內蒙古自治區。在此過程中，烏蘭夫一直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繫，並且多次得到周恩來的具體指示。在周恩來、烏蘭夫，以及其他籌備建立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導同志共同努力下，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於1947年4月23日在興安盟王爺廟召開。這次大會選舉產生了內蒙古自治政府第一屆臨時參議會。1947年5月1日，臨時參議會選舉產生了內蒙古自治政府和參議會領導成員。烏蘭夫當選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也是在這一天，烏蘭夫在王爺廟向全國宣告，內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5月19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聯合覆電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祝賀我國建立了第一個規模較大的民族自治區。此後不久的11月26日，烏蘭夫提議，報中央同意，將王爺廟改為烏蘭浩特市，即蒙古語“紅色的城”。在內蒙古自治區建立的過程中，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始終予以關注，並且協助毛澤東，對有關內蒙古自治的重要問題，隨時作出指示。可見黨中央和周恩來對內蒙古自治區的建立和發展傾注了很多心血。
建立內蒙古自治區時，其區劃到底是多大範圍，這個範圍內的共產黨組織、共產黨領導的羣眾組織、地方政府、軍隊，到底怎麼樣統屬，還不十分明朗。雖然中央對其轄區已有總的設想，但那時烏蘭夫他們只控制着內蒙古東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客觀上還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內蒙古自治區。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內蒙古地區陸續解放，明確內蒙古行政區域的問題就提到了日程上。周恩來在劃定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域時，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從1947年5月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到1948年底，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烏蘭夫以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其他領導同志，都提出了要明確劃定內蒙古自治區區劃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如果不明確，會直接影響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真正、有效貫徹執行。烏蘭夫等同志的意見報到中央後，周恩來十分重視。到1948年底，中共中央已經在考慮決定打倒國民黨後建立新中國的方案時，內部確定周恩來為新中國政府總理人選。此後，周恩來即開始考慮具體而迅速解決內蒙古自治區區劃的問題。1949年初，中央準備開七屆二中全會時，周恩來即請烏蘭夫整理出一份有關內蒙古基本情況的材料，要求在材料中提出內蒙古自治區區劃問題。周恩來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領導同志商議，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討論、解決這個問題。烏蘭夫將材料整理好送給周恩來後，周恩來即在中央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之前，把烏蘭夫整理的這份材料批發給與會同志。
◆1947年4月24日，烏蘭夫在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
