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聞社網站4月1日發表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亨利·基辛格傑出教授哈爾·布蘭茲的文章，題為《冷戰給美中外交提供的教訓》。文章認為，冷戰的歷史表明，如果美國把談判當作競爭的手段，而不是競爭的替代品，外交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全文摘編如下：
1948年，哈里·杜魯門總統的外交官們向約瑟夫·斯大林的代表們提議，針對導致美蘇分歧的諸多問題進行討論。蘇聯領導人僅以“哈哈”回覆，隨後開始了40年的冷戰。
冷戰的歷史表明，如果美國官員把談判當作競爭的手段，而不是競爭的替代品，外交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
即使在斯大林斷然拒絕後，外交仍然是冷戰不可或缺的部分。歷屆美國總統都至少與蘇聯領導人會晤過一次。超級大國談判軍控條約、調和前線國家，甚至在不擴散核武器和消滅天花問題上開展合作。非正式會談推動結束朝鮮戰爭、緩解危機並控制緊張局勢。在冷戰末期，羅納德·里根和喬治·布什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展了持續而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這段競爭中的談判歷史提供了若干重要教訓。
首先，外交最有用時，也是最艱難的時刻。
理論上，施加外交限制的最佳時機是對立開始加劇的時候，以免對立發展到危險的邊緣。實際上，競爭初期通常是對實力的考驗。隨着對立的雙方試探對手的決心和實力，雙方都試圖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爭取佔據優勢。
因此，20世紀70年代，只有在數次近乎災難的碰撞——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令超級大國窺見不受約束的競爭可能導致核地獄的結果之後，冷戰才得到緩和。今天，發生在阿拉斯加失去耐心的言語爭執，在西太平洋頻頻發生的動作與反制措施，都暗示着在航行規則制定之前，雙方在台灣海峽或南海的緊張局勢降級之前，我們可能再次面臨一段可怕的危險時期。
其次，當外交發出錯誤的信號時，可能適得其反。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和約翰·肯尼迪曾在不同場合努力説服尼基塔·赫魯曉夫，讓他相信美國決心避免核戰爭，並找到和平的基礎。可是，赫魯曉夫聽到的卻是西方害怕對抗，這反而鼓勵蘇聯人逼得更緊。結果就是一段瀕臨核戰的時期，加速了二戰後最大危機的降臨，先是在柏林，之後是古巴。
第三，“以實力求和平”並非陳詞濫調。
美國曾表現得很成功，它首先鞏固自己的地緣政治地位，順勢以有利的條件進行談判。斯大林只是在華盛頓1951年穩定了戰場局勢後，才同意舉行最終結束朝鮮戰爭的談判。20世紀80年代，通過率先在西歐部署數以百計的中程導彈，里根才能達成史上最具深遠意義的核裁軍協議——《中程導彈條約》。成功談判的關鍵是向對方表明：如果不達成協議，情況將惡化。
最後，外交不能替代競爭，而是能夠更有效競爭的手段。
直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談判一直無法跨越引發冷戰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可是，外交努力降低了對立造成的金融代價和軍事危險。這可以讓美國公眾和美國的盟友相信華盛頓誠心誠意尋求和平，這樣才更有可能讓他們繼續支持發動冷戰所需的投資，幫助需要克服的困難。外交努力還能讓美國在智盡能索時緊急喊停。
這就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奉行的緩和政策的優點。緩和政策從未改變冷戰，但它為華盛頓在越戰失敗後爭取到短暫的喘息時間。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導致緩和政策最終失敗，這讓美國和歐洲公眾在20世紀80年代重拾遏制政策。
這段歷史對美國今天的戰略具有重要影響。如果預測近期會出現一段危險時期——假如美國同中國僵持不下，那麼美國最終會出現的清醒能夠帶來更具建設性的外交。在此期間，追逐戰略調整或重大交易不會有收穫；最好聚焦在涉獵面小但重要的領域上，比如氣候變化，這方面的交易合作也許還有可能。通過鞏固聯盟並投資地緣經濟和技術競爭手段，美國能夠創造未來可產生外交紅利的實力地位。
最重要的是，外交應被視為一種競爭手段——管控重要的外交和政治聯盟的途徑，確保對立的成本與風險可控，讓美國堅持的根本性競爭戰略可以長期有效。
在阿拉斯加的冷言冷語不意味着中美外交努力的終結。但它提醒我們必須認識到，與美中關係的其他方面一樣，外交殘酷而現實。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