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師王靖授課時幾台電腦同時開啓
2020年春季學期對復旦大學校方以及在校師生而言，是一次次“危中尋機”的嘗試與努力。在疫情下起飛的在線教學，正在開啓知識傳播領域的新寶藏。
簽下誠信承諾，上傳和作為“臨時考官”的父母的合影，隨後開始完成老師傳輸到手機端的試卷，一屏一題，30分鐘一份考卷……上週五，復旦大學微電子學院145名大二學生在線完成了《半導體物理》的期末考試。
以這次別開生面的在線考試為“基點”，時間回撥小半年，2020年春季學期一路行進至今，對復旦大學校方以及在校師生而言，是一次次“危中尋機”的嘗試與努力：
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停課不停學”，短短兩週之內，復旦大學一口氣開出了4580門次在線課程，涵蓋2300多名本科生授課教師。其中，超八成的本科生課程，全部運用新的技術場景。
為了實現“讓每一個想學習的學生都有課上”的目標，復旦大學規定，一門課的選課人數只要超過5人，老師就必須在線開課。結果，全校有237門課程選課人數雖未達標，也都悉數在線上推出了。全校甚至有27門課處於“1對1”教學狀態——只有1名學生選課，老師也如常開講。
經歷這次史無前例的教學變革後，很多老師發現，校園有了新變化：在疫情下起飛的在線教學，正在開啓知識傳播領域的新寶藏。
在質疑聲中“種子計劃”落地：兩週時間，培訓全校2300名老師
2月13日下午4點，復旦大學正式發佈開啓春季學期在線教學的通知。
“僅一小時後，我的手機、郵箱，還有我們教務處其他同事的手機、郵箱，都是老師們發來的消息，滿是質疑和擔憂！”徐雷是復旦大學分管教學的副校長，對當時的這一幕情景，記憶猶新。
“轉戰線上？你們會毀了大學的教學！”“搞在線教學？那我們和電大有什麼差別？”“老師不能和學生面對面交流，就談不上有效授課！”“那麼多門課上線，沒有任何服務器能承受”……復旦大學教務處負責人、物理系教授蔣最敏記得，當時年紀大的老師多數對在線教學持反對意見，年輕老師反對的也不少。老師們千言萬語，歸根起來一句話：“在線教學不合適，等疫情過去再恢復線下教學”。
但是，教學不能等，學生也不能等。疫情來臨，每個人身處其中，都參與戰“疫”，而師生共同構建新的課堂教學關係——不停課、不停學，就是戰“疫”的一種方式。
思前想後，徐雷乾脆自己現身説法。2月14日，徐雷錄製了上課視頻，投放在學校的公眾號上。除了視頻，他還附上攻略，手把手向老師們演示如何花10分鐘、用最簡單的錄屏軟件開展在線教學。
這條視頻的閲讀量很快突破9萬人次，還有一些外省市的老師在微信下留言、點贊。
彼時，全國高校都在陸續開始在線教學。由於網絡崩潰等“翻車”事件屢屢發生，如何開展在線教學，幾乎是所有高校老師都關心的話題。
在復旦，關於如何開展線上教學、以及以何種方式開展線上教學的內部討論已進行了多次，除了老師們能想到的形形色色的“反對理由”外，全校大規模在線教育的啓動確實面臨着技術方面的困境。有知情者直言，“即便學校願意出巨資，也沒有互聯網企業敢出租服務器，給出‘絕對不會出任何問題’的承諾。”
綜合考慮多方意見後，復旦校方拍板：在線課程全部採用錄播形式，進行混合式教學。
當時的“匆忙上馬”，如今來看，已然成了一則佳話——從2月11日決定開課並定下在線教學的方案，到所有課程悉數開出、上線，前後只用了兩週時間。
學校的具體安排是：第一週，各院系推薦，讓1000名對技術有親近感的骨幹教師率先試水；第二週，由這些骨幹教師培訓自己身邊的教師。對於那些仍然無法解決技術問題的老師，學校統一為其配備助教。
▲《半導體物理》授課教師蔣玉龍
這就是復旦為啓動在線教學而推出的“種子計劃”。兩週後，全校2300名教師全部完成了培訓。
從“人對人”到“頭像對頭像”：哪怕只有1人選課也得開課，備課時間是過去3倍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基礎醫學院副院長程訓佳教授，這次被“選中”了——她不僅是學院第一批參與培訓的“種子”教師，而且，她今年開設的“醫學科學思維訓練及科研實踐”課程，1個學分，目前選課人數為1人。
“今年的情況太特殊了，有些學生在家鄉幾個月都回不了學校。比如，選我這門課的學生就身處貴州。”程訓佳告訴記者，她看好在線教學，是因為在疫情防控階段，老師和學生在“雲課堂”見面，就有穩人心的作用：不僅可以讓學生安心，一些好學的學生也會受到鼓舞，不會因為“停課”而失望、迷茫。
而對復旦來説，頂着多方壓力、力推在線教育，校方自然有更深遠的考慮。
在校內，不少老師之所以反對在線授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出於對“教學”的看重。
正如一位老師所言，“教育是人對人的影響，沒有眼神的交流，怎麼能稱得上是‘有靈魂’的課堂？轉戰線上，難道變成頭像對頭像的影響？”
