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説：死而不亡者壽！
歷史上，五胡亂華金滅北宋，元滅南宋，清軍入關，都真實發生過！
而美國參戰前，中國獨撐4年多，因此關於如果日本不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還能不能繼續獨立抗日，或者説沒有美國幫忙，咱們會不會亡國的問題，的確一直以來存在爭論。
那我們今晚就來複盤一下。
實際上日本當然會先搞定我們，再打美國，但如果國共一直團結抗日，它的確還真沒這個本事！
為什麼？除了上述人和因素，最大的就是地利！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緣結構，太行山巫山雪峯山等一線超級地理屏障，日軍不可能突破！
為了更好理解，先回近80年前吧！
偷襲珍珠港之前的1940年到1941年之間，日軍在沿海發動一連串截斷作戰，在內陸則是一連串有限度的中型攻勢，但這些作戰都沒有辦法達成一戰定成敗的效果。
因此，對日軍而言，中國戰局是絕對的噩夢，日軍大本營希望以封鎖拖垮重慶政權，而其麾下在中國的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與華南方面軍則一致希望能進行真正的“戰略性突破”。
華北方面軍想打西安，華南方面軍想打昆明，而中國派遣軍則一意在長江流域發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戰區的銅牆鐵壁。
在1940年到1941年之間，日軍在沿海發動一連串截斷作戰，在內陸則是一連串有限度的中型攻勢。這些作戰都沒有辦法達成一戰定成敗的效果。對日軍而言，中國戰局是絕對的惡夢，日軍大本營希望以封鎖拖垮重慶政權，而其麾下在中國的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與華南方面軍則一致希望能進行真正的“戰略性突破”。華北方面軍想打西安，華南方面軍想打昆明，而中國派遣軍則一意在長江流域發展，希望能正面打破第六戰區的銅牆鐵壁。
這些長期在中國作戰的日軍高級將領們知道在中國的日軍已經開始疲乏，許多消沉的報告使大本營開始憂心在中國的日軍部隊是否會產生厭戰情緒。在一次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淳的會談中，大本營的長官們詢問後宮淳：“中日戰事已經進入第五年春季，而且今後有趨於長期化的傾向。軍隊動輒有釀成士氣低落，厭戰的傾向之虞。故適切地加以指導，使其經常保持清新活潑的士氣，維持並增進其戰力，系尤其重要者。若有具體的方案，例如長期在戰地服務者的輪調，教育訓練的振興，部隊部署的合理化等），請提出以供參辦…”。在大本營與中國派遣軍的文書中，“泥淖”這個字眼開始頻繁使用。
在決定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前後一段時間，日軍大本營漸漸有一批人被這些呼籲所打動，並形成了一個對華的主戰派。這批主戰派包括參謀總長杉山元，原為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的參謀次長田邊盛武與原為駐蒙軍參謀長的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1942年1月，在準發動菲律賓攻勢前夕，杉山元指示作戰部，開始研究“重慶作戰事宜”。這批人比大本營的其它庸官們高明，他們對中國戰場有較深的瞭解，而且明顯讀過蔣委員長訓詞，知道委員長在重慶苦苦守候的就是日軍挑起世界大戰。即使在“聖戰”的大帽子之下他們不可能提出先中國後大東亞的較理智意見，但是在大東亞戰爭開打之後轉而全力解決中國問題，總是一個可行之道。
