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offer的陳璐，感覺待在家的每一天都漫長又難熬。
清晨天還沒亮，奶奶就站在她房間的窗户外嘮叨：“又睡懶覺”、“還沒回學校，畢業證也沒領”、“讀這麼好的學校找不到工作”、“在家浪費了半年”……陳璐用被子矇住頭，不想聽到有關畢業、就業的任何話題。
春節以來，陳璐在家裏待了三個多月。其間，她經歷了考研失敗、北京疫情無法返校、找不到工作等接連的波折。
2022年全國考研報名人數457萬，高校計劃招生的總人數僅有110.7萬，這意味着，有近四分之三的考生落榜。隨着就業難度增加，“學歷通脹”越發嚴重，而“雙非”（非“985”非“211”高校）本科生，往往處於就業的劣勢一端。
在考研、考公和求職的滾滾人潮中，“雙非”本科生們，正在經歷一個略顯殘酷的畢業季。
“考研能逆天改命嗎？”
“考研真的能逆天改命嗎？”有時候陳璐會忍不住問自己。
她就讀於北京的一所“雙非”外國語院校的新聞專業，從大一開始，就定下了考研的目標：考上一所“985”、“211”的研究生。
陳璐的老家在湖北荊門的農村，父親開農機養家，母親在廣東打工。而她父母同輩的兄弟姐妹中，有人曾考上大學，在城市安家，過上了與她的父輩完全不同的生活。這使她和家人更加確信：學歷可以改變人生。
陳璐報考了華東師範大學的社會學專業，屬於“三跨考生（即跨地區、跨學校、跨專業）”。這意味着她要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裏，學習一門陌生的學科，主要依靠自學。
有“過來人”建議她：“如果決定考研了，就不要給自己留後路。”但學習任務完不成時，她“會逐漸對自己失望”。
陳璐的考研複習資料。
去年冬天，陳璐晚上在寢室樓道里背書。
有時，陳璐坐在考研教室裏會抑制不住地掉眼淚。她從家人的隻言片語中得知，父母繼續供她和讀初中的妹妹唸書，負擔很重。也是從那時起，考研失利，成了她意料之中，卻又如釋重負的一個結果。
就讀於一所二本農業院校的李曼，同樣選擇了“三跨考研”。她報考了湖南師範大學的學科思政專業，希望回家鄉的省會城市做一名高中政治老師。
大學四年裏，她是別人眼裏的“拼命三郎”。行政管理專業第一（綜合績點3.83）；評上過三好學生、優秀共青團員；考取了高中政治教師資格證……但這些榮譽卻“連教師編制的門檻都摸不着”，“本科二本院校，又不是師範專業，如果不考研究生，想當老師很難。”
她從2021年3月開始備考，比大多數人都早。每天在自習室、食堂、寢室三點一線中穿梭，無暇顧及求職、實習。但這種狀態只延續到了9月份，距離考研還有4個月。
那時輔導員通知她，有保研的機會。“學院七個專業，五個保研名額，通過筆面試選拔，每個專業的第一名都有資格參加選拔。”李曼將自己歸類為刻苦型選手，但不足十天的準備時間，打了她個措手不及。
錯失保研名額後，很多人安慰她：“你就差個零點零幾分，太可惜了。”她一度難以接受：當年高考她距離一本線也是僅差2分。
“考研的動力”在她的身體裏潛伏了四年，那一刻好像突然間消失了。她像是泄了氣的氣球，不再每天準時出現在考研教室，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備考。
有的時候，她躺在牀上清醒着，卻怎麼也不想拉開牀簾，開始新的一天，她害怕又一次“潛在的失敗”。
同樣早早準備考研的郭心悦，計劃轉行到“風口”的IT行業。
她學的是新能源科學與工程專業，在她的認知裏，這個專業更歡迎男性。她回憶起大學二年級時，見到一位學姐，光着腳、提着高跟鞋在路邊哭着打電話：自己是專業裏學習成績最好的，7個人的面試，其他6個男生都被籤走了，為什麼唯獨不要她？
專業對口的火電廠、水電廠、光伏電站通常都在遠離城鎮的郊區，如果在一線工作，每週要電廠裏住四天左右，而她不想距離父母太遠。
