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從青藏高原一路東下，半路“開了個小差”，溜達到蒙古草原一日遊，又從陝北高原與呂梁山之間，悄然南下抵達華山腳下，再一路向東。同時陝北高原還有一條洛水，由西北向東南方向流淌，與渭水、黃河在華山腳下聚首。
洛水以東與黃河以西，這部分陝北高原和關中平原地帶，就叫作“河西之地”。秦國和魏國，在這塊貌似“平庸”的土地上，七十年時間經歷了五次大戰，史稱“河西之戰”。
第一次河西之戰：
公元前413年至408年，魏國以吳起為大將，動用強大的魏武卒，多次打敗秦軍，奪取繁龐、元裏、臨晉、合陽等地，設西河郡。
第二次河西之戰：
公元前401年至390年，秦國為奪回河西地區，十餘年東征不斷。公元前389年，吳起以5萬魏武卒，擊潰50萬秦軍，創下了戰國史上最懸殊的以少勝多的戰例，秦國人被迫將防線收縮於洛水西岸。
第三次河西之戰：
奪取河西之地後，魏國將戰略重心轉向東方，秦國獲得了喘息之機。公元前366年至262年，秦軍乘魏國無力西顧之際，奪回了少梁和繁龐兩座戰略要地，甚至一度攻入河東。但強大的魏國，在解決了趙國和韓國聯軍後，回師河西，秦國人知趣地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處於對峙狀態。
第四次河西之戰：
公元前353年，魏軍與趙、齊、楚之間爆發著名的“桂陵之戰”，孫臏以“圍魏救趙”之策，打敗魏軍，生擒主帥龐涓。秦國人趁魏軍在中原戰場無暇自顧時，發兵東渡黃河，攻克魏國舊都安邑。次年由商鞅領軍，又攻克固陽等地。
逐步衰退的魏軍，東西雙線作戰，他們被迫在河西修建崤山長城，企圖頂住秦軍的軍事壓力。就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第二年秦孝公宣佈與魏國和談，把父親秦獻公和自己，兩代君主十幾年時間奪回的部分河西之地，又重新還給了魏國，再次把防線退縮到洛水以西。
河西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裏，以至於兩國幾十年兵鋒不斷？秦孝公為何將到嘴的大肥肉，又吐出去了呢？
回到地圖上不難發現，秦國無論是東出還是西首，有三個戰略要點：一是東南方向的武關，對手是楚國；二是東面的函谷關，對手是韓國、齊國；另一個就是河西，直接面對魏國與趙國。
相對於武關和函谷關的天險屏障，河西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如果魏國想要入侵秦國，過了河西就直接面對秦國首都櫟陽，關中腹地也毫無遮擋地暴露在魏國人的刀尖下。
所以，從戰略安全上講，洛水、黃河，以及二者之間的河西之地，是懸在秦國頭上的達摩利斯之劍，必須掐在自己手上。
另外，河西大平原水源豐沛，是著名的大糧倉，那裏人口密度大，商業發達，經濟繁榮，是個大錢袋子。軍事戰略地緣的重要性，和經濟地位的不可或缺性，就是秦魏兩國幾十年不停死掐的原因。
既然河西之地那麼重要，秦國又取得了軍事上的主動，秦孝公為何卻把到手的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了呢？
秦孝公肯定不是慈善家，秦國人也不允許他那麼慷慨，之所以讓出河西，一是軍事層面承受不起魏國的壓力，二是秦國內部的政治危機急需解決，他被迫以退為進而已。
桂陵之戰後的第二年，齊威王信心爆棚，驅使兩位馬仔宋國和衞國，一起發兵重鎮襄陵，企圖徹底打趴魏國。假如第一軍事強國魏國趴窩，齊國毫無疑問將取而代之，齊威王將迎來自春秋以來的齊國第二次稱霸。