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同志討論了關於內蒙古自治區劃問題。周恩來在會上提出，應該恢復內蒙古歷史上本來面貌。出席全會的同志經過認真研究討論，也認為恢復歷史上內蒙古的區劃，改變國民黨及歷代統治者對內蒙古實行分割統治的狀況，有利於民族團結，也有利於當前革命形勢發展。最後，黨中央提出，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逐步實現內蒙古東、中、西部的統一。自治區領導機關先由烏蘭浩特搬到張家口，待綏遠解放後移至歸綏（即今呼和浩特）。實際上，中央已經在此時確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的區劃，包含了撤銷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形成東、中、西部蒙古族區域統一的自治區劃，這是深受蒙古族歡迎的方案。但原熱、察地區個別同志對中央這一意圖不理解，執行中拖延。周恩來很快發現了這一問題，他為貫徹執行中央的意圖，做了大量協調工作，耐心説服對歷史和民族問題不太瞭解的同志，並且把情況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也對此問題十分重視，十分堅定地表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意圖抓緊落實。烏蘭夫把情況向周恩來彙報後，周恩來表示：這個問題是中央已經定了的，毛主席也説過了，按中央定的辦，我再做做工作。中央決定由周恩來出面做協調工作。周恩來找有關人員多次談話，耐心地做説服工作，很快就做通了工作，經過幾次區劃調整，內蒙古自治區區劃問題到此徹底解決，中央的意圖得到了貫徹執行。
對於周恩來為確定內蒙古自治區區劃所花費的大量心血，烏蘭夫直到晚年仍然感念不已。他説：
經過周恩來同志多次耐心的談話，做通了有關同志的工作，這個問題才得到了圓滿解決。1952年夏天，內蒙古自治區領導機關由張家口遷到了歸綏（呼和浩特）。後來又在周恩來同志的關心和主持下，經過幾次區劃調整，內蒙古自治區的行政區域才形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做到了毛主席説的“恢復內蒙古歷史上的本來面貌”。
在舊社會，我國蒙古族同胞深受反動統治者壓迫，多數蒙古族同胞依靠牧業、半牧業為生。特別是在邊遠牧區從事遊牧生產的蒙古族同胞，經濟不發達，文化水平低，幾乎沒有什麼現代醫療條件，因此，我國蒙古族牧民中，疾病流行。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我國蒙古族牧區的牧民中，流行許多種傳染性極強的傳染病。這些疾病的蔓延，使蒙古族的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則很高，造成了蒙古族總體人口下降的現象。
上世紀50年代初，內蒙古自治區領導同志，特別是烏蘭夫，十分重視根治危害我國蒙古族羣眾的幾種傳染病的問題，並且把這個問題報到中央，引起周恩來的高度重視。他非常讚賞內蒙古自治區提出的內蒙古牧區要實現“人畜兩旺”的口號，並且很快批准了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提出的根治蒙古族中的傳染病的方案，並且從中央財政撥款，解決根治蒙古族中傳染病的費用，還要求全國各省、市都給予有力支持和全面幫助。在內蒙古自治區根治傳染病的過程中，周恩來全程關注，親自過問，許多重要決定，都是在他直接主持下進行的。
◆1957年8月，在青島召開的全國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作《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左二為烏蘭夫。
在國家還很困難的情況下，為了支援內蒙古自治區醫治傳染病，由周恩來主持，從中央和一些省、市抽調了大批醫務人員，組成了許多支醫療隊，前往內蒙古牧區醫治蒙古族同胞的疾病。周恩來親自批准，從全國各地調用了許多當時屬於先進設備的醫療器械和當時最好的藥品，以保證醫治傳染病的需要。有些藥品，還由周恩來親自批准，動用外匯，從國外進口。在周恩來親自關心下，在烏蘭夫等內蒙古自治區領導同志的具體領導下，在中央和有關省、市支援下，經過中央和各地赴內蒙古自治區的醫療隊全體醫務人員的努力，僅僅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蒙古牧區的傳染病即得到控制，後來僅僅用了幾年時間，就把給蒙古族廣大羣眾造成巨大災難的傳染病徹底根治了。
烏蘭夫生前回憶這個經過時，仍然感慨萬千，他説：
這一給內蒙古草原和整個蒙古民族帶來歡樂和幸福的勝利，內蒙古人都知道，是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關心和指揮下取得的。
