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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階段，並非簡單的三個政權之稱謂。
中國歷史上同時並存三個政權的時代並不罕見，比如秦滅六國中的四國後，中國版圖上有秦、燕、齊三國；南北朝時期，中國版圖上有北周、北齊、陳三國；北宋時期，西夏、遼、宋的並立也為時不短……
因此，三個政權並立並不就是“三國”。
那麼，“三國”究竟是個什麼概念？
“三國”指的是三種不同的政權組織模式，以及附着其上的政治、文化、經濟模式。
孫氏的東吳立足江東，江東本土有若干土著大家族，其中尤其以張、朱、陸、顧四大家族為其翹首。其他如全氏、吳氏、虞氏、賀氏等，也都具有相當的實力。
孫權故里 ▼
這些土著大家族的實力強大到什麼地步呢？
這些每個土著大家族手下依附的人口成千上萬，其中從事生產勞作的農奴稱之為“僮僕”，從事軍事作戰的私兵稱之為“部曲”。
並且每家每户都佔據了大片的田地、莊園，家裏關上大門就是一個市場。
這些江東的土著大家族不僅佔據了東吳的經濟資源，而且還佔據了軍事資源——幾乎每個大家族都有着相當數量的私兵。
東漢末期，地方豪強的塢堡 ▼
擁有經濟、軍事兩大資源的土著大家族，就有實力跟上層叫板，要求擁有相應的政治地位。
而孫家只不過是個寒門素族，當年孫堅試圖向吳氏小姐（也就是後來的“吳國太”的姐姐）求婚時，吳家就因為孫堅門第太低而予以拒絕，孫堅惱羞成怒地要殺人。
説到底，孫家只不過是因其武力強大被江東各大家族看中，而選為他們的代理人而已。
在這樣的情況下，東吳其實是個“宗族聯盟政權”，一切以江東各大家族的利益為上。曹操揮師荊襄，江東世家大族的代表們就在廟堂上紛紛公開攛掇孫權投降曹操。
在這樣的前提下，就不難理解東吳歷來的國策：保持江東的割據地位，不積極進取，只消極防禦。
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內部分為三股勢力：
第一股勢力是荊州集團，即劉備入川時帶進去的親信，代表人物是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這些人在劉備創業時就跟隨他，他們佔據了蜀漢政權的核心地位；
第二股勢力是東州集團，這些人是劉焉、劉璋的舊部，他們大多也不是益州本土人士。在劉備滅了劉璋之後，他們投降了劉備的蜀漢政權。東州集團在蜀漢的地位也舉足輕重，代表人物有法正、李嚴等；
第三股勢力是益州集團，即益州當地的土著，以黃權、譙周為代表。益州的土著不如江東的土著大家族那樣有實力，但是對外地來的統治他們的劉璋、劉備都不喜歡，不歡迎劉備入蜀，也不配合諸葛亮北伐。
益州集團早在劉焉、劉璋時代就遭到了打擊，劉備時期繼續對他們加以打壓。
劉備入川，奪取了劉璋的政權，使得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矛盾，變化成三大集團的博弈。
劉備活着的時候，憑藉着自己的威信和能力，還能勉強平衡三方的微妙關係。
劉備白帝城託孤，諸葛亮和東州集團的李嚴同為託孤大臣，這就是劉備在提前鋪墊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的和平相處。
劉備死後，這三方的關係變得複雜起來。
蜀漢以漢朝的正統繼承人自詡，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來作為政權的精神理念，因此勢要收復中原，光復漢室。
在這樣的國策之下，蜀漢就不得不實行高度的集權專制，把有限的政治資源、軍事資源、物質資源收歸中央統一調配，用在對外戰爭上。厲行“名法之治”，打擊異己分子，甚至地方上的採礦、釀酒也全由蜀漢政權壟斷。
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全國上下同心同德，社會高度同質化，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凝聚起有限的國力，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一次又一次地北伐中原，給國力雄厚的魏國造成儘量大的創傷。
諸葛亮活着的時候，利用職權多次嚴厲打擊益州集團和東州集團，使得三方的矛盾愈加激烈。
尤其是諸葛亮任人唯親，屢次找茬打壓東州集團，諸葛亮跟另一個託孤大臣李嚴決裂，繼而將李嚴處死，東州集團和荊州集團的矛盾越鬧越大。
繼承諸葛亮北伐的姜維，是從曹魏投降過來的，在蜀漢沒有社會關係，不屬於三大集團的任何一方，三大集團也不信任他。
諸葛亮死後，益州集團對荊州集團的反抗更加激烈，其代表譙周發表《仇國論》，公開抨擊諸葛亮和他的繼承者姜維不審時勢，窮兵黷武，多次北伐拖垮了蜀漢的經濟，不體恤人民疾苦。隨後不久，益州集團的譙周攛掇劉禪投降。
曹魏內部，既有掌握軍事權力的寒族譙沛集團，又有壟斷了政治資源和輿論導向的世家大族汝潁集團。
但是曹魏政權本身的特性和複雜的國情，又決定了其不可能是兩者的簡單複合，而必將走出第三條道路來。
汝穎集團是出身於汝南、潁川地區的世家大族的聯盟，以荀彧、郭嘉、陳羣、司馬氏家族等為代表，集團成員文化水準比較高，從東漢時期就掌管朝廷的文治，集團內部多年來互相聯姻修好，結成一個巨大的利益共同體。
譙沛集團以曹操家鄉兗州譙沛當地的庶族地主為主，他們與曹魏政權有着密切的血緣、宗親關係。以曹氏家族、夏侯氏家族、許褚等為代表。這些人大都是武將，統領曹魏政權的軍事。
因此曹魏的歷屆執政者就不得不在這兩大集團之間尋找一個保持雙方平衡的黃金分割點。
汝穎集團和譙沛集團這一文一武兩大勢力，在曹操創業初期，他們通力合作，輔佐曹操蕩平北方諸侯。
北方平定後，在面對魏王世子（曹魏政權繼承人）的人選問題上，汝穎集團支持曹丕，譙沛集團支持曹植，從此正式拉開了兩大集團之間幾十年的博弈。
曹操時代，行政風格近似蜀漢，厲行名法之治，曹操多次頒佈唯才是舉令，以才能作為選拔官員的首要指標。提拔出身寒族的人才進入自己的幕府，不僅充實了自己的實力，也間接打擊了汝穎集團的世家大族。
但是到了曹丕時代，深深認識到了君王的事就是天下事，皇權與世家大族合則兩利、離則兩傷。況且譙沛集團人心不死，依舊妄圖推舉曹植來顛覆曹丕的政權，曹丕恨透了譙沛集團的這些親戚們。
曹丕不得不向汝穎集團的世家大族示好，汝穎集團心領神會，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就是最典型最重要的制度體現。
曹丕上台後，汝穎集團的陳羣一改過去的察舉制，制定出的九品官人法成為了曹魏政權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
以才能、品德為首要指標，以家庭出身背景為參考，來設定品級的“九品官人法”，後來發展到只看家世，不看才能品德。從此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汝穎集團的世家大族控制了選取官吏的權利，壟斷了曹魏的官僚體系。譙沛集團在選取官員的體制中失去話語權，無力再與汝穎集團抗衡。
從這時候開始，曹魏政權逐漸由高度集權的蜀漢型，向宗族聯盟的孫吳型過渡，曹操時期的對外擴張戰略，逐漸演變成曹丕時期的維穩保守戰略。
僅僅三國時期，就向我們呈現了三種政治統治的模式。
這才叫“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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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西郭書生，襄陽西郭外，鄉野一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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