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是中共黨內富有傳奇色彩的文人。
抗戰爆發後，李一氓從延安奉派到由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組成的新四軍，擔任新四軍秘書長兼軍法處處長，掌管軍部機要文電及保衞工作。皖南三年期間，他見證並參與了新四軍軍部所有重大活動的決策。
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中，他奇蹟般地全身逃脱輾轉至香港，並向延安連發7份電報，詳細報告事變的全過程，以及他本人對造成皖南事變主客觀原因等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和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電中所説：“除葉、項、袁、周外，我知道的經過比任何人為多。”他的報告為後人研究皖南事變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
虎口脱險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變發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衞戰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國民黨第三戰區重兵圍剿的皖南新四軍傷亡慘重，東流山等制高點相繼失守，皖南事變已接近尾聲。
當天深夜，新四軍軍長葉挺下令分散突圍。在電台向延安發出由葉挺署名的最後一份電報後，身為軍部秘書長的李一氓命令電台台長將電台設備徹底砸毀，又目睹機要員銷燬全部密碼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時，發覺已和軍部其他人員失去聯繫，平日歸他直接領導的機要人員也都跑散了。
為安全起見，在一個樹林裏的茅草叢下，他挖了一個坑，忍痛將一些極其珍貴的重要文檔埋了進去，其中包括毛澤東1937年給他的親筆指示信、1938年葉挺因與項英鬧矛盾離開軍部時寫給他的長信，以及他本人的長征日記。
在皖南事變中，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9000餘人遭國民黨軍8萬重兵圍殲，除近千人分路突圍外，其餘大部分被俘和犧牲，幾近全軍覆沒。到1月14日以後，包圍圈內尚剩下為數不多的新四軍殘留人員。李一氓忍飢挨餓地在幾個山溝裏輾轉隱蔽了好幾天，有時也能遇到一些新四軍流散人員，人數時多時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國民黨鄉、保武裝的搜捕，終未合羣。後來遇到相熟的軍部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餘立金和戰地文化服務處處長錢俊瑞，以及教導隊的兩個下級幹部，於是這5個人便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小小的團隊。
就這樣，他們在涇縣山區埋伏到1月下旬，與一户同情新四軍的當地農民取得了聯繫，白天潛伏在樹林裏，晚上則悄悄地到該農户家裏吃晚飯。此時已接近農曆新年，參戰的國民黨軍隊都已奉命回撤原防。他們幾人商量，一直在山裏待下去恐非長久之計，還是要設法儘快出去與上級取得聯繫，向黨中央彙報此次事變的詳細情況。餘立金、錢俊瑞擬從寧波經上海去蘇北到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面見劉少奇；李一氓決定經桂林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面見周恩來；另兩位教導隊下級幹部則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於是約定先經太平縣南下屯溪，然後在屯溪分手各奔東西。
當初突圍時，每人都分得一筆經費。他們拿出50塊銀元給主人，一來感謝他們一家冒着生命危險提供飯食和掩護；二來請主人幫他們添置化裝必需的衣物。在農户的幫助下，他們改換了老百姓的便裝。熱心的農户還為他們設計了一些道具，如李一氓肩扛一根竹竿，上面掛了一些黃鼠狼之類的小獸皮，裝成收皮毛的商販。錢俊瑞則手提竹籃，裏面盛些香燭等過年用品。餘立金等人亦如法炮製，按各人打扮預習好一套説辭。準備停當之後，主人在前帶路，行走約三四里後，將他們送到去太平縣城的山口，然後揮手作別。
