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多位帝王行泰山封禪之禮，唐玄宗李隆基是較為典型的一位。據史料記載，開元十三年（726年）十月，玄宗率領文武百官、皇室貴戚以及蕃夷客使從洛陽出發，至十一月達到泰山。一番齋戒之後，極為隆重地行封禪之禮。玄宗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為了紀念這次封禪活動，玄宗還親自書寫《紀泰山銘》，刻於泰山山頂，並命中書令張説撰寫各類頌詞。
這是玄宗泰山封禪的大致過程。
玄宗泰山封禪，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如祭祀之禮和程序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完全“斷於聖意”，由玄宗心定，這使得玄宗能夠自由發揮，肆意表達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如玄宗一改前代帝王封禪玉牒總是秘而不宣的傳統，鄭重其事地將玉牒文告知羣臣，表達了君臣共同向蒼生祈福的意願。
關於唐玄宗泰山封禪，除了大膽創新之外，很多人也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在參加封禪大典的人員中，各色人物，雜然相間，唯獨沒有道士的參與。我們知道，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禪和道教有着較為密切的聯繫。同時，我們也知道，有唐一代，尤其是唐玄宗是比較比較推崇道教的，封禪沒有帶上道士着實讓人費解。
從封禪目的來看，玄宗之前的幾位帝王，如秦始皇、漢武帝、唐高宗等，大都是溝通天人之際，協調天、地、神、人之間的關係，這種溝通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執政理念和統治思想。唐玄宗自然也不例外。
這要從封禪的成行説起。
玄宗泰山封禪雖然是帝王行為，但從過程來看，卻是一幫儒士推動的。早在開元初年，吏部尚書崔日用選擇在玄宗生日那天，獻上西漢司馬相如的《封禪書》，為玄宗泰山封禪吹風。玄宗不為所動，並以關中旱災、山東蝗災為理，直接給拒絕了。
這事並沒有結束。十年後，社會發展，人民安樂，盛世景象一再顯現，這個時候很多大臣又提出了封禪的事情，尤其是中書令張説、侍中源乾曜上書奏請封禪，言辭懇切，令人動容。張説早年參加制科考試，策論為天下第一，曾在武朝參與修撰《三教珠英》，是當世知名的“文學之士”。玄宗登基後，張説入朝拜相，在儒家禮樂制度方面很有成就。源乾曜是進士出身，主張“聖王教化百姓，必制定禮樂以正人情”，也是一名十足的儒士。
有了兩人的奏請，玄宗表面上不為所動，但內心很是受用。一番推辭之後，眼看塑造自己謙虛形象的目的已經達到，玄宗在開元十二年“十一月庚午，如東都”。東都就是洛陽，洛陽距離泰山距離更近，其泰山封禪的意思再明顯不過了。後來，玄宗又讓張説等人負責撰定封禪儀注，開始為封禪做好準備工作。
唐玄宗允行封禪，仔細分析，拋卻“好大喜功”之外，還與張説等儒士們的弘揚儒家禮制的努力密不可分。
“儒”在玄宗決策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早在玄宗還是為太子時，就思考治理國家的方略和政策，“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平定太平公主政變、穩固皇權後，玄宗“依貞觀故事”，走太宗治國路線。史載“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依貞觀故事”就要行仁義之治，而“仁”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因此，玄宗登基後，很快明確定以仁治國的治國綱領。如玄宗繼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儘可能減輕百姓徭役負擔。玄宗親政後，就詔書天下“屏絕浮華，敦崇仁厚，務條孝弟，勤事農桑。”開元十二年，朝廷又規定“制聽逃户自首，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税，毋得差科徵役，租庸一皆蠲免。”這些都是正是仁治思想的體現。
儒家的另一個主張便是德。德在一定程度上對應的就是禮。開元前期，玄宗充分認識到，“重學尊儒，興賢造士，故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所繇焉”，聲稱“弘我王化，在乎儒術”。對儒學大力扶植，對儒家之的大力弘揚。如，玄宗認為孝為“德教所先”，便親注孝經，並頒行天下，從而達到教化世人的目的。
自古封禪講究“山嶽配天”。如何配天呢？無外乎兩點，一是治，二是德。玄宗泰山封禪發生在開元盛世之時，可以説是治、德兼備。如此兩者，玄宗自然要以儒為主，同時這樣也暗合了封禪為儒家政治行為的本意。不讓道士參與，也在情理之中。
玄宗治國雖然重儒，但這也不是絕對的。
大家知道，道教是唐朝的國教，玄宗在泰山封禪之前的統治期間，不斷從事道教活動，對道教表現出了格外的狂熱。因此，在治國理政中，不可避免地有道家的影子。事實上，在早年的開元政治中，玄宗崇尚道家的治國理念，推出了很多與百姓休養生息的政策，如縮短兵役年限，讓百姓輪流當兵服役；又如遣散邊鎮二十多萬兵員，讓其回鄉務農，以期最大限度恢復和發展生產力。同時，玄宗還廢除了除削絞、斬之條，這些都是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進行的。
這種觀念在封禪的核心文獻《紀泰山銘》也得到了驗證。《紀泰山銘》載“天生蒸人，惟後時意，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後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充分表達了以“老子”治天下的道家思想。
綜合來看，玄宗早期治國既有儒家的“仁義德政”，也有道家的“無為而治”。他在政治上抬高道家，在思想上則側重儒家，並以此為本。這一切都是適應當時統治的需要。正是儒和道的深入融合，治國思想的深入實施，才成就了無與倫比的開元盛世，大唐也由此多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