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1948年12月,淮海戰役已經進入到最後階段。國民黨黃伯韜、黃維兵團已經全軍覆沒,劉汝明、李延年兵團聞風喪膽,不敢上前。杜聿明集團的數十萬人馬,被解放軍包圍在河南省永城市陳官莊一帶,佔據的地方南北只有5000米、東西不過一萬米;可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一天,一位潛伏在國民黨南京國防部的紅色特工,忽然獲知了一條驚天消息——蔣介石計劃釋放毒氣,掩護杜聿明部突圍;已經準備好了二十萬套防毒面具計劃空投給杜聿明部,屆時國民黨空軍將向解放軍陣地空投毒氣彈,讓杜聿明部趁機突圍。情況緊急,如果按照常規向後方請示彙報後,再做處理根本來不及。此時此刻,這位紅色特工和他的情報小組應該怎麼做才能阻止這個陰謀呢?
聶嶽撼,1917年生,安徽當塗人,他少年時代因為崇拜岳飛,給自己起了“嶽撼”這個名字。1937年抗戰爆發後,聶嶽撼像當時的很多熱血青年那樣,投筆從戎,考入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四期。八年抗戰他隨軍轉輾各地,為國效力,勝利後卻被國民黨軍隊卸磨殺驢,從部隊編余復員,只能設法自謀出路,養活一家老小。
1945年秋,聶嶽撼來上海謀生。此時的上海灘,風雲激盪。一方面是各種接收大員五子登科,大發橫財;另一方面,老百姓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人民迫切要求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民主浪潮在黃浦江頭洶湧澎湃。
聶嶽撼也加入了這一洪流,他開始閲讀《羣眾》、《文萃》、《民主》等進步書刊,這些書刊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他後來投向革命的希望之燈。一次,聶嶽撼參加了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先生的大會。在這次會上,他聆聽了鄧穎超同志的講話。鄧大姐的話不長:“時局極端嚴重,人心異常悲憤,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説。”寥寥數語,深刻打動了聶嶽撼的心。
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之後,在一次茶話會上,聶嶽撼毛遂自薦,認識了仰慕已久的馬敍倫先生(解放後擔任教育部部長)。馬敍倫是當時著名的民主人士,擔任《民主》雜誌主編。聶嶽撼非常喜歡這個雜誌,是這個雜誌的忠實讀者,而且還為該雜誌的“軍事評論”專欄撰文。聶嶽撼曾以何天為筆名,針對蔣介石的“雙十講話”,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從軍事角度出發,通過列舉大量事實,揭露了蔣介石破壞和平,派出軍隊侵佔解放區,妄圖發動全面內戰的陰謀。
1946年春,聶嶽撼與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組織了一個讀書會,經常在一起閲讀左翼書籍和報刊。先後參加讀書會的有七、八人,其中關係深的有聶嶽撼的同窗好友陳恩鈞(當時在通訊兵獨立第三營當中尉排長兼電台台長)和鄰居王敏(在通訊兵三營當兵)。他們三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情投意合,決定一起找門路去解放區參加革命。可惜,前後花了一年時間,想了很多辦法,但都未能成功。
1947年2月,聶嶽撼經軍校同學洪承武介紹,到國民黨國防部任少校機要參謀。第一天上班,他從科長手中接到一疊文件,要求照樣複寫三份。聶嶽撼一看,文件名字叫《陸軍戰鬥序列》,裏面的內容包括國民黨陸軍整編後200個整編師及其所屬部隊的組織建制、番號、代字、駐地、各級部隊團以上官佐姓名、官兵人數、武器裝備的種類、數量等情況,都通過文字和圖表詳加説明。聶嶽撼明白這份文件的重要價值,下定決心要把這份重要情報拿到手,送給共產黨。
聶嶽撼一面抄寫,一面思考怎麼把這份重要情報帶出去送到共產黨手中。經過一整天的時間,文件抄寫了一大半,帶出去的辦法也想好了。到了下班時間,他趁同事不注意,先將抄寫的文件裝入文件夾,鎖進辦公枱抽屜,然後用一張報紙夾住原稿。聶嶽撼拿着這張報紙,假裝去廁所解手。走進廁所,聶嶽撼一看四下無人,便把報紙和原稿裝進大衣口袋裏。這時下班鈴聲響了,他從廁所走出來,跟隨着下班的人流向外走去。國防部大門警備森嚴,聶嶽撼不免感到有些緊張,越走越感覺到步伐沉重,心跳得厲害。他深吸一口氣,定了定神,心想把性命豁上也要完成這件重大的使命。這樣一想,他的情緒反而鎮靜下來。聶嶽撼裝作若無其事地走出大門,門口的衞兵向他敬禮,他舉手回敬,邁步向前,一直到走到衞兵的視線外,才算鬆了一口氣。
聶嶽撼回到家中,找來王敏,兩人在一處隱蔽的地點,將門窗緊閉,把窗簾放下,還找來深色布將電燈罩四周圍住,不讓屋內的燈光被外面看到。辛苦了一個通宵,總算把《陸軍戰鬥序列》這份文件全部抄寫了下來。
