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階層在東周的周遊列國可謂是舊有體系崩潰的體現

在西周初,周人建立了分封制與宗法制兩大制度,確立了西周社會的社會階層體系。在當時整個西周社會從上到下,大致是“卿大夫、士、庶人、工、商、人臣(妾)、皂隸、圉人”。其中自士以上,不但享有人身自由,還享有政治權利,地位最高;庶人、工、商,代表了從事農業、手工業、商業的三類人,雖然享有人身自由,但不享有政治權利;人臣(妾)以下,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不享有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最低,基本上就是奴隸。

底層的士人,其實身兼兩重身份:既是農業生產者,也是周王國軍隊的兵源。通常而言,士人需要“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士人家庭中,可能存在庶人或奴隸幫工的現象;但底層士人家庭的庶人幫工,大部分可能是庶子或庶弟,這就是所謂的“士隸子弟”——士以兒子或弟弟作為服侍者。

依據宗法制,這一社會人羣體系,自庶人以下,向上爬升的概率極小;自士以上,往下降級的概率極大。宗法制,就是嫡長子繼承製:兒子們中,嫡妻生下來的最大兒子擁有第一繼承權;如果嫡子沒剩下兒子,則庶子中年齡最長者擁有第一繼承權。

士人階層在東周的周遊列國可謂是舊有體系崩潰的體現

對於家庭中其餘的兒子,宗法制也規定了去處:天子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諸侯;諸侯之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長子繼承,其他兒子則成為士人;士人職位由嫡長子繼承,其餘兒子就不再分配土地,降級為庶人。

從宗法制的內容看,早起春秋時期的“士”,來源相當單一:就是西周初周人及其同盟,以及在周人兩次東征過程中忠心投靠周人的商人,也就是早期的西周貴族階層。

士人的來源雖然單一,但單個士人的經歷,在進入春秋後卻比西周初時要複雜得多了。西周的每個家族,無論當初社會地位如何之高,其後人經歷數代,都會出現身份急劇下降、最終降級成“庶人”的命運。

士人階層在東周的周遊列國可謂是舊有體系崩潰的體現

如此前提下,為避免後代捱餓受窮,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家族,就想出了一個規避宗法制的辦法——讓子孫後代投奔其他諸侯國,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比較出名的人物就如曹劌,其祖上是曹國諸侯,但到曹劌或他父輩時,因為是庶出,為避免社會階層的劇烈降低,被迫從曹國投奔到魯國,成為普通士人。

這種因為宗法制限制而轉投別國的現象極為普遍。這類士人本身出自貴族家族,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識面及能力未必比嫡子低,甚至還可能強於嫡子。但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有發揮的機會,被迫投奔了別國。曹劌投奔魯國後,雖然只是普通士人,但由於他所具備的知識和能力,讓他能夠在魯國脱穎而出:在長勺之戰中助魯國戰勝齊國後,他就從不能吃肉的底層士人登堂入室,一舉成為魯國大夫!可如果留在曹國,他的命運可能就只能降級成庶人,連參與議政的機會都沒有。

這也許就是宗法制的殘酷和壓制人才的一面。

士人階層在東周的周遊列國可謂是舊有體系崩潰的體現

除了曹劌,典型案例還包括千古第一相管仲。管仲祖上是周穆王,到了管仲父親一代時,就被迫離開周王室跑到齊國來當大夫。管氏這一支之所以要到齊國謀發展,很可能也是由於宗法制限制,無法在本國發展,被迫到齊國謀生。結果,到管仲時他就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一舉天下聞名。

當然,當時士人還有因為政治鬥爭失敗而投奔別國的,典型就是孔夫子之祖孔父嘉在國內政治鬥爭中被殺,孔父嘉後人被迫逃離宋國,逃到了魯國。後來,孔夫子在魯國成為一代宗師,名聞天下。

到了春秋中後期,由於爭霸越來越激烈,各諸侯國開始對本國徵兵制度進行改革,慢慢就出現了另一變化:士人的來源更加多元化了。

典型案例如晉國在平定欒盈之亂時,就徵召了原來的奴隸斐豹。斐豹在殺死欒盈信任的大力士督戎後,其奴隸身份被解除。以斐豹的個人能力,從奴隸升為士人而為當權者賣命的人生軌跡已清晰可見。

不光是斐豹,為了擴充兵源,春秋時就有諸侯國就開始向庶人徵兵。庶人一旦有了服兵役的義務,那麼他們擁有政治權利也就成為必然。也就是説,很多原來的庶人,政治地位也從此上升,成為了新一代“士人”。

士人階層在東周的周遊列國可謂是舊有體系崩潰的體現

最早對徵兵制度進行改革的是晉國,韓原之戰敗於秦國後,晉惠公親信呂詒甥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這兩項改革中,“作州兵”的改革,就是將晉國兵源擴大到了庶人。在別的諸侯國都只向士人徵兵之際,晉國卻默默地將兵源擴大了——難怪晉文公回國才五年就能戰勝楚國而一舉稱霸,早在他回國前九年,晉國軍事實力就已默默地增強數倍了!庶人既然服了兵役,相應的他們就應該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新“士人”。不過,由於他們的根基遠比老一代“士人”淺,因此鮮有機會走到歷史前台。

不管如何,隨着社會動盪程度不斷加大,不斷地對西周舊有的社會人羣架構體系造成衝擊,原本不屬於士人階層的人物也紛紛冒頭,因各種機遇而成為士人。除了斐豹之外,鄭國商人弦高、齊國寺人夙沙衞、晉國寺人披等等也是典型例子。這些人物的出現,無不對當時各諸侯國的政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總而言之,春秋早期的士人,都是源於西周的貴族階層;但到中後期以後,隨着東周諸侯互相侵伐的力度不斷加大,各諸侯國為加強本國綜合實力,不由自主地放開了底層人羣上升的渠道,使得士人階層來源更加多元化。

這就是禮崩樂壞的大格局下,舊有社會階層體系開始崩潰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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