杉山元在1942年3月19日向其天皇提出報告，指出視蘇俄的態度而定，參謀總部正研究進行對中日戰爭的“斷然解決”：“若整個情勢，尤其對蘇俄情勢許可，則利用大東亞戰爭之成果，斷然向處理中日戰爭進，謀求儘速加以解決。若各種情勢，尤其北方情勢不容許時，則僅稍微強化目前的壓迫態勢，作長期之努力以期重慶政權之屈服”。不久杉山元前往南方戰線巡視，並在上海會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杉山元同意派遣軍長期對大本營遊説的“斷然解決”，但是細節涉集大規模的兵力集結，仍需多作研究。興奮的派遣軍總司令官在會談中不斷頭，並對參謀總長再三強調他的中心思想：”若不用武力，則無法使重慶屈服”。
因為本位主義作崇，中國派遣軍最熱衷的戰略突破是對常德，長沙的進攻。派遣軍在1941年多次提出對常德與長沙的攻佔構想。雖然在三次長沙會戰中慘遭敗績，但是派遣軍依然興致不減。不過這個作戰方案很明顯的不是對重慶政權的戰略性”斷然解決”，因為攻取長沙與常德只是取得重慶政權的縠倉，並沒能打進四川。派遣軍也知道要溯江而上打入四川並不容易。在得知杉山元支持“斷然解決”之後，畑俊六最大的苦惱反而是華北方面軍。一向瞧不起畑俊六與派遣軍的岡村寧次越過派遣軍利用各種渠道直接向大本營推銷其五號作戰。畑俊六“聽説”華北方面軍的參謀副長有末精三在東京的例行參謀長會議上”執拗地向中央建議西安作戰之事”，頗感悲憤。日軍戰史指出“有末之要求，似已考慮到總司令部的意向未必同意西安及延安的作戰，而利用總司令部有關人員不在時提出…”。
這些“執拗的建議”果然説動了杉山元。杉山元一直想找出一條“斷然解決”的路子，此時中國派遣軍所建議的常德或長沙攻掠，顯然不夠“斷然”。華南方面軍的昆明攻掠有可能藉正準備進攻緬甸的南方軍之手實現，但是即使成功，力度仍嫌不足。杉山總參謀長要的是直接打入重慶，一舉解決中國戰事。華北方面軍的五號作戰卻提供了一個可行之策。打延安固然很蠢，但是打西安卻是一個很誘人的提議。攻佔西安，漢中劍閣的入蜀故道，不就為皇軍開放了？在研究整個局面之後，杉山元決定進攻西安。1942年5月16日，參謀次長田邊會晤畑俊六，告知大本營已決定採用華北方面軍的西安作戰，越過黃河攻擊渭河兩岸的胡宗南部，並長期佔領西安。大本營希望中國派遣軍放下成見，開始規畫對西安的攻掠。
當然，大本營無意與岡村一般見識，意圖攻打延安。
在得到大本營打西安而不打延安的指示之後，中國派遣軍很不甘願地讓華北方面軍着手規劃西安作戰。大本營將這個作戰分為兩部份，前部是攻掠西安的“五十號作戰”，後部是攻掠四川的“五十一號作戰”。
得意的岡村寧次馬上着手規畫他的五號作戰，華北方面軍在侵華戰爭早期早期原本是日本的中國駐屯軍，而名義上主導中國戰局的中國派遣軍直到1939年才成立。日軍大本營在中國製造了四個直屬於大本營的總部（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華南方面軍，關東軍），而中國派遣軍實質上只是其中之一。所以岡村寧次很有理由認為他實際上能與派遣軍平起平坐，這次大本營否決了中國派遣軍的長沙常德作戰，除了給足岡村大將面子之外，更大的意義是華北方面軍將領導中國戰場上最龐大的野戰軍，華北方面軍將因此實際成為侵華日軍的最高指導機構。意氣風發的岡村寧次馬上報告了他的西安作戰構想。