按照事先約定，為安全計，5人裝作互不相識的路人分開前行，互相之間各間隔二三百米，以便前後照應，晚上再到就宿地點會面。設想雖好，但真正實行起來，卻純系紙上談兵。當時的心情，誰都想早點離開涇縣這個險惡之地，因此一路上行色匆匆，很快就亂了次序。李一氓年歲最大，走得最慢，到第二天繞過太平縣城時，已遠遠地落到了最後面。
由於山路崎嶇，李一氓又不良於行，不久雙腳就打了水泡。途中，他兩次遇到在行軍路上臨時休息的國民黨軍隊，有驚無險，矇混過關。第三天傍晚，李一氓才趕到潛口鎮，由於沒有通行證，不敢到旅館住宿。在鎮外的小茅店，儘管他自稱是開小差的川軍，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斷出他是皖南事變打散的新四軍。幸虧新四軍在皖南經營三年，口碑甚好，店主不僅沒有當面説破，更沒有為難他，相反，在店主的掩護和幫助下，李一氓解決了食宿，還花高價搞到一張從潛口到桂林的通行證。
有了通行證，在國統區就可暢行無阻。那位店主幫李一氓僱了一輛去屯溪的人力車，臨分手時店主才笑着當面揭開李一氓新四軍的身份。屯溪為徽州府治所在地，當時尚屬後方，從上海、南京、杭州、蕪湖等地躲避戰亂的達官貴人麇集於此，加上蘇浙皖邊各級戰時流亡政府機關林立，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時稱“小上海”。在熱鬧的屯溪街上，李一氓驚喜地遇到先他而至的餘立金和錢俊瑞，只見他們兩人換了行頭，衣着光鮮，差點沒認出來。他們行色匆匆地對李一氓説：已經買好去寧波轉上海的船票，即刻就要登船。於是就在屯溪街上握手別過。
李一氓受到二人的啓發，也在估衣鋪裏添了一套布棉袍，又買了一隻手提箱，裏面放置了一些就地收購的茶葉和屯溪有名的徽墨，將自己打扮成販賣茶葉的行商。他的目的地是經桂林去重慶，而第一站是從屯溪先乘汽車到浙江金華，然後再轉火車。這一天適逢農曆除夕，經打聽，沒有客車去金華，連第二天大年初一也沒有車。無奈之下，他只得先找一個小旅館住下來，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孤苦伶仃地度過了寒冷悽清的辛巳年春節。
大年初二，李一氓終於花錢請旅館的人幫忙，在去金華的出租小汽車上買到一個座位，輾轉抵達桂林，已是2月6日近元宵節了。在火車站口附近報攤上，李一氓買了一份有中共背景的《救亡日報》，然後叫了一輛人力車，要車伕按報頭刊登的太平路21號社址拉到報社，想通過報社找到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孰料報社工作人員告訴他：因皖南事變發生，國內形勢驟變，桂林八辦已於1月20日奉命撤回重慶。再打聽，兩個熟人夏衍和範長江也都轉移到了香港，後來總算與老朋友孟秋江取得聯繫。神通廣大的孟秋江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證章。李一氓便以該委員會職員身份住進高檔的環湖旅館。
按原定計劃，李一氓是想經桂林去重慶，當面向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彙報皖南事變經過。為此，他託孟秋江去找國民黨元老、當年的北伐軍第四軍首任軍長、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幫忙聯繫交通。李濟深認為重慶形勢險惡，去那兒恐有危險，而劉少奇、陳毅已在蘇北鹽城宣佈重新成立新四軍軍部，建議李一氓不如到蘇北新軍部為好，並答應設法將他從廣東送到香港，再轉赴蘇北。
1941年元宵節後不久，經李濟深聯繫，由孟秋江出面介紹李一氓和同盟會老人李章達見面，後由李章達親自陪同從桂林乘火車到衡陽，再轉汽車於2月17日到達廣東韶關。在韶關又等了一個多星期，再從韶關以北的樂昌機場搭乘中美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香港。甫抵香港，李一氓即在機場用航空公司的電話找到老朋友夏衍，被安排住進半山飯店。自皖南險地突圍，經皖、浙、贛、湘、桂、粵6省，有驚無險，歷時一個多月，他終於在香港與中共駐港地下組織取得聯繫。
1939年，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領導與周恩來合影。後排左起，袁國平、陳毅、周恩來、項英；前排左起，李一氓、粟裕、王集成、鄧子恢
寫出皖南事變七份報告
皖南事變突圍出來後，李一氓通過中共地下電台，先後向延安黨中央發去關於皖南事變的7份報告，為後人研究這一國共兩黨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留下了十分難得的歷史文獻。
