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出版了新書《文城》的著名作家餘華，前不久在某培訓機構演講“如何在中高考中寫好作文”的視頻發佈後，引起廣泛爭議。有人質疑“高考落榜的餘華，能教得好作文嗎？畢竟術業有專攻”；還有聲音哀嚎“文學已死”；也有網友認為不應將作家過分神聖化，作家走下神壇來輔導青少年作文，激發年輕人的寫作熱情，無可厚非。
“不是説作家不能教作文，而是眾聲喧譁中對寫作的功利化態度，值得我們深思。”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在接受採訪時談到，流行的認知裏存在兩重誤區：一是將語文與文學混為一談，想當然以為作家一定應試作文寫得好，或者作文寫得好就有成為作家的潛質；二是中高考命題本身在持續發生變化，力求激活學生的多元創作，一味將文學與選拔人才的應試教育進行僵化的二元對立，並不利於文學的健康發展、創作氛圍的培育。“從這個意義來説，餘華‘教作文’事件本身更像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觀察樣本，也提醒人們思考，當下作文教學或者説語文教育，該以何種方式接納文學；文學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課堂。”
持續“唱衰”的背後，是對“作家知名度與輸出不匹配”的不滿
這一事件持續發酵，某微博大V給餘華講座圖片配上“文學已死”四個字，點贊最多的一條評論是：“這就文學已死？到底是你脆弱還是文學脆弱？”
不妨先聽聽講座中餘華究竟説了啥。他直言，雖沒有做過中學老師，但當過作文競賽評委，也和語文老師有共事經歷。餘華給出的作文建議包括但不限於：寫作要根據閲卷老師習慣來；考生要事先準備好考試素材，多背好的句子；在文章開篇第一句就用上好句子，第二句再切題，文中再出現一兩次好句子，作文就能拿高分……講的是應試作文，又囿於應試作文，粗看之下，這些應試技巧與普通的中學語文老師或培訓機構人員傳授的要點並無太大差別。
話説回來，曾經高考失利的餘華，並非不能為商業教育機構站台，而他多年生活歷練與寫作積累後，能傳遞的“乾貨”含金量卻有待商榷。正如某網友辣評“不滿大咖作家知名度與輸出的不匹配不對等”。
作為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教授，餘華與莫言等一眾作家是同事，但看他台上表現，略顯拘謹的念稿、無太多新意的觀點，令不少網友直呼“有點失望”“可惜，大材小用了”。
“不談文學，只談作文”，流失的不止是學子的創作激情
有個細節是，餘華剛一登台，負責串場的主持人就説這場演講“不談文學，只談作文”。這種隱喻道出了應試語文教育的尷尬，也體現出輿論對作家和作文的理解偏差。
其實，中高考作文並不是要學生“掉書袋”，而是要考查學生在有限時間裏，圍繞特定話題，調動自己的積累、日常生活的思考並組織語言加以表述的能力。如果僅流於各種討巧的作文技法，也不過是機械地拆解目標，將寫作“任務化”“套路化”，有偷懶之嫌。
但餘華為學生開課，就真的是加入應試教育“大合唱”嗎？也未必，換個角度看，正因中高考作文不容易寫得既好看又有意義，所以更需要餘華這樣的作家參與進來。正如書評人韓浩月所説：網友感嘆“餘華老了”的語意裏，藏着個人對時過境遷的感慨，還有着對一代作家創造的文學黃金時代的懷念。
曾經文學被視為十分理想化的存在，以至於考試作文是考試作文，文學是文學，涇渭分明。試想，本來有寫作天賦的孩子，被一板一眼的“套路式寫作”方法敗了胃口，才是對文學熱愛的遺憾消磨，更不利於整體文化氛圍的培育。與其質疑餘華教作文的行為，不妨思考一下，如何才能更好地讓寫作的功利性與非功利性融合在一起？
值得思考的還有另一種聲音：“寫出了《活着》的著名作家都要出來討生活，盜版害死人，文學確實不能養活人了。”這條評論有數千次點贊，但這又是網友杞人憂天了。上過“作家富豪榜”，《活着》每年仍有數十萬甚至百萬銷量，一年版税收入最高達上千萬元……“躺贏”的餘華壓根不必通過講課形式“討生活”。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餘華抱有更高的期待——通過精神啓蒙與興趣引導層面，當代作家能不能在年輕學子心靈土壤裏種下更多文學的種子？至少不遠的未來，跟風唱衰“文學已死”的洪流裏，能多些清醒理性的聲音。
作者：許暘
編輯：範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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