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時期，諸侯亂戰的大時代之中，原本屬於西部邊陲的小國在當時出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秦穆公，其在位期間任用百里奚、蹇叔等奴隸出身的人為相，可以説在當時開啓了先河，而秦穆公也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然而由於秦穆公的晚年騷操作，導致秦國一大批賢臣被殺，而他的兒子們又不能繼承其雄才大略，在之後兩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之中，秦國又成為了一個窮國弱國。
直到了戰國中葉，秦國又出了一個孝公渠梁，在位期間再一次大膽創新，任用衞人商鞅開啓了轟轟烈烈的變法，不吹不黑的評判：商鞅變法的確是過於殘酷，《資治通鑑》之中就記載了商鞅變法的殘酷性，咸陽城外的渭水都被染紅了；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説，他的確為秦國崛起乃至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因為他是從軍事、民生、政治各個角度改造秦國，而他國變法要不就是不徹底，要麼就是局部改善。
不過商鞅變法到底還是有些人存在質疑，在當時商鞅變法之中有一條法律：禁止父子兄弟居住在一起。
當然在現代生活之中，這已經屬於很常見了，成年人一般長大之後都會主動搬出去，然而在當時這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因為古時候父子同住在一起基本是常事？那麼商鞅變法為什麼要定這麼挑法律呢？
增加税收，加強財政收入
按照現代的方式來説，強國不單單是一個領域的強大，強國而是多方面的，經濟、科技、軍事等等缺一不可，而戰國初期的魏國就是這其中的佼佼者，而這其中錢又是最重要的，沒有經濟基礎何談強國。
而古代收取税收的方式和現在又有所不同，春秋戰國時候的税收可能並不是按人頭收税的，那個時候他們是按户籍收税的，一户人家就收一户人家的税。
但是這個方法有個弊端，那就是一户人家究竟有多少人？春秋戰國時期有相當一部分時間也是世卿世祿制，而有些人為了躲避税收往往會隱匿在那些世家大族的名下，這樣一來可能幾百口人就交一份税，税收不上去，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可以説戰國初期秦國的衰敗不是沒有理由的。
而商鞅要求父子兄弟禁止同居的情況很大一部分就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父子和兄弟分離出去了，那麼就等於多增加了一户家庭，在當時那個大環境之中就相當於多了一份財政收入，而原來那些被世家大族隱匿的人口也可以登記造冊，這樣一來一旦爆發戰事可用的人也就多了。
所以商鞅變法之中這條看起來微不足道，卻是幫助秦國加大了財政收入，對於當時的秦國來説是迫切需要切除這個頑疾的，而之後秦國強大的動員能力也因此顯現出來了。
不過要説這個方法也並非沒有弊端，因為財政收入是高了，可是父子兄弟之間的感情也可能會由於長期的不聯繫而變淡了。
打壓宗族勢力
上文就提到了秦國在那個時候很有很多的世家大族，當時有些百姓為了逃避税收就投到了這些世家大族的門下，成百口子人聚在一起一方面是讓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另外一個弊端也非常明顯，那就是宗族勢力過強，而秦國中樞則未免太過單薄了。
這樣子的情況不單單在秦國，在楚國特別明顯，我們可以看到楚國幾百年歷史之中宗族勢力一直很強，戰國中期的屈、昭、景三家，戰國後期的黃歇，戰國末期的項家都是宗族勢力的代表，有時候在當地説句話可能比楚王還好用。
而除了這個弊端之外，宗族勢力的強大還有一個特別大的弊端，那就是熱衷於私鬥。由於當時秦國又破又窮，可用的資源就那麼些，所以可能往往為了爭奪一口井，成百上千人打在一起，這就是商鞅當時説的“勇於私鬥”。
秦國民風彪悍是不假，可是這股民風卻沒有用在了正道上，而是用在了對內的打架鬥狠上，這樣子的羣居方式不但是加大了宗族之間的仇恨，更主要的是讓眾多的青壯年無故死於非命，我們不妨想想一旦魏國大軍來襲，兩方經常械鬥在一起的人能夠放下成見一起抗敵嗎？就算放下成見，這邊是個個帶上，而那邊是以逸待勞，打得贏嗎？
不過也幸好那個時候魏國將主力放在了中原，暫時沒有精力顧及秦國，這也讓秦國和商鞅可以騰出手來整肅秦國內部。
而商鞅頒佈這條法令的目的就是為了弱化當時秦國強大的宗族勢力，讓秦朝的動員能力變強。
在此以前，秦國可以説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大量的青年死於非命，宗族之間的矛盾更是日益加大，在頒佈了這條法令之後由於彼此之間沒有了聯繫自然就消除了彼此之間的聯繫，這也讓中央可以更好的控制地方。
再加上商鞅變法的獎勵還是很豐厚的，淡化了宗族觀念的秦國民眾可以説是一致對外，再沒有了之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所以這條法令看起來非常難以理解，但是我們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商鞅究竟是有多厲害，一個小小的舉動起到了一石二鳥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