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已近尾聲，回望這一年，又有一批著名學者離我們而去。正是他們曾經的成就參與創造了今天的歷史。他們是真正的大師，是我們心中永遠的先生。
他們中有導航制導與控制專家陳定昌、腐蝕科學與電化學專家曹楚南、空間科學與行星物理學家萬衞星、國際著名生態學家張新時、我國化纖領域奠基人鬱銘芳、土木結構工程和防護工程專家陳肇元、中國衞星導航定位專家許其鳳、著名醫學大家陳灝珠等數十位兩院院士，還有知名建築歷史理論家和建築教育家羅小未、著名的激光物理學家李鬱芬等一批知名的大學教授和教育家。
他們每一次在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改變，但是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每一次科研攻關成功後，都選擇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默默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重新埋首於他們的“日常”——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他們中的很多人直到去世，成就才為世人所知。
醫學大家陳灝珠，自己一隻水杯用30年，對學生和病人卻慷慨相助，他將平時積蓄傾囊捐出，設立“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獎助學金”、“復旦大學陳灝珠院士醫學發展基金”，幫助更多醫學生和青年醫務人員成才，包括支持西部地區醫學人才培養，開展西部地區醫療精準扶貧；
復旦大學教授李鬱芬直到去世之後，事蹟才為自己的學生所知，當國家發展兩彈一星時，她參與原子彈的研製，甚至連家人都不知道她的貢獻，完成科研攻關後，她回到校園繼續教書育人，國家需要研製激光設備，她再次領銜完成任務。她一生得獎無數，為國家做事，她一次都沒有錯過，卻兩次錯過評博導的機會，她培養了大量博士生，卻只能用他人的名義帶學生；
同濟大學教授羅小未是第一位系統將西方建築歷史、理論和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的學者，也是上海近代建築與城市研究以及地方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拓者。她一生歷經坎坷，但是在最慘淡的人生歲月中，也從沒有放棄過學術和教學的積累，她對學生説的一句話“你們是太陽，我是月亮，是你們的光芒才照亮了我”，正是她為師為學優雅風範的最佳寫照。
……
今天，讓我們緬懷這些大師，重温他們在學生記憶中的閃光點滴，他們為這個世界留下的財富，終會有我們更多的年輕人傳承下去……
先生之風永存心間
葛均波
我加入上海中山醫院的時間相對比較晚，1987年，我考上陳灝珠老師的研究生，就此跟先生結了緣。
我最初是兒科系畢業，後來考了研究生，讀先天性心臟病方向，這也跟兒科有關。當時，先天性心臟病診斷困難，心導管檢查確診後治療更難，臨牀上，很多時候是“束手無策”，非常無奈。診斷方面，我記得當時碩士導師從澳洲回來，買來幾根導管，就那幾根導管反覆洗，反覆用，總之就是診斷條件非常有限。明確診斷後，治療方法也是捉襟見肘，看着這些孩子，要不手術死掉，要不眼看演變為肺動脈高壓，最終還是走向死亡……當時大家都比較沮喪，感覺兒科沒意思，考博士研究生時就改變了方向，改考冠心病的診治，多年之後我自己想想，我自己沒有堅持下來。
就在那個時候，我來到上海，考了陳灝珠先生的研究生。當時，我們考試的時候有四個人，有一個人拿着一封信，他説，“這是我老師給陳老師寫的，他跟陳老師是好朋友”。我一看有人拿着信，咱沒有拿信，心裏很忐忑，心想：是不是不能錄取？結果，四個人，最終錄取了兩個人。一個我，一個王同學，再他後來去了日本、美國。這是一段小插曲。
考上了陳老師的研究，慢慢地，我成為了跟陳老師關係最近的人，有什麼問題，公事、私事，學術方面的，我都會去請教陳老師，他總是知無不言，給了我很多幫助。
當時為什麼考陳老師的學生呢？還得説起一本書《心導管檢查》，作為兒科心血管醫生，來做心臟導管檢查，就參考這本書。其實我上大學的時候，就是讀陳先生主編的《內科學》。起初説實話，起初這個“灝”字我都不認識，心想讀“hao”，還是讀什麼？後來知道了這個名字，就記住了，記了一輩子。當時自己也暗暗地想，要是有一天成為陳灝珠教授的學生就好了。那時起，就自己好好學習，直到1987年，我真的考上了上海醫科大學（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陳灝珠老師的研究生。初來乍到的我，由陳老師和陳老師的學生薑楞教授一起帶我做冠心病的超聲診斷，我捧讀着超聲機的圖，當時大部分時間就在實驗所的二樓工作、學習。後來，陳先生送我去了接受博士生聯合培養，我去了德國留學。
這那些年也一直得到陳老師的教誨。