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第二天一早,他們買了一盒糖果回來,先把抄寫好的《陸軍戰鬥序列》放在盒底,糊上一層紙藏起來,再將糖果倒在上面,看上去象是走親訪友的一盒禮品。然後聶嶽撼的妻子和王敏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兒,假扮成一家三口,帶着這盒“禮品”,乘早班火車到上海去找馬敍倫,打算託他把這份情報轉送給中共地下黨組織(由於馬敍倫當時已經受到特務監視,這份情報後來通過馬敍倫的外甥黃國光交給了中共組織)。
聶嶽撼送他們上車後,馬上趕到國防部上班,繼續抄寫這份文件。抄好後.他恭敬地送交科長審閲。科長檢查了他的工作成果,看到他抄寫的文件,字跡娟秀,工工整整,一絲不苟,繪製的表格條理清楚。科長非常高興,大加讚賞了聶嶽撼的工作,連聲説:“今後還要多多借重老弟,共同為黨國效勞。”
1947年5、6月間,聶嶽撼他們終於聯繫到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經華東局統戰部(情報部)城市工作委員會批准,聶嶽撼、陳恩鈞、王敏三人蔘加革命工作,負責蒐集情報,組成了一個紅色情報小組。
1947年夏,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計劃親自前往東北視察,鼓勵士氣(陳誠當時想當東北軍政一把手)。聶嶽撼的上級裴科長隨同前往。裴科長為了討好巴結陳誠,在陳誠行前特地編制了一份軍事手冊,供陳誠在路上翻閲。這份手冊名叫《半年來重要軍事統計》(也被稱之為“參謀總長手冊”)。裴科長將編制這份手冊的工作交給了聶嶽撼去做。手冊的內容,來自有關廳局上報總長的最新作戰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實用價值遠遠超過了之前的《陸軍戰鬥序列》。
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聶嶽撼十分高興,但要完整地獲取這份情報又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編制這份《軍事手冊》的工作量不小,需要的資料多、篇幅長,有好幾個人蔘與編制工作。首先統計員要收集國防部各廳、局上報的最新作戰資料,通過綜合、計算,再交給聶嶽撼彙編成稿,然後打字員打字,圖表還要經繪圖員繪圖,曬圖,最後裝訂成冊。由於採用的資料涉密程度很高,因此採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在編印成冊後,要與原始資料、底稿一併送審。而且,一旁還有專職的保密人員監視。
怎樣才能把拿到這份《軍事手冊》呢?聶嶽撼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在打印上做手腳。打字員是個二十歲左右的男青年,為人老實,沒什麼城府心機;與聶嶽撼的關係不錯,而且也很尊重和信任聶嶽撼。於是聶嶽撼以美觀清晰為理由,在《軍事手冊》編好付印時,要求打字員逐頁使用全新的複寫紙打印在曬圖紙上,然後由聶嶽撼負責校對。聶嶽撼校對後將曬圖紙交給曬圖員曬制,暗中悄悄留下複寫紙。這張複寫紙對光一照,能十分清楚顯示出鏤空字跡。這樣接連幾天,聶嶽撼每天下班的時候,把複寫紙秘密帶回家中,交給另一位戰友密寫複製;第二天聶嶽撼把複寫紙帶回辦公室,以防檢查。不久,《軍事手冊》的複製品通過地下交通到了解放區。
1948年夏,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參謀總長辦公室機要科長,也是聶嶽撼的上司,把聶嶽撼叫進科長辦公室。機要科長從保險箱裏取出一本很厚的文件,命令聶嶽撼立即拿去銷燬。聶嶽撼接過一看,文件封面的標題是:《中華民國三十六年陸海空軍作戰總結和下一年度作戰計劃》,左上角印有文件的編號,右上角印有“絕密”、“用後銷燬”等字樣。
這是1948年初,國民黨參謀總長辦公室受最高軍事當局的指示,組織一批高級參謀人員,編寫的1947年度戰爭總結和1948年度的作戰計劃。這份總結計劃,對解放軍來説是一份重要的戰略情報。機要科長雖然只是一個上校銜級的官員,由於曾參與編寫工作,又是機要科長,與其主管的業務有關,所以也給他發了一本。
聶嶽撼像平時接受任務一樣,恭敬地向科長報告:“遵命,我立即去辦”。聶嶽撼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見同事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談論如何去度週末。見此情景,聶嶽撼計上心來。當時銷燬文件的制度不是很嚴格,又是週末下班前大家急着回家。聶嶽撼採用調包計,先在銷燬文件登記簿上作了登記,又找了一本無用的文件當“替身”,隨即請一位急着要下班的同事簽了名字,便把這本“冒名頂替”的文件投進了焚化爐。就這樣,聶嶽撼巧妙地拿到了這份重要的戰略情報。
這份情報交給交通員後,交通員將其密寫在白色內衣上,帶回瞭解放區。聶嶽撼獲取的這件重要戰略情報,轉報中央社會部後,曾獲得上級來電嘉獎。
1948年下半年,聶嶽撼的軍校同學洪承武,調任聯勤總部主管軍事運輸業務,洪承武向上級舉薦聶嶽撼接替他原來兼任的參謀總長會議記錄職務。這項工作的機密性很大,對選用人員要求十分嚴格。聶嶽撼因為是洪承武鼎力保舉的,自己又是國民黨軍嫡系中央軍校畢業,現任參謀總長辦公室機要參謀。因此,洪承武的這一簽呈上報後,很快就被上面批准了,於是聶嶽撼又有了一個獲取情報的重要渠道。他隨即擔任起參謀總長會議記錄的工作。
潛伏在陳誠、顧祝同身邊的絕密特工,可惜建國後的職務只是個民警!