長時間坐在教室備考，郭心悦的腰痛越發嚴重。有一次，她準備穿鞋出門，整個人卻不受控制地向後仰，頭磕在了寢室的牀架子上。醫院診斷她是腰間盤突出，需要靜養。
躺在牀上的四個月，她每天舉着書或扭着身子備考，為趕不上其他同學的進度而感到焦慮。她有些動搖，並開始謀劃另一條“考公”的出路。
“找不到靶心”
今年2月份，得知考研成績沒過國家線，陳璐比想象中的平靜，考不上研究生，“起碼還能趕上春招。”
受疫情影響，3月中旬，學校要求同學暫不返校，一些急於回北京找工作的同學，有人在外租房，有人提前返校封閉管理，而大多數則留在老家，等待返校通知。
陳璐屬於最後一種。3月份開始，她投遞了100多份簡歷，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少數有回覆的，也卡在了線下面試這一關。
一家智庫公司邀請她參加面試，當她詢問能否線上面試時，對方在招聘軟件上“已讀”，卻再未答覆；有傳媒公司HR提出幫她申請線上參加一面，後來也再沒有消息；距離機會最近的一次，是一家中國台灣商會的公眾號給她發了上午10點的面試邀約，她準時上線，才發現其他的候選人都是線下面試，只有她誤以為是線上面試，尷尬地退出了會議室。
4月初，父親還會一直詢問她：“學校有沒有通知返校？”但看着女兒工作沒有着落，學校一時半會兒也回不去，父親開始替她着急。母親也在電話裏發脾氣，“這半年在家裏都幹了什麼？”
隨着疫情變化，返京變得更加困難。
她的好朋友中，有人保研、有人出國、還有人拿到了大廠的offer。她羨慕他們“有自己拿主意的能力和魄力”，也懷疑自己“太得過且過”。
陳璐形容自己一直是“乖小孩”。小的時候，父母都去了廣東打工，她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住校，由奶奶撫養長大。每次父母回家，她都希望有好的成績單，爭取父母的關注。但他們很少誇獎她，只是告訴她：“要虛心一點，不要翹尾巴。”
她一路依靠“聽話”，去到北京念大學，而同村的大多數孩子只讀到大專就外出打工了。
在大學裏，她感受到的卻是前所未有的迷失，“沒有了一個固定、明確的話讓我聽了，或是做出一個成績，能讓別人開心。”
她回想自己的過去，從來沒有過諸如科學家、醫生、老師等職業理想，“只有高中有一段時間，我想學小語種做翻譯，但這不是我渴望做的事情，我只是需要一個理由讓我去好好學習。”
脱離了應試教育設定的目標之後，她像是一位找不到靶心的參賽選手，逐漸失去了繼續參賽的野心和鬥志。
考公，“相親鏈的天花板？”
由“考研”轉向“考公”的郭心悦，同樣在經歷一段迷茫期。
她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小學老師，出於一種“逆反心理”，她此前沒想過跟父母做同行，甚至在選專業和學校時，故意避免和親戚家的孩子重合。
但疫情之下，她想回家鄉長春工作，考公似乎是更“貼合現實”的選項。
距離2021年11月28日的國家公務員考試還有一個多月，郭心悦報名了1萬多元的國考輔導班，每天在“考公”App上做模擬題，為了督促自己，她還將每次的模考成績和心得發到微博。
郭心悦將行測模考成績發到微博上。
但最終，她以2分之差沒能進入國考面試環節。國家公務員局公佈的數據顯示，2022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212.3萬人通過了資格審查，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68:1。相較往年，國考報名人數及競爭程度都創新高。
郭心悦決定轉戰吉林省考。但因為疫情，省考一再延期。
看着室友們的前途逐漸明朗，唯獨自己還在原地等待，郭心悦一度情緒崩潰，她在電話裏向母親嘶喊：“我真的很差嗎？”
