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科學主義氾濫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弘揚人文精神，以其規範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乃是新世紀面臨的緊迫課題。為此，他們呼籲要高度重視人文教育，加強人文學科的建設，把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學科擺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僅僅重視和發展人文學科就足以實現人文教育的目的嗎？或者説，當前我國人文學科的教育教學模式能夠實現涵育人文精神的要求嗎？這些問題恐怕還有必要深入探討。否則，即使人文學科受到高度重視，人文精神失落的現狀也未必能夠改觀。筆者作為多年從事歷史教學的教育工作者，擬就自己比較瞭解的歷史學科教育談一點看法。
首先應該説明，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區別並不體現在學科的劃分。屬於自然科學的學科如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甚至建築學和環境科學等同樣可以具有人文主義的內涵；同樣，人文學科也可以具有科學性，歷史學就是這樣一門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的學科。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根本區別在於思維方式和認識事物方式的不同。
科學體現的是人類的工具理性，人文則體現價值理性；
科學求真，人文向善；
科學訓練思辨，人文涵育情感；
科學辨析因果，力圖解釋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相互聯繫，人文則評價得失成敗，致力於改善人際關係和社會環境；
科學強調是非對錯，人文注重好壞善惡；科學着眼於人類生活的外部環境，而人文關心的則是人的精神世界。
從目前我國各種層次（不限於高等教育）的歷史教育來看，顯然更加側重於科學性，而不是人文性。這與我們把歷史學明確界定為“歷史科學”不無關係，於此本文不擬多談。但是在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生獲得的更多的是科學思維的訓練，而不是人文精神的涵養。同時，由於“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能力”在教學評價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因之成為各級教育教學管理機構對學生進行歷史考試和對教師的歷史教學進行評估的惟一標準和主要內容。在這種評價體系的引導下，人性良知、人格尊嚴、倫理道德和公民義務等等人文要義被無情地從歷史教學內容中剔除出去，從而使得歷史教育越來越難以負擔人文教育的重任。
如何才能使歷史教育真正實現人文教育的目的呢？筆者以為，以下幾項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改革歷史教學內容。目前歷史課教學內容的主旨在於説明歷史發展的“規律”，而“規律”本身歸屬科學性的範疇。其實，對於人類生存具有永恆意義，體現着超越時代、民族和階級的絕對價值的精神、人物和事件也應該納入歷史教學的內容，甚至成為主要內容。比如為募集癌症研究資金而發起的“希望的馬拉松”長跑活動及其創始人，比如捐獻車禍遇難親屬的器官救治他人等，這些都體現了人性中最美好的東西，體現了對於生命的珍視，對於同類的愛心，對於疾病和厄運不屈的鬥爭精神，是應該讓一代又一代人都記住並且發揚光大的。
第二，對歷史現象及人物進行評價時應當加上道德維度，既要承認它推動或阻礙歷史進步的客觀作用，也要分析其心理、動機和機制，看到它對於人類生活和人類精神的影響，認識它在道義上的是非善惡。比如英國的圈地運動，作為農業資本主義化的一種方式，它的歷史作用無疑應當肯定，但是對於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英國農民來説，這是一個極其殘酷、極其痛苦的被剝奪過程，馬克思形容為“羊吃人”。而法國大革命中將土地分給廣大農民，在當時來講這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解決土地問題方式，但是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它對以後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響。“歷史的”評價與“道德的”評價結果常常是不一致的，真正科學的態度應該兩者同時並舉，而不要倉猝草率地予以“定性”。
第三，改革教學方法，儘量多地讓學生參與討論。按照教育心理學理論，連“認知”都被視為一個“建構”的過程，那麼情感和觀念的形成就更要依靠學習主體，也即學生自己去“體驗”和“生成”了。換一個角度講，從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文立場出發，在教育過程中也應當摒棄那種耳提面命的填鴨方式，而提倡讓受教育者自覺主動地、有選擇地“樂從”。況且在當前傳媒發達、社會關係複雜的背景下，學生在學校之外還會受到形形色色的觀念、意識的薰陶浸染，只靠教師一張嘴根本敵不過那許許多多張嘴，只有調動和依靠學生自己的主觀能動作用。
第四，提高教育者自身的人文素質。這裏所説的教育者包括三種人，即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歷史學家和教科書編寫者、教師。在教育活動中，教育者是主導的一方，相對於另一方學生來講，教育者往往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起着決定的作用。如果教育者本身的人文素質不高，可想而知，上述三點就沒有可能實行，人文教育的目標也就沒有可能實現。日本某些缺乏人文精神的歷史學者和教科書編寫者篡改歷史，拒絕在教科書中如實反映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事實，致使日本年輕一代對於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缺乏瞭解。而《異端的權利》、《昨日的世界》不僅作為歷史讀物膾炙人口，而且作為人文主義的經典之作而進入人類精神文明的寶庫，其原因就在於作者茨威格本身就是人文主義者，所以他才能在紛繁的歷史現象中爬梳出最有人文價值的教育素材。“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在中國古代，這些民間説唱藝人在用口述方式將歷史一代代記敍下來的同時，也以其樸素的是非功過評判為普通百姓樹立起了基本的是非觀和價值觀，完成了對傳統倫理道德的傳承。古今中外這些例子都説明了教育者本身具備深湛的人文修養的重要性。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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