還是在韶關候機的日子裏，李章達於2月24日設法讓李一氓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文彬秘密會見。就在會面的前幾天，即194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指示，對內宣佈將中央1月15日《關於項袁錯誤的決定》“一律傳達到團以上幹部為止”。據此，張文彬乃將中央的這個決定向李一氓作了傳達。
該《決定》尖鋭地指出：項英“所領導下的黨政軍內部情況，很少向中央作報告，完全自成風氣。對於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經發展至極不正常的程度。”“由於項、袁領導錯誤，事先既少精神上之準備，臨事復無機動作戰之指揮與決心，遂至陷於失敗。此次失敗，乃項、袁一貫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非尋常偶然的戰鬥失敗可比。”《決定》告誡全黨全軍高級領導幹部：“軍隊幹部，特別是各個獨立工作區域的領導人員，由於中國革命中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特點所養成的獨立自主能力，決不能發展到不服從中央領導與中央軍委指揮，否則是異常危險的”，“須知有槍在手的共產黨員，如果不服從中央領導與軍委指揮，不論其如何自以為是與有何等能力，結果總是要失敗的。”
身居新四軍領導層的李一氓，看到措辭如此嚴厲的批評，心情非常沉重，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對這個《決定》向中央表一個態度，於是當即起草了一份電報，交由廣東省委從韶關通過地下電台發給延安。這就是“皖南事變報告第一號”。
第一號報告電文不長，先是向中央報告已“安全脱險到粵”；其次對中央《決定》表態“完全接受擁護”；最後簡要彙報個人突圍沿途經過及見聞。
在香港，中共駐港負責人廖承志和潘漢年詳細聽取了李一氓對皖南事變經過的口頭報告，並要求他將事變經過詳細情況寫成文字彙報，由他們用電台發到延安。李一氓仔細回顧了從1月4日部隊出發到1月6日雙方打響，再到1月14日戰鬥結束的親身經歷，由於情節多、文字長，他將有關內容相對集中，斷斷續續，時寫時交，並把電報編了號，以在韶關發的電報算第一號，花了一個月左右，總共發到第七號。
第二號報告時間為3月6日，內容是回答延安來電詢問皖變失敗是否與敵特內奸機密泄露有關的問題。李一氓分析，“我行軍作戰皆未下達紙上命令，完全口述行動路線……決定作戰佈置系六日上午討論決定，下午傳達，是晚即發出，且知道的人很少”，而且第三戰區聯絡參謀陳淡如“四號黃昏由涇縣回雲嶺，（假如陳預知我四號晚行動，他絕不會回來）”，因此他認為：“估計這次失敗並非機密泄漏或有內奸的問題。”
報告第三號寫於3月18日，主要內容為彙報皖變中“項英同志動搖之經過及我的出走”。1941年1月8日深夜，在部隊突圍被阻，形勢不利的緊要關頭，當獲悉第三戰區前敵指揮官上官雲相電令圍剿部隊“於明（9）日拂曉再行全線總攻”後，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政委）項英、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秘書長李一氓4位新四軍高層決策人物先後瞞着軍長葉挺，丟棄部隊不辭而別，率領身邊少數人企圖繞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葉挺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獲悉後，當即向中原局和黨中央電報“項、袁、周、李不告而去”。後來他們因沒有跑出包圍圈，不得不於10日分頭返回。然此時中央已來電撤銷了項英的指揮權，明令軍事上由葉挺負責，政治上由饒漱石負責。
項英返回石井坑與葉挺會合後，自覺有愧，暗自垂淚，乃向延安發報，承認“臨時動搖，企圖帶隊穿插繞小道而出”，“影響甚壞”，並表示了“堅決與部隊共存亡”之決心。在全軍被圍的危急時刻，喪失信心，動搖出走。此舉使項英多年來在黨內和部隊建立起來的威信喪失殆盡。
李一氓是項英出走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他在致延安中央書記處“皖南事變報告之三”電中，詳細彙報了這一經過：“晚10時左右，項忽派人叫我幾次，皆未找着。等我回到我的位置，知道項派人來找過我，遂去項處，那時袁國平、周子昆皆在。項一手握我，一手握袁，周在其前左不作一語。即匆匆向後走，此外同行者僅二三衞士。我初不知他是何用意，我還以為找地方開會，決定最後處置。但又不見有老葉。行數十步後，袁始説他的衞士沒有來，周又自語説，他沒帶錢。我才恍然，項又要來他三年油山那一套。我即追問項叫過老葉沒有，項反答叫了他不來。此時我對項此種行動不大讚成，我當即表示我不同他們走。項即反問，那你怎麼辦？我説，我另想辦法，打游擊也要帶幾支槍，脱離隊伍也要想辦法救出幾個幹部，我還想把軍法處、秘書處及胡立教等設法從銅陵、繁昌過皖北。項當即表示贊成，與我握手，並説把xx也帶走，他身上還有錢。袁當時表示願同我走，又聽説今晚無把握，須等明天看清情況再決定，結果仍與項、周同走。因同行之獵户是他們唯一之嚮導，於是分手，他們繼續前進。”