不過重來一次，也許她還是會選擇考公。考上公務員，郭心悦能想象周圍人的反應：“哇！太厲害了”、“長春相親鏈的天花板。”
在她的家庭裏，她很少受到父親的表揚，從記事起，父親就是一個嚴厲的形象。小學三年級時，她和母親作為軍屬，隨軍轉調到長春市生活，此前她的童年都在農村度過。她渴望做成外界普遍認為好的事情來證明自己。
很多次當她面臨選擇時，她都寧願聽從其他人的想法。高中時，做老師的親戚建議她“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她選擇了不擅長的理科；高考填志願，父母希望她不要走得太遠，她放棄了去南方看一看的想法，留在了省內升學；還有不到一個月畢業，她被困在了去往周圍人心裏的“康莊大道”的路上，既不想失去應屆生的身份，又擔心實習經驗不足無法獲得企業的青睞。
得知她的處境後，曾經考研失敗，轉而求職的學長給她發了一段很長的文字：這個選擇我由衷的希望你自己去自己定，甚至都不要聽從家裏人的安排……這樣你以後的時候可以驕傲的向家人，向別人去炫耀，因為這是你自己去奮鬥得來的。即使你失敗了，你也不會去怨恨任何人……
“快人一步離開校園，面臨的卻是待業”
周語寧是一個目標感很強的姑娘，從上大學開始，她就做好了畢業即就業的準備。
她在上海的一所“雙非”高校就讀電子商務專業，身邊超過一半的同學，一入學就決定考研。但她自知很難有沉浸式學習的狀態，更喜歡實踐層面的知識。
她嘗試過自學編碼，做UI設計，但發現和有專業基礎的同學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最終，她將求職方向定在自己更得心應手的項目管理類崗位。閒暇之餘，她報名了PMP（項目管理專業人士資格認證）的線上課程。
今年3月初，她順利地通過了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筆試和麪試，接到HR的口頭offer電話，通知她下週一會發放書面offer。
周語寧是個急性子，週末就簽了租房合同，3月9日深夜，她收拾好行李，從學校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出租屋。然而，搬來的次日凌晨，她所在的小區就因為出現新冠陽性病例，被封控管理。
3月9日深夜，周語寧從學校搬家到了租住的小區。
她提前下單的鍋碗瓢盆、牀單被套都滯留在了運輸途中。沒有儲備任何物資，搬來小區的第一週，她只能依靠小區超市裏的泡麪和沙拉度日。睡覺時，她只佔用雙人牀的一半，因為學校裏帶來的單人牀單隻夠鋪半邊牀。周語寧在焦急地等待着書面offer，每天連垃圾郵件都不放過刷，但沒有任何音信。距離約定時間過去四天，她按捺不住打給HR，才知道，公司所有的春招計劃暫緩，她報名的崗位也不招人了。
周語寧沒有想到，自己快人一步離開校園，將面臨的卻是——待業。
重新打開招聘軟件、企業官網、以及各類求職公眾號時，周語寧發現，相比於疫情前招聘方90%以上的答覆率，現在投遞的簡歷基本收不到回覆，一些崗位還顯示“停招”或“下架”。
周語寧急於找到一份工作。她的老家在河北唐山，母親是一名家庭主婦，作為工人的父親獨自養家，攢下的錢要給哥哥買房子，她“只有靠自己。”
被封控在小房間裏的70多天，周語寧參加了五場線上面試，投遞了近百份求職簡歷。為了獲得更多的面試機會，她將期待薪資從1萬元每月降到了八千元每月。
面試進度也明顯變慢了。平時一週能走完的面試流程，現在可能需要兩週。不少面向應屆生的崗位，都由三到五人縮減到只招一人。她將投遞範圍由互聯網企業，擴大到了金融、汽車等行業，但由於缺乏相關的實習經歷，一面之後便沒了下文。
線上的面試，隔着屏幕，周語寧很難感受到面試官的態度和企業的文化氛圍。她把面試的過程比作相親，從進公司，前台發放信息登記表開始，“你就也在給公司打分。”
TA們的選擇