只可惜齊威王同學學業不精，不懂得什麼叫“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不清楚桂陵之戰勝在哪裏。
桂陵之戰並不是大規模的兵團作戰，齊軍的勝利，贏在了孫臏的一個“奇”字上，魏軍被牽着鼻子來回跑，中了齊軍的伏擊，魏武卒的優勢根本沒辦法發揮。而襄陵之戰則不同，雙方在大平原上兩軍對壘，拼的是實力。
當謀略失效後，齊軍的戰鬥力在魏武卒面前不堪一擊，孫臏也無力改變局面。魏惠王為了確保戰局優勢，還強迫韓國充當馬仔，從聯軍背後襲擊宋、衞。
在這種情況下，齊、宋、衞三國聯軍潰敗，襄陵之戰以魏軍完勝告終。第二年，魏惠王攜襄陵之戰的餘威，迫使另一強國趙國簽訂城下之盟。根據新達成的盟約，魏國糾合趙國、齊國，揮兵西向，瞄準了趁火打劫的秦國。
公元前350年，魏國重新奪回安邑，又兵圍固陽。
以秦國的軍事實力，單獨面對魏國都毫無勝算，如今魏國得到山東諸國的支持，打下去秦國肯定保不住河西。萬一聯軍打興奮了，一腳跨過洛水，對秦國來説就是滅國之災！
在強大的軍事威脅下，秦孝公審時度勢，決定對魏惠王低頭，他忍痛與魏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條款，將十幾年時間浴血奮戰奪回的河西之地，再度割讓給魏國，以換取魏國退軍。同年，為了降低軍事威脅，秦孝公下令將都城從櫟陽，西遷至咸陽。
其實即便秦軍夠強，能抗住魏齊趙聯軍，秦孝公也扛着不住國內的壓力，弄不好不等魏國人開火，他自己就被老秦貴族搞下台了！秦國發生了什麼？商鞅變法帶來的政治危機！
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拉開帷幕，力度之猛前所未有，其中有兩條法令，掀起了驚濤駭浪：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二十等軍功爵制。
商鞅變法涉及的範圍極廣，為何這兩條要拿出單獨談呢？因為這兩條法令，直接把刀架在了老秦貴族特權階級的脖子上。
自西周分封制開始，中國就是以宗法制為核心的等級社會，豢養了一批王室、公室、卿室為代表的特權階級，他們憑藉出身，就可以父子相傳，世世代代享受特權，這就是世卿世祿制。
春秋戰國時期的王權是相當孱弱的，天子和國君都要受制於宗室勢力的掣肘，甚至被玩成傀儡。比如齊國的國高二氏，魯國的三桓，楚國的屈景昭三家等，幾乎完全架空了王權。
商鞅變法的核心，就是要幹掉這個特權階級，實行中央集權和王權獨裁，以保證國家利益不被宗室勢力分割，進而在國家意志領導下，保證行政效率的高效。
因此，廢除世卿世祿，代之以軍功獲爵，等於革了老秦貴族的命！
秦魏第三次河西之戰時，商鞅變法正處於第一階段最艱難的時刻。這段時間，秦孝公作為商鞅變法的支持力量，對老秦舊貴族採取了高壓政策，包括甘龍、杜摯、公子虔等權貴，都遭了無情的打壓和清洗。
表面上秦孝公勝了，其實反對派只是被壓制住了，暗流一直在湧動。假如這時候秦國再遭受聯軍毀滅性打擊，毫無疑問，老秦貴族肯定會乘勢而起，甚至勾結境外勢力顛覆秦孝公的政權。
內憂外患，往往內憂比外患更具摧毀性！在這種形勢下，秦孝公被迫犧牲河西，消弭外患，集中力量推行商鞅變法，從根子上解決國家貧弱，無疑是一個明智之舉。
果然，秦國讓出河西后，走向下坡路的魏國，也不願意繼續征戰，秦國人獲得了寶貴的和平期。秦人遷都咸陽後不久，商鞅變法的第二階段工作順利推行，從此奠定了秦國崛起的政治基礎。
可見，秦孝公拱手讓出河西，既是形勢被迫下不得已的選擇，也是他韜光養晦的戰略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