而近10年來，為了追求更高效的課堂教學，復旦大學一直在大力推廣混合式教學，主張讓學生線上學習和線下學習結合，線下主要進行小班化討論。校方清楚，談理念時，老師都説好，但真的要動起來，推廣下去，並不容易。
然而，這次全校範圍內推廣在線課程，和過去任何一次倡導都不相同，是必須為之！
學校相關負責人稱，這一方面是為了克服疫情給教學帶來的影響，“在復旦，再大牌的教授，包括院士都得上課。如果老師把在線教育作為理由、不上課了，那麼他們的職業生涯就打了折，成就感更是隻剩一半了”。另一方面，對不同的教師，學校設置了不同的方案。有能力的老師，可以自己完成在線課程；對教學有特殊效果要求的老師，學校將提供專門錄製視頻的教室；而一些受困于于技術而無法開課的老師，學校配備助教或技術助手。
▲沈維孝正在教室錄課
每週，復旦大學數學中心教授沈維孝總會騰出一天時間，來到中心的一間固定教室“授課”：一邊用粉筆敲擊着黑板寫下一行又一行推演公式，一邊激情四射地講課。一次連上一個半小時課，4塊黑板，他幾乎每次要用上兩輪——寫滿整整8塊黑板。寫完板書後，他會自覺地站到講台一邊，方便學生看——儘管講台下，一名學生都沒有。
時間過得很快，沈維孝對着空教室開講，已三個多月了。 這門為數學中心二年級學生開講的《複變函數》課，怎麼説都不算容易。沈維孝雖自言“現在對學生要比年輕時寬容多了”，但他仍然是數學中心以嚴格著稱的老師之一。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樣，像數學、物理學這類理科基礎課程，更需要在教室中師生面對面授課。因其課程內容相對抽象，學生是否掌握了老師授課內容，很多時候，取決於授課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表情和眼神的“精準捕捉”。
平時，一旦看到講台下的學生眼神木木的、表情呆呆的，沈維孝就會停下提問，一旦發現學生思路不清，立刻重新再講。但現在，那些微妙的眼神和表情變成了屏幕上統一的不超過2寸的頭像。所以，他每次在對着空無一人的教室講15分鐘就停下來，到教室後面檢查錄的視頻，看看自己是否有哪個環節講得太快，可能影響學生的理解。一旦發現有“問題”，就重新來過。而他寫的滿滿一黑板推演，也要全部擦掉，從頭再寫。
“90分鐘的課，往往要錄三個小時。”沈維孝大致計算了一下，過去自己每週備課3小時，現在則需要9小時。這是因為，錄課時“要精準到每一句話”。而且，老師並不能因為課堂轉戰線上，就捨棄了板書。
最初，沈維孝也嘗試使用錄屏等新技術，但很快他就發現，錄屏不能有效幫助學生回顧數學公式的推演過程。苦惱之時，復旦大學數學中心主任李俊給他傳授了經驗——恢復板書教學。
“數學的魅力就是‘準確至上’，且數學課最重要的是像學生展示思維的過程，不準確的推演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比起錄屏，板書更能將推導的思路展示得清晰流暢，讓學生看得明白。”沈維孝説。
事實上，恢復了最傳統的板書後，學生卻紛紛點贊。數學學院本科生鄒思遠直言：“錄製板書，老師保持了上課的速度與激情。體驗感真的很棒！”
歷史系顧雲深教授的課在校內外有口皆碑。顧雲深是50後，講課主要靠口述和板書，從沒做過PPT，更不要説直播。當線下課堂搬到線上後，他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技術。
年近七旬的顧雲深，開始學習當“主播”。學校為他配了兩個助理。起初有些困難，而大約三四周後，他就能熟練使用在線教學平台了，“一口氣講下來，思維更連貫了。”
顧雲深告訴記者，每次開講前，教學助理會將推薦書單、參考資料、精品課程視頻等上傳到elearning平台上供學生預習，課後作業及小測驗也全部轉移到平台。為了課後及時答疑，他在助理的幫助下，第一次拉起了課程微信羣，“現在，羣裏每天都很熱鬧，手機‘叮叮’地響個不停。”
這個課到底怎麼上：在線下教學中自信滿滿的老師，接受各種“靈魂拷問”
從3月以來，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接受了來自學生的各種“靈魂拷問”：“老師，你的電腦又發出了拖拉機的轟鳴聲”“老師，你的錄屏課講得太乾了，比以前無趣了好多”“老師，你的PPT卡住了，我播放時打不開”……這在他的教學生涯中還是頭一次。
孫向晨負責復旦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素來是在線教育的擁躉，經常鼓勵年輕教師要“跟上時代步伐”，勇於探索混合式教學。但這一次真輪到自己開設在線課程，他坦言：“要熟悉技術，也不是那麼容易。”
回想起第一次在線上課的經歷，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徐珂也哭笑不得。“當時我對錄屏技術並不熟悉，花了幾小時才整理好內容，誰知道在檢查視頻的時候一不小心，視頻消音了，只能返工。”