2022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首次突破千萬，達到了1076萬。4月26日，智聯招聘發佈的《2022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截至4月中旬，46.7%求職畢業生獲得offer，2022屆畢業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約6%。
陳璐也意識到所謂的“金三銀四”，在今年顯得格外冷清。輔導員在線上班會勸同學“放低期待”，勸一些打算“二戰”（再次考研）的同學先就業穩定下來。
5月10日，陳璐接到了一家位於深圳的環保公司邀約，新媒體運營崗位，月薪五到六千元，她最終拒絕了。這是一家小型公司，陳璐是他們招聘的第一個新媒體專員。
她理想的工作月薪八千到一萬元，能夠做一些策劃、創意的輸出，而不是“流水線上的搬運工”。
在家的半年，她也並非“一事無成”。她完成了畢業答辯，在準備英語專業八級考試，也會像個孩子王一樣，帶領妹妹、堂妹、小侄子去地裏摘果子。看着窗外的皂莢樹由冬天光禿禿地，一點點長出了新葉，再到枝繁葉茂。陳璐在微博裏寫下：等不是辦法，幹才有希望。
7月1日，她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聯網文化公司的offer，即將去報到。
陳璐卧室窗前的皂莢樹。
4月30日，在學校裏被封控管理了60多天的郭心悦，收到了可以離校的通知。父親開了7個小時的車將她接回老家，一起回家的還有她大學四年的全部行李。回到家，她反而變得放鬆，每天能睡10個小時，也經常去跑10公里，看看書，打遊戲，和家人聊聊天。
郭心悦逐漸想清楚，參加“省考”不是父母替她選的，而是自己主動選擇的，她是獨生子女，“不希望有一天疫情封控，父母只能向網絡或鄰居求助。”如果“省考”失敗了，她就在家鄉找一份工作，一步一步來。
考研失敗的李曼，暫時擱淺了當高中政治老師的計劃，她簽約了珠海的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5月17日，離開校園時，她最大的遺憾依舊是沒能繼續深造。但確定了未來歸屬後，她感到釋然：達到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最好。
周語寧的春招顆粒無收。她最終選擇了秋招時，一家給她拋出過橄欖枝的互聯網公司，薪資、崗位和上一個“飛走的offer”都有差距。
被封控在上海的兩個多月裏，她經歷了第一次下廚、搶購物資、和新室友的磨合……與4個陌生人合租，冰箱裏沒有位置給她放東西，她只能等室友空出來一小塊地方，馬上把自己的東西填進去；起夜時，她小心翼翼地生怕吵到別人；最難忍受是一個人待在狹小空間裏的孤獨感。
周語寧開始學着自己做飯吃。
她也考慮過回家，尤其羨慕一畢業就領了結婚證的朋友。但留在出租屋裏，過都市漂流的日子也是她自己的選擇。在20多歲的年紀，她期待多見識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有一天，存夠了錢，回老家唐山買一套自己的小房子。房子、錢，對於她而言，意味着安全感——有更多保底的選擇。
堅強自立的外表下，周語寧還是一個惦記着家的小女孩。她記得有一次拔完智齒，牙齦腫着説話都疼，她只能通過電話從父母那裏得到一些心理安慰，但去醫院、找跑腿代購止痛藥、買粥，每一件事都要獨自面對。
6月1日零點，她發朋友圈：“有幸在上海這天看到了煙花。”她租住在一間朝北的卧室，如今終於可以出去見見陽光，過鮮活明快的生活。
周語寧租住的朝北的卧室窗前。（文中受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