參謀總長會議是國防部一個高級的行政例會。由時任參謀總長顧祝同主持,每週定期召開,遇有重要問題需要討論時,則由參謀總長通知隨時召開。參加會議的人員基本上都是國防部各廳、局的負責人。會議內容,除了各廳、局負責人請示報告主管業務工作,主要還是各廳、局將自己掌握的全國各戰場的最新情況拿出來彙報、研究,參謀總長也會將一些作戰計劃交各廳、局負責人討論研究,並聽取他們的意見。因此會議上討論的問題,往往都是重要情報。
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室,設在參謀總長辦公室北面一座獨幢小洋樓內。每逢開會之日,會議室一帶崗哨密佈,警戒森嚴,沒有特別通行證是不準進入的。聶嶽撼取得了參謀總長會議記錄的職位,宛如身處於國民黨高級軍事機密的寶庫。但這又是一個危險的禁區,特務們的眼睛監視着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稍有不慎,就會有殺身之禍。聶嶽撼特別小心謹慎,表面上,他在會議席上正襟危坐,專心記錄每一項討論的內容;與此同時,他還要把最重要的內容默默地記住在心裏。因為在每次會議結束後,會議記錄都由保密軍官送到保密室入檔保存,一片紙、一個字都不準外傳。聶嶽撼只能把重要情報拼命記在自己的腦海中,回到家後,立即整理密寫,送到交通站,再轉送解放區。在此時期,聶嶽撼收集了大量軍政情報,其中不少是重要的情報。
1948年底,隨着三大戰役的進行,明眼人都知道,蔣家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了。國民黨內部的很多人,也開始為自己謀劃出路了。
洪承武雖然已經調到聯勤總部擔任中校供應科長,但與聶嶽撼住的地方很近,下班後仍經常在一塊聊天。他對聶嶽撼的身份已經有所察覺了,於是聶嶽撼便對他談了自己對國家前途和當前形勢的看法。洪承武聽後,表示要棄暗投明。經上級同意,洪承武也參加了聶嶽撼的這個情報小組。
洪承武加入後沒多久,就提供了本文開頭所説的那份情報。事關重大,已經來不及向上級請示了。情報小組經過討論,決定由洪承武出面,利用他掌握軍事運輸的職權,藉故拖延,阻止空投。洪承武執行了這個指示,找各種理由拖延空投這批防毒面具。直到杜聿明部被殲滅,這批防毒面具也沒有被空投,避免了因國民黨軍施放毒氣而造成的重大傷亡。
關於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軍使用毒氣的情況,接下來要做個簡要介紹。從目前公開的史料來看,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使用的毒氣都是催淚性和噴嚏性的,毒性較弱;高致死的窒息性和糜爛性毒氣彈(國民黨軍隊至少儲存有數千發芥子毒氣彈),未見有使用的報道,缺乏足夠的防護器材估計是重要因素。中共方面通過多種渠道,事先已經瞭解到杜聿明部使用毒氣突圍的打算,並做好了準備;根據史料披露,解放軍擁有的防毒面具數量比杜聿明部還多。值得一提的是,淮海戰役中使用的毒氣彈都是由國民黨兵工廠製造的。
實施大規模化學作戰(使用高致死的毒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有優秀的氣象情報能力(風力、風向、降水等都會對作戰效果產生極大影響)、專業的化學戰投放隊伍(熟知化學彈的貯存、使用並具備快速應對生化泄露能力的專業部隊)和協同緊密的作戰部隊。
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抗戰前曾經組建過一支專業的化學戰部隊,抗戰中規模一度達到4個團。抗戰勝利後,這支部隊被解散,化學作戰的能力也就不存在了。因此當時即便是最精鋭的國民黨軍隊,也不具備大規模化學作戰的能力。在淮海戰役的最後時刻,國民黨空軍儘管大規模釋放了毒氣,但仍不能挽救其失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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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聶嶽撼在上海公安局二處工作,當了一個民警。1953年,受潘漢年一事牽連,他調往蘇北上海農場(即後來的四岔河監獄),一待就是26年。2019年5月,聶嶽撼去世,享年102歲。
限於編者水平有限,只能在本文最後寫一句看起來很空洞的話:向偉大的隱蔽戰線工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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