對於這次出走事件，李一氓在第三號報告最後向中央檢討了。半個世紀後，李一氓憶及此事，仍有着濃烈的悔意。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承認在新四軍工作當中的錯誤，沒有在葉項之間做好工作，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項、袁準備離開隊伍，既沒有勸説他們不能這樣做，也沒有去找葉挺報告這件事情，反而自己學他們的樣子，也找了幾個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脱離了部隊，其實也沒有跑出包圍圈，被迫依然返回軍部。雖然時間很短，從黃昏到夜半，不超過十個鐘頭（此處記憶有誤，應為從8日夜半至10日中午共1天半時間——筆者注），但總是一個這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
報告第四號寫於3月20日，主要彙報新四軍移動時3路縱隊的兵力編組情況，以及圍殲新四軍的國民黨部隊7個師番號、軍力部署，再是解釋北移部隊為何選擇向南迂迴這條移動路線。
報告第五號與第四號寫於同一天。從內容看銜接前電，主要是彙報皖南部隊1月6日、7日兩天的情況。6日晚，皖南新四軍遵照潘村會議佈置，兵分3路連夜冒雨向南開進。7日上午與敵發生激戰，道路受阻。身處前線的葉挺軍長當時想命令部隊打下星潭，衝出包圍圈，但同去的副參謀長周子昆説：“是不是回去跟項副軍長把情況研究一下。”研究打星潭的會議於7號下午3點在丕嶺到星潭之間的百户坑指揮所召開，會上葉挺主張集中主力打出星潭去，但項英臨戰遲疑不決，舉棋不定，會議斷斷續續一直拖到夜裏10點，居然開了7小時之久，後來葉挺氣憤地説：“時間就是勝利，不能夠猶豫不決，不能夠沒有決心，我的態度是，錯誤的決心我也服從，現在就請項副軍長決定吧，你決定怎麼辦就怎麼辦。”最後項英決定：不打星潭，大部隊後撤回到丕嶺以西。由於項英的優柔寡斷，導致嚴重貽誤戰機。對這次決定部隊今後走向至關重要的百户坑會議，李一氓在第五號報告中有如下敍述：“葉希夷（葉挺字希夷——編者注）提出二個方案：（一）立即後撤，循來路回茂林，再渡青弋江，打太平、洋溪、石台、青陽，甚至再南出祁門、景德鎮。袁認為可以考慮，項反對，認為政治上説不過去。葉反稱此時求生存第一，政治上説得過去否，其次。但終被打消……”
報告第六號寫於3月22日，內容為石井坑保衞戰經過。
1941年4月1日，李一氓寫出第七份報告，從軍事角度分析皖南新四軍失敗原因，十分精闢，全文如下：
檢討這次戰役的失敗，主要的當然是項的政治領導的錯誤，但如單純軍事來説，也犯了極大的錯誤。
1.出動太遲，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結果也不會如此之難堪。
2.估計敵人太低，估計自己太高，以為四十師不堪一擊。
3.在地形選擇上當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無作用。
4.戰鬥準備不足，非戰鬥人員太多，行裝太多。
5.行軍過久，行軍力不強。敵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們僅四十里路。
6.使用兵力不恰當，兵力分散。假如全軍作一路攻擊，不會感到兵力不足與彼此脱節。
7.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過去三年，戰鬥都是團為單位，這次六個團一起打，毫無協同作戰可言。
8.因過去子彈多，不注意節省彈藥，到後來有槍無彈。
9.參謀長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後方勤務與教育工作，對作戰部署與指導毫無把握。
10.項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差。
11.戰時工作全無計劃……下級連指導員只有單純的鼓動工作，缺乏整個戰役的組織工作。
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這次戰役的軍事上失敗的意見。中央及軍委如還有查問的，我當據所知答覆，因除葉、項、袁、周外，我知道的經過比任何人為多（全報告完）。我擬四月十日左右離港去滬。