在三年困難時期，上海和華東地區的幾十個孤兒院裏，有幾千名孤兒，因為食品不足、營養不良，大批患病，還經常有夭亡的。這些孤兒院向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彙報了這個情況，康克清十分焦慮。她為安置這些孤兒，一直在想辦法，也做了不少地方的工作，希望這些地方能夠安置這些孤兒。但當時各省的糧食和其他物資都缺乏，連成年人的生活都處於極大困難之中，安排這些孤兒有困難。康克清向周恩來談了這個情況後建議：是不是可以從少數民族地區調一些奶粉。周恩來説：“康大姐，請你直接與烏蘭夫商量，看看他能否有辦法從內蒙古調一些奶粉過去。烏蘭夫可是解決困難的能手啊！”康克清正準備起身去內蒙古，碰巧烏蘭夫到北京開會來了，就找烏蘭夫談了這件事。烏蘭夫聽到這一情況後，立即表示，內蒙古自治區可以幫助這些孤兒。烏蘭夫提出了兩個幫助辦法：一個辦法是給他們送一些奶粉；再一個辦法是把這些孩子送到內蒙古，由蒙古族牧民撫養。
康克清聽後，覺得烏蘭夫提出的把這些南方孤兒交給牧民撫養的辦法最好，當即表示贊成。烏蘭夫回到內蒙古自治區後，自治區領導班子也在這件事上達成一致意見。但烏蘭夫考慮問題是很細緻的。雖然大家都同意這個解決辦法，但這樣做會使大部分孤兒將來都變成蒙古族的後代，這是否符合民族政策？想到這，他又直接打電話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在電話中説：“你們想得很周到，這是一舉三得的好事情，何樂而不為呢！”接着又説：“上海那邊很着急，每天都有孤兒患病死亡。你們最好抓緊時間，先把孤兒接管過去，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同上海的同志磋商。”不久，周恩來在北京見到烏蘭夫，再一次對他説：“你和康大姐商量的把上海和華東孤兒送到牧民家裏撫養的辦法很好嘛！內蒙古地廣人稀，特別是牧區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歡，多收養些南方孤兒，幫助解決了南方的燃眉之急，並且對發展牧區人口和以後建設還有好處，符合‘人畜兩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組織好，把孩子們安排好。”烏蘭夫説：“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安排好，準保他們吃得胖胖的，長得壯壯的。”
◆烏蘭夫和孩子們在一起。
從1960年到1961年，內蒙古自治區在兩年中，先後派出幹部，到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等地，陸續把無人撫養的幾千名孤兒接到內蒙古自治區，安排在牧民家裏，由牧民撫養。蒙古族的牧民們像對待自己的親骨肉一樣，對待這些南方孤兒。
周恩來十分關心這些孤兒，親自過問這些孤兒的安置情況，每次烏蘭夫到北京開會，周恩來都要問到這些孤兒的情況。內蒙古自治區解決不了的事，周恩來親自批准，由中央政府來解決。考慮問題細心周到的周恩來得知許多孤兒年齡小，身體差的情況後，和烏蘭夫商定：這些孤兒中，年齡小的，身體弱的，先由自治區送到專為他們設的育嬰院撫養，等這些孤兒年紀大一些，身體也強壯了，再由牧民來領養。烏蘭夫回去後，即按周恩來的意見加以落實。烏蘭夫後來在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中寫道：
如不知道這段歷史，誰能相信他們的出生地在祖國的南方。在周恩來同志支持下辦的這件事，就當時講，為這批孤兒找到了最好的歸宿，就發展蒙古民族、繁榮牧區來説，是很有意義的，養育這批孩子的阿媽、阿爸們，看到這批已成材的孩子給他們和牧區帶來生氣和幸福，對支持辦這件事的周恩來同志，怎能不發自內心地感激！
建國後，烏蘭夫主政內蒙古自治區。在許多具體工作中，周恩來對烏蘭夫的工作都給予支持和幫助，使內蒙古自治區很快就發展起來。特別是當時蘇聯援助建立的一些工業基地，經周恩來批准，建立在內蒙古自治區，對內蒙古自治區的工業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以建設包頭鋼鐵基地為例。在50年代蘇聯援建中國的項目中，周恩來決定，把一個建設鋼鐵基地的項目放在包頭，將包頭作為重要工業基地來建設，並且列入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項目確定下來後，烏蘭夫同志即安排重要幹部，調集大批人力物力，進行包頭工業基地建設。周恩來也始終關心包鋼和包頭工業基地的建設。
◆1959年10月15日，周恩來為包鋼一號高爐出鐵剪綵。（左起）李維漢、烏蘭夫、周恩來、斯捷潘斯基、葉劍英。
那時的包鋼所在地，還是一片荒漠。在周恩來關心、支持、組織下，支援包鋼、支援包頭、支援內蒙古自治區建設的大軍，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趕來，設備和物資也成批地調進。在烏蘭夫的具體領導下，從內蒙古自治區內也抽調了幹部和技術人員，培訓了第一批鋼鐵工人，一座座廠房拔地而起，一棟棟居民樓也建設起來，用很短的時間，即把包頭建設成一座包括大型鋼鐵企業在內的新興工業城市。烏蘭夫後來回憶在周恩來關心下建設包頭工業基地的歷史時説：