岡村司令官認為進攻西安必需使用至少八個師團，而考慮到華北治安仍需維持，所以大本營必需為西安作戰作好調動30萬官兵的準備。煞而對於攻掠西安之後的下一步，岡村仍然不願放棄他的延安作戰。於是華北方面軍的新作戰構想依然包攻佔西安之後的延安攻略，並規畫了對隴海鐵路西段的佔領及向蘭州的追擊作戰。
在岡村上呈他的五號作戰構想之後，大本營顯然對其中的延安作戰頗為反感。大本營很明白地指出攻打西安的唯一目的就是接着進行四川作戰，攻佔延安不能“斷然解決”中國戰事，反而會加強重慶政府的戰力。但是攻佔重慶則有機會“斷然解決”。難道岡村司令官無知到認為眼下的中國抗戰由延安領導？
在不斷地折衝與暗示之後，岡村無奈之下只好同意消滅延安與進攻蘭州是不急之務。華北方面軍開始認真規畫佔領延安之後的四川作戰。華北方面軍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進攻四川，在大本營的催促之下，華北方面軍發現由西安南下的蜀道實在險峻出奇。在佔領西安之後，華北方面軍必需由寶雞南下，越過秦嶺攻佔漢中，進而突破大巴山脈，由廣元進入川北。日軍戰史指出：“潼關與廣元相距600公里，與其後的一號作戰嶽州至桂林間的距離相似，雖然當時敵方几乎沒有空軍勢力可言，但踏破秦嶺，巴山山脈的天險乃是極其困難之事…”。從嶽州到桂林，打出了一個在日軍戰史上空前慘烈的衡陽會戰，從西安到廣元，難道就不會出現慘烈空前的漢中會戰？1942年日軍對胡宗南部相當警惕，雖然胡宗南名義上只是第34集團軍總司令，但是先後歸這個集團軍指揮的部隊多達9個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戰力完整的中央軍精鋭。
在激烈的爭辯之後，大本營進一步將西安作戰具體化。大本營指出孤立的西安作戰對戰略突破而言沒有意義，西安作戰必需將推進線推進到漢中及廣元。大本營在粗略計算之後，赫然發現這可能是日軍建軍以來最大的一次豪賭。日軍必需將空前的兵力投入秦嶺到大巴山間的山地作戰，這個作戰不論戰況，光是運輸上的負擔就已經超過日軍後勤參謀的想象。日軍戰史指出：“另一方面（大本營中）亦有不少人認為單靠西安作戰無法收到很大效果。勢將擴大至四川作戰。如此則非僅國力上有所不足，甚且對處理中日戰爭究竟能收到什麼成果也有所疑慮…”。
這個論辯耗時甚久。考慮到渡過黃河以枯水期為宜，在華北方面軍的構想中，西安作戰必需在夏季進行。但是在多方爭議之下，最後結果遲遲不能決定。興災樂禍的畑俊六在日記中寫道：“五十號作戰系參謀本部上級幹部所鼓吹，但其它人則極冷淡，尤其陸軍省方面無法釋然。為實施該作戰，必需變更昭和17年軍容刷新畫的部份內容…又為了兵力資材的運送，需20萬噸的船舶，但目前畢竟欠缺如此輸送力…”。
在漫長的等待中，大本營以西安，四川兩個作戰連續進行為主軸，就五十一號作戰（四川作戰）完成了一個大致作戰方案，大本營發現，為了更保險地實行這個超大作戰，最好由渶中與宜昌同時進攻四川。而這個超大作戰必需使用的兵力估計為17個師團。為了確保佔領區的穩定，勢必得大規模由日本與南方戰場抽兵，整個中國戰場必需維持約40個師團。大本營的陸軍兵力約227萬人，其中70萬人在東北，34萬人在南方，53萬人在日本本土。如果執行五號作戰，中國方面必需集中的陸軍兵力將近一百萬人，而且必需多為能夠作戰的野戰部隊，特種兵及珍貴的兵站人員。
單純的兵力集中已使日軍大本營頭疼，而相應而來的運輸，補給，作戰，情報，政略指導等諸多問題尤使高參們怯步。在9月的一次會談中，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河邊正三要求大本營認真研究五號作戰所需的物資動員規模。在同一個會談中關東軍參謀長明白表示反對五號作戰。要不要進行這個豪賭？大本營遊疑了整整一年。
