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餘華日前在培訓機構的大屏幕前傳授中高考作文引起爭議。引發爭議是好事，至少人人都明白作文與文學是兩回事兒。在中高考作文裏拿高分，與成為人人皆知的作家，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繫。也沒有人質疑作家在大學任教——王安憶、馬原等都是教授。而莫言表示：“我有碩士學位證書，但我沒有真正地上過大學”；餘華則高考落榜。細究一下餘華在大屏幕前到底講了什麼——與其説是在傳授作文秘籍，不如説是在批評語文教育：“語文老師看作文比我要快好幾倍”……餘華在流量時代，頂着“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的主題，批評了語文教育——此事，有點荒誕，荒誕程度堪比“賈玲成為全球票房最高女導演”。
圖説：餘華 網絡圖
餘華和賈玲，多少都有些被誤會了。餘華被低估，賈玲被高估。真相被模糊。
應試教育和文學創作，是語言文字的殊途。這一“定論”正是“大語文”試圖改善的，而形成殊途的本質，是個性表達與標準評判、藝術想象與量化指標之間的對峙。文如其人，人也如其文。若説得極端一些，怎樣做人，就會怎樣做文，就有怎樣的作文。這也是賈玲的“李煥英”能成為大家的“李煥英”，從而因人口紅利成為“全球最高票房女導演”的根本道理。“李煥英”也是賈玲的一篇優秀作文。但是，母愛這樣的母題性作文，在高考作文裏是否能拿高分呢？抑或，這是否意味着自高考後我們全民平均審美能力的“最大公約數”只是母愛呢？
餘華當然能表達他對於文學創作和語文教育的感想。更何況他以高考落榜，但依然成為作家的卓越人生，證明了他“獨闢蹊徑”的能力。他的“反諷式”作文秘籍傳授，至少引發了大家對文學和作家的再次關注。大家對於應試作文、文學創作之間的“涇渭分明”表達了複雜情感。近日滬上文學論壇的話題可見一斑：“教育、語文、文學，沒一個省心的”“文學教授懂文學嗎”“文學也要從教育‘破圈’？”
至於“李煥英”，肯定也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里程碑式的印記，但是要與朱自清的《背影》相提並論，怕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只是，餘華和賈玲，都有一種“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説去”的定力，並不怎麼回應各種非議。這就是藝術家、作家寫不出應試作文的根本道理。
朱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