當一號高爐開始出鐵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親自到包頭剪綵，慶祝包鋼建設的初戰勝利。1959年10月15日上午，周恩來同志到包頭後，沒有休息就聽包鋼建設情況彙報。他邊聽彙報邊看藍圖，仔細詢問了每項主要工程的進展情況，對包鋼建設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見。下午我陪同他到包鋼參加一號高爐剪綵慶祝大會。剪綵後，他又在包鋼廠區視察，和工人交談，第二天接見了職工代表並作了報告。他諄諄囑託要把建設搞好，要把高爐管好。他高興地説：你們做出了歷史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們勝利了。但是，這勝利還是初步的，還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鋼建設，加快包頭和內蒙古的建設，奪取建設的更大勝利！
在“文化大革命”中，烏蘭夫受到衝擊，周恩來向毛澤東提出，要保護烏蘭夫，得到毛澤東同意。因此，烏蘭夫是列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的受保護名單的人。在周恩來關心下，中央採取措施，讓他住在部隊裏，得到了充分保護。許多造反派想揪鬥烏蘭夫，都成為空想。
烏蘭夫雖然受到保護，但失去了為黨工作的機會，內心也是痛苦的。1971年林彪事件後，形勢好了一些，在周恩來建議下，經毛澤東同意，一些老同志陸續出來工作。周恩來也想到了烏蘭夫。1973年黨中央準備召開十大。周恩來提議，讓烏蘭夫出來工作。雖然遇到了很大阻力，但在周恩來的一再努力下，中央同意烏蘭夫恢復工作，並且到了北京。周恩來還進一步提出，要讓烏蘭夫參加黨的十大，並且把他擬定為中央委員人選。但當時康生、“四人幫”在中央還很有勢力，他們設置了重重障礙，阻撓烏蘭夫參加黨的十大和當選中央委員，還講了許多對烏蘭夫的誣衊不實之詞。周恩來在多次會議上，與康生、“四人幫”辯論，並據理力爭，糾正和批判了説烏蘭夫“反黨叛國”“搞分裂”等一切誣衊不實之詞。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還特意提到1945年10月中央派烏蘭夫去蘇尼特右旗解決那裏搞的一個所謂“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問題，説：如果烏蘭夫同志是搞分裂，他怎麼能去執行這個任務？周恩來還説：當時，烏蘭夫同志是“單刀赴會”，隨時有生命危險，如果他是搞分裂，他能這樣冒險去做工作嗎？周恩來大聲説：“在抗日戰爭剛剛勝利，國內國際形勢十分複雜的情況下，烏蘭夫同志能不顧個人安危，敢於只帶幾個人去同那個搞分裂活動的‘政府’展開面對面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周恩來的話駁得康生、“四人幫”啞口無言。在周恩來力爭下烏蘭夫參加了黨的十大，並且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正式出來工作了。
◆周恩來與烏蘭夫（中）。
烏蘭夫生前每想到這件事，都感到對周恩來有一種無法報答的感激之情。烏蘭夫認為，周恩來對他的這種關心和愛護，已遠遠超出了個人情感，而是他對所有民族幹部和少數民族的關心和愛護。
烏蘭夫復出後，周恩來就考慮還是由他來做民族工作。那時，國家還處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還在台上，民族工作機構已經被打爛，還沒有恢復。已經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十分關心民族工作，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先在全國人大設立一個民族政策研究小組，並且提出“組長還得烏蘭夫同志當”。雖然受到“四人幫”的阻撓，但在周恩來直接關心下，這個研究小組還是設立了。一開始，這個小組人很少，只有幾個人，但地位卻很重要。它實際上是在周恩來直接指導下，由烏蘭夫親自領導，統管全國民族工作的總機構。再到後來，周恩來提議，由烏蘭夫任中央統戰部長。但由於“四人幫”的阻撓，直到周恩來逝世，這一提議仍然沒有實現。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中央決定烏蘭夫任中央統戰部長。周恩來生前的這一心願才得到實現。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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