空白的1942年：“五號作戰的消逝”
1942年9月，畑俊六派總參謀長河邊正三前往大本營，與大本營磋商五號作戰的作戰事宜。9月6日河邊正三返回南京並向畑俊六彙報大本營的意向。河邊正三指出：“四川進攻全然是一種賭賻性行為，具有以此戰或可打開局面的悲壯決心…惟作為打開局面的手段，此乃不得已之一種方策。故陸軍省雖似同意參謀本部的提案，但對於十月下旬是否決行此項作戰仍保留完全的自由。目前之情況，發動作戰與否各佔其半”。
此時大本營內關於是否執行五號作戰的激烈爭辯，已經演成意氣之爭。大本營完全明白執行五號作戰的巨大風險，但是五號作戰是參謀總部近一年以來唯一一個可以“斷然解決”中國事態的方案，不執行五號作戰，幾乎等於自承皇軍在中國已經無能為力。1942年8月日軍在所羅門羣島的攻勢遭到美軍阻止，日本大本營發現在八個月之後大本營成功地將南方的戰事也推入進退維谷的僵局。杉山元的東亞大戰略下成兩盤死棋，其懊惱可想而知。為了打破局面，以“悲壯的決心”進行大注一擲，以求打破僵局，成為杉山元的最後選擇。1942年9月4日，杉山元在奏報其天皇裕仁之後發佈大陸命令第1252號，正式下令中國派遣軍對五號作戰實施作戰準備。9月也是在1942年實行五號作戰的最後機會，因為黃河的枯水期即將結束。
9月9日，畑俊六召開參謀長會議。畑俊六完全明白大本營冒險發動五號作戰的理由，作為日本皇軍的方面大將，在天皇下達敕令之後，只有放棄個人意見，全心實現天皇的意志!在會議中畑俊六大將以”總軍的榮譽”宣示貫澈執行五號作戰的決心，在場的日軍高級將領均為動容。
在總司令官慷慨陳詞的同時，大本營卻突然表示動搖。
9月16日，杉山元指示作戰部研究“五號作戰準備之控制”。表面上的理由是瓜達爾康納島的失敗使日軍必需對第17軍進行支持。杉山元下令將原本準備使用在錫蘭作戰的第38師團撥給第17軍，併為此調用大量運輸船舶。當這個消息傳到中國派遣軍時，畑俊六就曉得五號作戰不用打了。因為這個延擱會使攻擊部隊錯過枯水期。10月5日，大本營派了一名情報課的少佐參謀以“聯絡”名義拜會畑俊六，小參謀在拜會中委婉告知因為所羅門之戰並不順利，日本中央瀰漫着要復仇雪恥的氣氛，所以大本營認為五號作戰實行之可能性頗為微小。原本用以支持五號作戰的運輸船必需調往蘇門答臘。請中國派遣軍先作好心理準備。
在枯水期結束之後，11月7日參謀次長田邊正式以聯絡事項指示派遣軍將中止五號作戰。1942年日軍的侵華戰略總指導自此完全破產。日軍戰史以極有趣的筆調描寫這個中止：
“如斯，在陸軍統帥部異常熱中及派遣軍堅定的決心下所推進的四川作戰之準備，落得以中止的悲運結束。三個月前呼籲‘憑總軍之榮譽也要…云云’的細總司令也不得不表示目前宜寄託於未來而悄然收兵…”。
1942年間，日本人浪費了整整一年進行五號作戰的規劃與準備，在7月時已經開始進行物資的運輸，而其大本營在杉山元的主導下也力排眾議，堅持進行這個“悲壯的大賭搏”，為什麼最後戛然而止？
表面上，杉山元指出瓜達康納爾島的失敗必需予以洗雪，所以鋭意洗雪恥辱的大本營不得不將原本為不急之務五號作戰中止，並全力支持南面作戰。但若詳細分析，這個理由實在牽強。8月在瓜島作戰“玉碎”的一木支隊只是一個聯隊，聯隊級的全軍覆沒在中國多有其例，大本營何需對此表示”震驚”？大本營在僅僅損失一個聯隊與瓜島上的陸軍主動權之後，就派參謀私下通知將要中止五號作戰，在時機上顯的相當可疑。在大本營表態將中止五號作戰之後，第2師團瓜達康納爾才繼續遭到失敗。第2師團的失敗多半並不敗在陸戰，而是敗在海軍無法將多數部隊運到島上。而整個瓜島作戰陸軍同時調動的規模並不大，對於日本海軍而言，這不是什麼沉重的負擔。即使要從其它戰場”抽兵”，真正被抽調的陸軍部隊只有第38師團，對於五號作戰又能產生多大影響？