由於李一氓在新四軍中的地位，他寫於皖變結束不久的7份報告，對新四軍歷史研究者言，其史料價值無疑十分重要。幾十年後的李一氓自己對此也有如下評價：“皖南事變是從1941年1月4日起到1941年1月14日止，歷時11天。我寫電報是3月間的事，中間隔了不過五六十天，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件大事變，因此記憶非常清楚。要我現在再做詳細的回憶，達到電報的程度，就很困難了。”
李一氓
受到黨內口頭警告處分
1941年4月中旬，李一氓隨潘漢年從香港到上海，半個多月後安然抵達蘇北鹽城。
當時，為防止皖南事變中被俘後叛變投敵者混入隊伍，新四軍新軍部和華中局成立了審查委員會，對每一個突圍歸隊者進行嚴格審查。在華中局，李一氓按規定又將皖南事變經過以及本人突圍的逐日情況，向組織作了詳細的彙報。華中局經研究報告中央，認為李一氓在部隊轉移過程中一度離隊系“對項英的機會主義錯誤採取調和態度和自由主義，應該在組織上給一個警告”，延安覆電表示同意。
1941年秋天的一個晚上，華中局召開了一次專門會議，由李一氓檢討自己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與會的華中局委員劉少奇、陳毅、饒漱石、曾山對他的錯誤提出批評，後由華中局書記劉少奇宣佈中共中央關於對李一氓同志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給予黨內口頭警告的批示。口頭警告是中共黨紀中最低級別的處分。在會上，李一氓對大家的批評和組織處分表示誠懇接受。會議結束已是深夜，散會前端出一盤土製蛋糕當宵夜。李一氓回憶説，因自己是批評對象，所以對蛋糕遲遲沒有動手。為了緩和尷尬的氣氛，心細的陳毅對李一氓發話説：“錯誤歸錯誤，吃蛋糕歸吃蛋糕。”於是他也上前取了一塊。
原本以為領受組織處分之後，這件事情就算結束了。但在1942年劉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前，於2月15日至3月5日在蘇北阜寧單家港主持召開了華中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當着數十位各地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李一氓又被安排在會上作了關於皖南事變錯誤的公開檢討。
此後，李一氓歷任中共淮海區委副書記、淮海行政公署主任、中共蘇北區委副書記、蘇皖邊區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中共旅大區委副書記、大連大學校長等職。全國解放後，又先後出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在“文革”中，因受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中餘立金案的牽連，又翻出皖南事變突圍的歷史老賬，李一氓在國務院外事辦任上被無辜地“專政”，關進秦城監獄，蹲了5年大牢。在此期間，他被要求將本人一生的詳細歷史寫成自傳。1973年10月獲釋以後落實政策，他先後出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會長、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小組組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常委等職。數十年間未就皖南事變發表任何公開言論。
1981年是皖南事變40週年。當年秋天，李一氓懷念昔日戰友，赴南京雨花台望江磯憑弔項英，在墓前觸景生情，賦詩一首：
秣陵秋染淺丹霜，
獨有荒墳卧望江；
麥飯籃空慚無奠，
桐弦調走笑雌黃。
臨危受命原無忝，
到死方休亦可傷；
四十年間雲嶺怨，
皖南山色自蒼蒼。
綜觀全詩，從文學角度評判，不失為上乘之作。作者刻意遣用“霜”、“荒”、“怨”、“傷”等詞，使調子顯得低沉傷感，隱隱含有對項英遭際抱屈的意味。
李一氓本人對這首詩非常滿意，1982年清明，他特地手書此詩寄給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收存。李一氓的書法原本就有名氣，紀念館收到他的墨寶，自是大喜過望。孰料該詩被中共安徽省委一位好事者看到後，認為內容情調有問題，便報告省委，並以省委名義轉報中央。中央書記處為此事還專門找李一氓打了招呼。李一氓萬萬沒有料到，一首憑弔戰友的平常小詩居然會鬧出這麼大的動靜，其鬱悶可想而知。
項英、李一氓、葉挺的微妙關係
