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人為何驕傲自稱“第三羅馬”？東正教的宗教改革，你聽説過嗎

我們熟悉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宗教改革，它為歐洲送來了新教革命與啓蒙運動的“春風”。而對基督教世界同樣重要的俄羅斯宗教改革卻鮮為人知。這場運動從中世紀開始一直持續到近代，對“戰鬥民族”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基督教對西方文明的影響可以説深入骨髓。基督教教會由於東、西羅馬帝國的大分裂而分出了兩個宗派。以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為首的東部教區被世人稱作“東正教”，而在西羅馬帝國的殘骸上建立起來的西部教會被世人稱為“天主教”。

我們常常看到西方電影或紀錄片裏頭戴冠冕、身披金袍的天主教教皇，也時常能瞭解到改革了天主教崇拜儀式的充滿活力的新教教會。但是，關於東正教我們瞭解得卻很少。即便是在中國，由於在歷史上來華傳教的傳教士多以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師為多，我們能夠見到的教堂、神龕和宗教組織形式也多是天主教的。

雖説在中國很難看到東正教教堂，但在臨近俄國的哈爾濱市，我們還是能看到佇立在市中心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她以獨特的東方式“圓尖綠頂”和高聳的立式十字架為世人稱道。

我們都知道，天主教經歷了宗教改革運動之後，人人均可自行成立修會。這樣一來，歐洲長期以來的教權和王權之爭便告一段落。這為西方人獨立、自由思想的興起和歐洲民族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我們很少提及，其實在俄國的王權、教權鬥爭中，曾經也發生過劇烈而震盪的宗教改革。這次改革所造成的後果，一點也不比西歐遜色。更貼近東方人的東正教主要就是由俄國人傳承下來的，他們也因此驕傲地自稱“第三羅馬”。

俄羅斯人的祖先斯拉夫人是一羣狂熱的多神信仰者。自從莫斯科大公弗拉基米爾上位以來，他為博得拜占庭和西方等基督教信仰國家的認同，才自覺接受了教會的洗禮。從他開始，羅斯國家因集權模式的推廣而愈發擴張，順帶着也將基督信仰推行到了權力所達的各個地區。

但是，由於國家境內長期以來存在着脱離中央的“習慣”，基督教在東北歐和一些邊遠地帶推行得並不順暢。弗拉基米爾及其後人為堅決推行國家的“一神化”，銷燬了很多民間保留下來的多神教偶像。

他説：“不與基督同道的人，即是我的敵人！”他本人曾多次下令要求民眾公開皈依信仰，並斥巨資在各地修建教堂，將教區管理者和教士的地位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最終，《聖弗拉基米爾法令》確認了羅斯教會擁有收取什一税的權力，自此斯拉夫人終於開始順利地走向基督教化。

在羅斯國家基督教化的初期，教會與國王的關係還很健康。《法令》雖賦予了教會徵税的功能，但也限制了教士們的宗教審判權。要知道，西歐當時可是存在着教會法、教會法庭、世俗法、王室和莊園法庭並立的局面，跟西歐相比，羅斯的法律環境則十分健康。

但是，隨着羅斯國家的擴張，教會成功吸引了各地封建主的注意，他們往往結成同盟，以共同的力量與中央王權制衡。比如，14-15世紀，諾夫哥羅德公國的高級教士就有與地方政府、軍隊及城市長官直接對話的權力。在地方官員的選舉上，教士被規定必須佔選舉團的1/3，甚至更多。有時連外交條約上都要加蓋教會的印章。

隨着歐洲各國經濟交往的愈發頻繁，各地分立與王權分散的局面必然要得到改革。而國王如果想將天下重新“歸於一統”，就必須將教會所佔據的權力、財富和影響力收回。在這一收一放之間，教權和王權隱藏在紙面之下的互相爭奪便逐漸浮出水面。

1551年，伊凡雷帝召開了一場俄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全國性宗教會議——百章公會。會上，沙皇根據俄國國內外情況，調整了教會同國家及西方教宗的關係，決定加強對教廷購買土地權力的限制，並要求收回未經登記和轄區首領批准的教產。

俄國修道院在諾夫哥羅德境內發展最盛。沙皇對此專門派出“審計小組”去核查修士們私人佔有的地產以及修道院津貼。審計的結果顯示，修道院在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之後，已經形成了同世俗領主一般的封建地方勢力。沙皇若不加以限制，恐怕他集權的夢想將會遇到掣肘。從此之後，在中央政府的有意施壓下，俄國的政教之爭逐漸變得白熱化起來。

1613年，米·費·羅曼諾夫被選為沙皇，羅曼諾夫王朝正式開啓。他的父親腓拉列特時任俄羅斯東正教牧首，並被授予“大君主”的至尊稱號。期間，受到壓制的教會力量迅速反彈。而在宮廷內部供職的大臣也屈服於他的威懾力，朝堂之上儼然有分裂的預兆。

當時的諾夫哥羅德大主教尼康被選作帝師。他的上台標誌着“大君主”開始使用教會親信控制朝政，而俄國也面對着徹底宗教化和擺脱宗教束縛這兩大選擇。尼康借勢鼓吹道：“上帝透過君主去統治國家，而又通過教會去教訓君主”。從此，俄國從北方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到南方的克里木地區，到處都分佈着一片一片的“牧首領地”。

但是，僅有羅斯之盛況還不夠。尼康於16世紀末連發兩道“呼教友同胞書”，號召信奉東正教的各地居民來到莫斯科“朝聖”。為了滿足羅斯教會對教宗地位的追求，尼康掀起了一場在國內引發了軒然大波的宗教改革。

以尼康為首的教會學者們，取消了伊凡雷帝制定的一系列崇拜規則，比如：“劃十字”的手勢、唱聖歌時的嘆調等等。這些對古典教義看似細枝末節的修補，引發了全國上下一片反對。無論是政府要員、士兵還是農民，幾乎都認為尼康標新立異的做法，只會進一步撕裂東正教世界的信仰，而不會塑造羅斯國家的地位。

虔誠的信仰者開始以遊行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他們不去教堂而選擇在森林或空地上做禮拜，仍採用原始東正教的教儀。這場運動幾乎斷斷續續持續了近兩個多世紀，直到1905年沙皇頒佈《信仰自由法》，取消了官方教會對民眾是“分裂教徒”的污衊才算截止。

俄羅斯的宗教改革是以糾纏不休的政權和教權鬥爭開始的，這一點和西方世界很類似。隨着羅斯國家的發展，俄國政治、外交、軍事和税收等行為幾乎都佈滿了濃濃的“希臘、東正教”味道，以至於沙皇要藉助教會的精神來達到統一，教會也願意通過沙皇來擴充自己的力量。只不過羅斯的宗教改革平民性質很濃，鬥爭意味很強，它最終並未改變羅斯國家的專制主義，也並沒有像西方宗教改革那樣助推着祖國向着近代化“更進一步”。

張明達：《俄羅斯東正教與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葉麗娜：《俄國宗教分裂運動及尼康改革的文化歷史內涵解讀》，《俄羅斯文藝》2009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國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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