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是東漢末年黃巾起義軍喊出的口號。
起義之時，張角一聲令下，數十萬人同日而起,其組織之嚴密、聲勢之浩大無不令人驚歎。
那麼，張角是怎樣藉着太平道的名義組織起一場如此大規模的起義的呢？漢朝統治者為何又對太平道勢力的坐大置之不理呢？
大瘟疫肆虐則為張角傳佈太平道提供了有利時機
靈帝統治時期,政局黑暗,百姓們水深火熱之中苦苦掙扎。建寧、熹平之際,大瘟疫又頻繁襲擊神州大地。既缺吃少穿,又缺醫少藥的百姓紛紛斃命於疫癘之中,絕家滅户的慘境時有發生。
趁瘟疫肆虐之機，張角便“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説以療病”,也就是説，張角以治病救人的方式開始了太平道的傳播。
在佈道過程中，經太平道道師救治者,病情不甚嚴重的，確實痊癒了,而對病入膏肓者,道師也無力迴天。
可是對病人的生與死,道師們都有一種無損自己聲譽的説法,即“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者,則為不信道”。這種解釋,無疑會使太平道的“靈驗性”倍增。
在死亡線上掙扎而又孤立無助的百姓，本來就非常渴望能有神靈拯救，幻想神明能帶給他們太平與光明。以張角為首的太平道傳教師們以神靈代表自居,向廣大百姓傳播能帶來太平與光明的太平道，當然能撥動千百萬窮民的心絃。
同時,太平道“靈驗”的治病助貧的實際功能又解了窮民的燃眉之急，使他們在危難與疾病中得到了慰藉與保護。
由此，太平道及其治病助貧的消息不脛而走，不久即引起了強烈的社會轟動，民眾皆“神而信之”。
深切感受到這種轟動的張角，便積極尋求拓展布道之機。
光和年間，漢王朝統治更加黑暗，無以為生的民眾的不滿情緒普遍高漲，與此同時，大瘟疫又接連不斷地在東漢帝國境內流行開來。這就為張角擴大送醫佈道提供了良機。
張角不失時機地“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從形式上看,“八使”仍是傳道治病，暗中卻抓緊了組織動員百姓起義的工作。
在“八使”的動員與組織下，“青、徐、幽、冀、荊、揚、袞、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
漢朝統治階級對異端神學的寬容助長了黃巾軍的興起
順帝時,琅邪人宮崇獻給順帝一部“神書”，即《太平清領書》,後來被稱為《太平經》。被時人視為“天書”或“神書”的《太平經》，繼承了道家哲學、陰陽五行學説、傳統的宗教思想、巫術以及儒家的倫理觀念,吸收了當時的天文學、醫藥學、養生學等自然科學成就，建立起一整套宗教神學的龐雜理論體系。
《太平經》所描繪的理想世界是地主階級改良派追求的封建理想王國，它的指導思想反映了地主階級改良派思想家以改良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願望，主張通過將剝削和壓迫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來緩合社會矛盾,以求得王朝統治的安穩。
東漢安順以來，政局日趨腐敗，天災不斷，民不聊生，社會動盪，統治危機已經出現。這種背景下，宮崇將《太平經》作為“安王之術”獻給順帝。雖然《太平經》從根本上維護的是封建統治者的利益，但它畢竟不是官方正統神學，對黑暗現實又多有指責，所以當時的執政者對它採取了極為審慎的態度，一些當朝權貴甚至斥責其為“妖妄不經”，因而最終被打入冷宮。
桓帝之世,襄楷復獻此書,並聲稱“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同時還特別強調，順帝無視此書，才導致“國胤不興”。然而，《太平經》受冷遇之命運並未因此獲得改變。
到靈帝時，情況卻發生了很大變化，《太平經》得以傳播開來。
靈帝時期，一方面作為統治思想的儒學進一步衰落，其維護封建統治的功能隨之喪失殆盡；另一方面,安順時期出現的統治危機已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種情況下，統治階級亟需在儒學之外尋求新的思想支柱，以改良政治，變易風俗，慰藉人心，重新恢復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靈帝便一反順、桓冷落《太平經》的常態，對《太平經》表現出莫大興趣。
不僅如此，很多地方官吏不僅允許《太平經》流傳,而且還認為它對朝廷統治是有利的。
《太平經》的際遇反映出時代對異端神學的需要。
正由於官方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放鬆,整個社會便出現了有利異端神學傳播的寬鬆氣氛，民間宗教勢力紛紛崛起，黃巾軍的興起和發展才有了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