若論項英、李一氓、葉挺3人的關係，確實有點微妙。項英、葉挺之間存在矛盾，在當時的新四軍軍部並非秘密。
新四軍成立後，葉挺儘管是新四軍軍長，但因不是中共黨員，所以部隊的實際領導權，理所當然地掌握在身為中共東南分局書記、軍分會書記的副軍長項英手裏，這也是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所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對項英來説，尊重葉挺、團結葉挺就顯得尤為重要。1938年5月4日，毛澤東在致項英的“五四指示”中，除了對新四軍發展方向做出具體佈置外，最後特地叮囑項英：“請始終保持與葉同志的良好關係。”毛澤東稱葉挺為“同志”深有含義，實際上是提醒項英，不要把葉挺看作外人，而要以“同志”相待。
葉挺鑑於不能參加黨的會議和軍分會會議，因此在工作中有種種不便，也不能及時參與有關軍務事宜的處理，1938年6月上旬他因公去武漢時，便向長江局婉轉提出，“要求在新四軍組織一個委員會，以便共同商議處理一切軍政問題”。經中共中央研究，為尊重葉挺的合理要求，於6月9日覆電長江局，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以項英、葉挺、陳毅、張雲逸、周子昆、袁國平為委員，項英為主任，葉挺為副主任。
可是，項英在新四軍軍部工作中，仍然沒有注意搞好同葉挺的團結。正如陳毅在《1938年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所説：項英在新四軍中“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事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葉挺在新四軍中受到了不應有的冷遇。原來司令部參謀處與葉挺在一起，後來也移到項英住處。項英開始同葉挺一起吃小灶，不久跑到大食堂吃飯，撇下葉挺一個人吃飯。在這種情況下，軍部的其他幹部也都有意無意地迴避葉挺。孤獨的葉挺，經常手持心愛的相機，在軍部駐地周圍四處溜達攝影，藉以擺脱苦悶的心情。
葉挺滿腔熱血出任新四軍軍長，為的是抗日報國，一展抱負，而實際上卻一方面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掣肘，另一方面又受到項英的排擠。這在他是始料未及的，終於在1938年10月提出辭職，負氣出走廣東。蔣介石向中共明確表示：葉挺已離開新四軍，因此新四軍問題須重新解決，要另派人去新四軍任軍長。
中共中央書記處接到報告，得知蔣介石企圖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引起高度重視，迅速致電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立即約葉挺到重慶談話，徹底解決其新四軍的工作問題，並要葉挺向蔣表示願回新四軍工作。”同時指示周恩來在與葉挺説話時，“應確定葉之在新四軍之實際地位與實際職權，以堅定其在新四軍之安心工作”。周恩來敏鋭地看出葉項矛盾的癥結所在。他在復中央書記處電中提出解決問題的原則意見：“葉回四軍，我的解決原則，共產黨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變。新四軍委員會可以葉正項副，項實際上為政委。”193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電覆周恩來：同意新四軍委員會“葉正項副”的意見，同時指出，“葉挺工作問題之解決影響新四軍前途及全國同情者對我之態度，關係頗大”，必須“在新四軍幹部中進行教育，以確定對葉挺的正確關係”。
在重慶，周恩來一方面向蔣介石交涉，提出中共不同意更換葉挺，一方面對葉挺開誠佈公，促膝長談，説服了葉挺。周恩來還決定親自陪葉挺返回皖南軍部。葉挺深為感動，收回了辭職要求。
1939年2月23日，周恩來偕同葉挺一行抵達雲嶺。在軍部，周恩來傳達了六屆六中全會關於發展華中的方針，以及中央關於尊重並確定葉挺在新四軍的地位的指示。周恩來在批評項英時特別指出：“像葉挺同志這樣一位很有軍事才能的高級軍事指揮員，又是北伐戰爭年代的名將，他是熱愛黨的事業的，熱愛人民解放事業的，是忠實的愛國主義者。不能認為他現在不是黨員而不信任。他留在黨內，不如留在黨外工作，對黨的工作有利得多。像這樣熱愛黨的事業的好乾部，你不能團結，那還要團結何人？”
然而不到半年，又發生了葉挺再次辭職事件。此時葉挺和項英的矛盾，則已表現在新四軍戰略方針問題上的分歧。