孫向晨也有同樣的經歷，面對攝像頭滔滔不絕地講了兩小時，結果發現自己壓根沒有按錄製鍵。
從製作課件、準備問題到錄製視頻，不僅老師們花在備課上的時間大大增加，而且，線上聽課還有很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小麻煩。有些愛美的女同學沒有化妝，於是上課不打開攝像頭；直播課上，老師看不到學生的表情，感覺自己在“盲講”；也有老師發現，攝像頭中的自己“顏值”下降，信心受到暴擊……不少曾經在線下教學中自信滿滿的老師，進入“雲課堂”後，時不時要陷入自我懷疑：這個課，到底要怎麼上？
老師們漸漸明白，各種培訓只能解決技術層面的問題，而“網課”要上得精彩，還需老師自己琢磨、提高修為。
▲法學院教師熊浩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和法學院教師熊浩在疫情之前就開始嘗試“線上 線下”的融合教學模式，算是學校裏對在線教學駕輕就熟的教師代表。
“如果只是單純把線下課堂照搬到線上，效果肯定不好。屏幕這端老師滔滔不絕，另一端的學生，很有可能已經失焦。”對於如何上好在線課程這件事，熊浩已摸索了四年多，總結出兩點經驗：一是錄屏課要“小單元交付”，最好每節課保持在15分鐘左右，這樣學生不會因為時間過長而疲勞；二是直播課上老師儘量要將知識性目標換成場景性目標。
“當我在課堂上解釋什麼叫‘談判’，可能有一部分學生會昏昏欲睡。但當我問學生：工作一年後你想找老闆談談提薪的事情，這算不算談判？要怎麼談判？學生的興趣就來了。”熊浩説。
為了提高“雲課堂”的吸引力，李志青也沒少花心思：除了在PPT上增加圖片、動畫特效，他的課堂還經常啓動分組討論，讓學生收集每組最想了解的問題，並在課上及時回覆，從而提升了在線課堂的教學效率。
“全面開啓線上授課，對學生和老師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學生需要提升自主學習能力，而老師則需要通過更紮實的教學，來彌補線下課堂的缺失。”李志青説。
深層次的變革正在發生：在線教育不會取代線下課堂，但一定會改變線下課堂
復旦校方最新出爐的一份調研報告，引起了很多老師的“研究興趣”。統計顯示，啓動在線教學後，老師的備課時間是原先的三倍有餘；同時，學生每週的學習時間達到了50小時，最多達到57.2小時。簡言之，在線教學雖然用上了不少新技術，但並沒有讓老師和學生在教學方面的負擔減輕。但調查也同時顯示，在線教學確實給課堂帶來了改變。
經歷了最初磕磕絆絆、“連爬帶滾”的兩週，原先自稱在線教育“小白”的徐珂，逐漸發現了在線教育的魅力。20年前，還是年輕教師的徐珂在全校的評選中，當選“我心目中的好老師”。一位學生對他的點評讓他感懷至今：“這才是我夢想中的大學課堂。”原來，這名同學曾在徐珂的課上做過課堂彙報，當時，師生倆就某個社會現象展開了熱烈討論。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徐珂
徐珂在後來的教學中，也考慮採取更多課堂彙報的形式，讓每位同學都有機會展示和交流。但現實的“嚴峻”在於，這一理想的教學模式在大班教學中很難推行。
“現在機會來了！在線教育的課堂雖然人數也很多，但參與討論的學生和線下相比，明顯變多了，當時那種和學生一起‘頭腦風暴’的感覺又回來了。”
同樣感到驚喜的還有李志青和孫向晨。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一些線下從不參與討論的同學開始主動在平台上提問了！
在熊浩看來，當學校的線上課程體系成熟之後，會帶來更多改變。在線課程將有助於學生實現個體化的知識“定製”，大學課堂也將逐漸由線下的“知識工廠模式”向定製化的教學服務轉變。更多精品在線課程的上線，也將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加速知識的傳播。
“在線教育實施至今，已經顛覆了一些過去大家對於‘網課’的傳統看法。”徐雷説，在線教學改變的不僅是學習形態，還為教學帶來了深層次的變革。就在剛剛結束的課堂教學改革的課題申報中，申報混合式教學課程的教師數量比往年翻了一番，因為在線授課而希望進行課堂教學改革的老師人數也比往年翻了一番。
“雖然到目前為止，很多老師仍然堅信，在線教學永遠不可能完全替代線下課堂。但我們也相信，當疫情結束後再次恢復正常教學時，那時候的線下課堂，也不可能是疫情前的線下課堂了。”徐雷説。
作者：姜澎、吳金嬌
編輯：李晨琰
責任編輯：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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