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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躲過秦始皇焚書之災的先秦史書。成書比《史記》早200年，裏面記載的內容有許多是《史記》所未載、甚至是顛覆史記的。
按理説，這應該是一部極其稀缺珍貴，極具史料價值的典籍，應該和其他史書一樣，聲名遠播，備受推崇。然而它卻沒有，不僅異常“低調”，還充滿了爭議。它就是《竹書紀年》。
《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著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直到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二年，有個叫不準（古音fǒu biāo）的盜墓賊，盜掘了魏襄王（也有説是魏安釐王）的古墓，才使這本書重見天日。
由於不準在盜墓的時候，用該書的部分竹簡當作火把照明，造成了其中一些內容的缺失，其後就得到當時官方的高度重視。
晉武帝司馬炎命人從這座墓中拉出了幾十車竹簡。並讓當時最有名的專家學者，如秘書監的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編輯餘下的竹簡，整理後共計十三篇，敍述上啓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歷史。
奉命研究該書的學問大家束皙在《晉書·束皙傳》中指出“（竹書紀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能與《春秋》多相呼應，可見這部書應該還是很靠譜的。
那為什麼《竹書紀年》在後世會這麼低調呢？不用説和輝煌的《史記》比，就是和其他一些非主流史書比，也算得上18線開外。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價值取向上和主流認知差距太大。顛覆性的《竹書紀年》為我們呈現了歷史殘酷性的另一面。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上古先賢堯舜禹禪讓天下的美好畫面，在《竹書紀年》裏就給撕了個粉碎。《竹書紀年》裏是這麼記載的：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放，流放）舜囚堯，復偃塞丹朱（堯的長子），使不與父相見也。”
意思是説當堯式微的時候，舜把堯囚禁起來，後又把他流放到平陽，甚至不讓堯的兒子丹朱去見他。
按照這上面的記載，古代聖王堯舜之間的禪讓，竟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任人唯賢、讓賢與能，而是赤裸裸的政變。這種撕碎了美好面紗的“非主流”記載，可信嗎？是不是孤證？
其實並不是孤證，《韓非子·説疑》中就也有類似的説法：“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看到沒有，韓非子先生更徹底，不光説了舜，連禹都跟着躺槍。
再比如，主流歷史中，著名商朝賢臣子尹伊的完美人設，在《竹書紀年》中也崩得很徹底。
《史記》記載的尹伊，光環耀眼、絕對正面，不僅輔佐了商湯，還全力教導湯的嫡長孫太甲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王。
但太甲太暴虐、道德敗壞，逼得尹伊果斷出手，把這位商朝國君流放到桐宮。自己替太甲代行國政，接見諸侯。把太甲關了三年，等他知道悔改後，尹伊又把他接回，將政權歸還於太甲。
而《竹書紀年》記載的卻是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七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奪回政權。看吧，好好的勵志温情劇，瞬間變成了狗血權鬥劇。説顛覆三觀不為過吧。
還有《史記》記載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在《竹書紀年》中並沒有把周幽王寫得如此昏庸弱智，他的被殺純粹是軍事失利，根本沒有戲諸侯的戲碼。
《竹書紀年》所記載內容及其背後所彰顯的價值觀，在太史公《史記》大行其道，成為天下共識之後，就越發顯得離經叛道，難以被主流接受。也正因如此，《竹書紀年》出土後的命運也是頗為坎坷。
《竹書紀年》面世之時，儒家思想已成為社會主流共識和價值觀，無論官方和民間都視為圭臬，至少在台面上都很少敢忤逆。
及至宋朝，二程、朱熹一派更是把儒家思想的正統性牢牢坐實。與儒家價值體系和史學體系明顯對立、絲毫不懂得為“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竹書紀年》理所當然地要被宋朝儒家視為異端邪説、加以排斥。因此，在宋朝時期，較為原汁原味的《竹書紀年》就慢慢佚散了。
一直到了明朝，所謂正統的古本《竹書紀年》才又再一次在大藏書家、天一閣主人範欽的藏書閣裏出現，再後來還被收入到清朝《四庫全書》裏。當然，隨之而來的“古本”、“今本”之爭，原文和篡改之説，也從未停止過。
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曾這麼評價竹書紀年》：
“這部書的依據有三：一是傳説；西周以前的事，其實全部是傳説，因為沒有歷史的文字材料。這個部分，價值不太大。
二是春秋時代的部分；因為有了《春秋》這部書，所以價值也不算大。
三是戰國部分；由於是當時的紀年，所以價值之大，如同《春秋》一個樣。這部書，仍可以糾正司馬遷所著《史記》中關於戰國史事的錯誤。”
歷史難有真相，只能殘存一些道理。正如西方歷史哲學家柯林伍德所説“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不管記錄者還是閲讀者，都很難避免對所謂“事實”帶有某些特定色彩的解讀和評判。孰是孰非、孰真孰假，難有定論，人們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實”，這才是永遠不變的最大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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