也許可以這樣認為，在這裏杉山元耍了一個花槍，瓜島只是中止五號作戰的藉口。五號作戰自始至終遭到各界反對，除了杉山元本人與其少數出身華北方面軍的親信之外，大本營成員對五號作戰均表示消極。而在中國派遣軍的沙盤推演中，五號作戰極有可能形成對日軍本身的殲滅戰。險峻的山勢會拖緩日軍行動，而居於內線優勢的重慶軍一定會組織全軍精鋭在山地迎戰。日軍當時還沒有執行山地作戰的實際準備。在五號作戰定案之後，華北的第1軍才在第36師團開始試驗性編組一個山嶽大隊，並籌畫一個旅團規模的山地演習。第1軍在一份計畫案中提出的山地作戰意見，包括以迫擊炮及野炮發射高射炮彈以打擊山崖上的敵人，以迫炮發射鋼錨以攀登斷崖，研發將資材上斷崖的輕型起重裝備，改良士兵的揹包及研究在海拔4000公尺的炊事方法。第1軍考慮到山地不會有電力供應，所以軍部人員在太原進行長達十天的露營，訓練在臘燭下作業的習慣。
在六月，整個華北方面軍都以為大本營至少會發動西安作戰，但是直到九月初大本營才具體決定執行重慶作戰。據日軍戰史記載。在9月4日大本營下令進行五號作戰的一個星期之後，作戰部部長田中就已命令第15科（戰爭指導）研究不能執行五號作戰時的代理案。換言之，大本營即使決意進行五號作戰，這個決心也維持不到一週。下達執行命令的日期更為詭異，9月4日時大本營已經能掌握瓜島的敗狀，如果大本營真的必需為瓜島中止五號作戰，為什麼要下準備命令？
在五號作戰開始之前，日軍大本營就已公認這是一場豪賭，而成功的可能不一定在日方。為了維護杉山元的尊嚴，五號作戰必需發動。而為了一戰解決中國戰事，整個大本營也想不出比由西安直接進攻重慶更好的方法。所以五號作戰必需執行。很顯然地，在多方意見的衝擊下五號作戰不斷被檢討與延後，當拖延到枯水期即將結束而不能再拖的時候，大本營虛晃一槍，下令執行。但是杉山元又怕畑俊六太認真，所以趕緊派人到南京“示意”。當瓜島的作戰真的海陸俱挫時，杉山元等人可能暗自竊喜，因為戰況證明大本營為此中止五號作戰的“英明”。
簡言之，瓜島給杉山大將一個下台階。在12月10日杉山對其天皇關於中止五號作戰的奏摺上，杉山大將無需為五號作戰的始亂終棄進行辯護，反之他能很體面地從容陳詞：“中國派遣軍為謀求重慶政權之早日屈服，擬在全般情勢許可時對四川實施進攻作戰。故而策定有關的各項計畫，並進行增強部份設施等作戰之準備工作。惟鑑於目前帝國內情勢，尤其是德蘇戰爭的演變，南太平洋的戰況船支不足等國力情況，在昭和18年中對本作戰之遂行，無論就戰爭指導或實際作戰上觀之，似已無法實現。故擬下達中止本作戰準備之指示…”。
侵華日軍在1942年陷入重大的戰略糾結裏，五號會戰中止，因此日軍侵華出現了一段奇葩的空窗期。
於是，中國戰場相對於太平洋戰區而言，呈現較為平靜的局面。
日軍在自我評估之後，放棄了“斷然解決”中國戰局的狂想。
面對巨大的地利困局，加上國民黨不投降，而尤其無法自拔的是，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的游擊戰作用，已經實現由量變到質變，上升到戰略地位，日軍既然不能消滅敵後根據地，那已經無法從敵後現場的泥潭中自拔了！
這樣，在中國，日軍已經無法破局，只能拖一天算一天，並日夜祈禱國民政府出現意外自行垮台。
我們從此躲過了最危險的亡國滅種的厄運，迎來了新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