1939年11月7日，葉挺在重慶與秦邦憲、何克全、董必武、葉劍英聯名給中共中央發去專電，就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發展方向提出看法：“江南新四軍目前是處在極困難環境中，區域縮小和隔絕，行動被約束，部隊被分散，編制、經費被限制。嚴格説來，新四軍是在頑固派和敵寇的攻擊中掙扎着。只有堅決而秘密地執行以一部堅持江南現地區，主力向江北發展的方針，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裝繼續發展。”同時向中央提出了5點具體建議：“（一）立刻調大批政工人員到江北進行政治準備；（二）先將子彈、藥物等移到江北適當地點；（三）除酌留部隊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組織遊擊支隊分頭過江；（四）主要地區放到津浦以東；（五）指揮機關秘密到江北去。”
因為葉挺幾個月前親自到江北敵後進行過實地考察，十分清楚新四軍在江北發展的條件遠較皖南有利。這個建議比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蘇北為突破口打開發展華中局面的方案，時間還要早半個月。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充分説明葉挺具有非凡的戰略眼光和駕馭大局的觀念。
1955年4月第一次亞非會議期間，陳毅在與當年舊友、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回憶皖南往昔時説：“新四軍從集中整編起，內部就存在矛盾，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之間的關係很緊張。我對項英很尊重，私人關係也很好，但是在軍事戰略方針上我卻支持葉挺。我同項英多次在私下談，在會上爭，總是誰也説服不了誰。”遺憾的是，項英最終沒有采納葉挺和陳毅的正確意見。如果當時能積極執行上述5個部署，把主力和軍部及時分批移到江北，何以有日後的皖南事變發生？
2010年筆者赴台訪學期間，在陳誠帶到台灣的“石叟資料”中，查到一本1939年3月編寫的《陸軍新編第四軍成立經過概況》的小冊子，在第四部分“人事概況”中寫道：“人事屬於黨的支配，軍長葉挺……黨權由副軍長項英總攬，聞兩人之間並不甚睦。秘書長李一氓與項英最為密切，人稱其為項之靈魂。”這當然是從國民黨的視角得出的評介。連國民黨都知道葉、項不睦，可見此事已為公開的秘密。李一氓與項英的關係，無疑要比與葉挺密切得多，這也是事實。項英在皖變中途離隊時，撇開了葉挺，撇開了饒漱石，除了拉袁國平、周子昆一起出走之外，還不忘特地幾次派人去找李一氓，可見兩人關係之深。
在李一氓的角度看來：葉、項兩人的矛盾如果公開化，明白地擺出來，“那倒好辦了，可以一個一個地根據雙方是非，以大局為重，一個一個解決好了。但是這個矛盾卻是來無影去無蹤，雙方都沒有直接向我表示過。我當時也沒有完全清楚地認識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我也無權把他們拉到一起進行仲裁。影影綽綽的，葉挺總想借口離開新四軍，採取躲避的辦法回重慶、回澳門。影影綽綽的，項英總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並且幫助他離開新四軍”。
因為李一氓早年與葉挺、項英都有交集，故中央在籌組新四軍班子時就將其考慮在內。1937年底，當李一氓奉命去新四軍工作離開延安前，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就對他説，因為他與項英、葉挺都熟悉，要他作為項、葉兩人之間的緩衝者。晚年的李一氓感嘆道：“我作為緩衝人，明顯的是失敗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李志光就新四軍和皖南事變問題數次訪問李一氓。1990年，對皖南事變沉默數十年的李一氓在《人物》雜誌當年第5期發表《血染着我們的姓名——皖南事變的前前後後》一文。同年12月4日，李一氓病逝於北京。
1992年12月，由李一氓生前自傳擴展整理而成的回憶錄《模糊的熒屏》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其中有整整一章4.5萬字的篇幅詳細論述新四軍和皖南事變。著名學者何方在2001年第5期《百年潮》著文談讀後感時認為：“作為當事人，可看得出來他確有些難言之隱。”説還是不説，説多還是説少，直接説還是隱晦説，這其中的糾結，可能也是李一氓生前之所以將回憶錄定名為《模糊的熒屏》的原因吧。
來源《同舟共進》2014年 第1期
轉自老兵讀史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