回國後沒多久，我就做了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長。當時，副所長是很大的官了，陳老師是所長，我就在後面跟着，他查房，我跟着查房，他開會，我跟着開會。記得有一回，我們到23病區3號樓查房，那個地方有電梯，我跑到前面把電梯先按好，他説“算了，三樓就走上去嘛”。他就走樓梯，我也不好意思坐電梯，跟着他跑樓梯。
隨着年歲上去了，有的人先老頭，有的人先老腳，陳老師一直到九十多歲，除了椎管狹窄壓迫腿，前些年一直非常矯健，每次開會都坐到第一排，認真記筆記，這一幕感染了好多人。好多年輕學生説，像陳老師這麼有名的人，年輕小醫生在上面做報告，他居然在下面仔細地記着筆記。
有一次我對老師説，您沒有必要記啦，您點評點評，講講就好了。他説：這不對的，記了筆記以後，是促進自己的記憶，你聽了，經過腦子，再寫下來，等於學了兩遍；第二，記筆記可以保證你自己的手不會變得僵硬。
老師的習慣也影響着我們，我們字寫得不好，但任何時候都拿一個本，我們很願意做筆記，這些年記了很多本，到年底整理出去，也是收穫。這些年，我看着陳老師早年的筆記，寫得這麼好，頁面整潔，字體雋秀，值得留作紀念。
都説陳老師是教育大家、科研大家，又是名師。我有時候在想，什麼是聖人？王陽明年輕的時候説將來想做聖人。聖人好像沒有標準，也沒有定義。什麼是聖人，我思考了很久。陳老師不結黨不營私，不喝酒不抽煙，我拿一罐茶葉想給陳老師，陳老師也不怎麼喜歡喝茶，就是感覺沒任何“點”讓你抓。有的時候我們説玩物喪志，大多數人都有喜歡的東西，人家知道你喜歡什麼，就給你送。對於陳老師，你不知道該給他送什麼，沒東西可送。平日的他，就喝白水，簡簡單單。
什麼是聖人？我思來想去，我想陳老師是醫學界的聖人。陳老師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好多東西，我作為他的學生，跟隨他這麼多年，受益終身。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本報記者 唐聞佳整理）
為國家做事，她從不錯過
徐雷
復旦大學的光學，始於1954年，創始人是周同慶，他是1955年的學部委員。章志鳴，李鬱芬，李富銘等可以算是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我們晚輩都稱李鬱芬為先生。一般稱女老師為先生的，非常少。可見李鬱芬在我們學生中的地位。而老一輩人，則詼諧地稱兩位李先生為男老李，女老李。隨着李鬱芬先生去世，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也都先後離我們而去了。
我是1980年進入復旦物理系，學激光專業，李鬱芬先生沒有給我們本科生上過課。我們對她的印象是——非常嚴格、認真的教授，所以，大家都有點怕她，也不太願意跟她讀研究生。我們那一屆畢業生，基本上都跟隨做本科畢業論文的老師做研究生，而我，卻想換一個老師。所以同學就嚇唬我説，你只剩下李鬱芬老師可以選了，因為其他老師都有學生了。我還真以為我會到李先生組裏，後來沒想到另一位老師選了我。我當時還有點慶幸。
到研究生階段後，在與師兄弟的接觸中，我確實瞭解到了李先生嚴謹認真的治學態度。我發現，跟有些老師不同，雖然她已經是教授了，但她一直會去實驗室，看着學生做實驗。不知道現在的學生怎麼想，那時候可以想象，她的學生壓力是很大的。因為我們其他學生的實驗環境基本是比較自由的。
對李先生嚴格要求的印象，一直持續到我留校工作很久，直到她70多歲退休後，那時我也已是中年人了，突然發現李先生成了可愛的小老太太。因為我做過系裏的教研室主任，也算是激光教研組從頭培養的新生代，所以李先生跟我的關係也特別好一些。她會經常拉着我的手聊天。李先生的丈夫過世，她的第一個電話也是打給我的，説我也不知道這件事要不要告訴組織（因為她丈夫不是復旦大學的），我帶隊去她家裏問候，並組織我們教研組參加了她先生的追悼會。就這麼一件事，她就一直記着，後來也經常會説起。那時，我們有一個傳統，就是退休教師每過一段時間，會在樓裏集體包餛飩，這時候大家就會請李先生一起來吃餛飩，對她説“李先生你吃了幾十年的方便麪了，也改改口味吧”。她也會乖乖坐在那裏跟大家吃着餛飩閒聊，其樂融融。不過她辦公室的方便麪袋袋，還是堆得有人那麼高。
李先生的一個謎，是她到退休都不是博導。這對一個有過重大貢獻的教授，放在今天實在有些不好理解。因為那個年代，她的貢獻，是隻在小範圍內。而且因為她這一輩子的工作選擇，都是遵照組織的要求。組織説你去做原子彈，她就去了；組織説，你去做化學激光器，她就來到了我們激光教研組。而以前再大的功勞，也就翻過去了。等到評博導時，80年代是由教育部統一評的，每個學科都有名額限制；等到學校可以評博導了，結果她的年齡又過了。所以，她一輩子沒有自己的博士生，開始是以她的導師，吳徵愷院士的名義帶博士生。後來，她的學生評上博導了，她就以她學生的名義帶博士生。這在中國的博士生導師歷史上，也是非常少見的。可能換一個人，一定會到處抱怨這不公平，甚至去吵去鬧。但我這麼多年，沒有聽到李先生説過一句組織，學校對她不好的話。她就是一直在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
我想在李先生身上，我看到的最偉大的點，就是她發自內心對科研的喜愛。這樣的喜愛不是為了發表一篇論文，不是為了給自己爭取更好的待遇。她一生的幾次轉型，都是組織安排的，而她都全心投入，完成得很好。她是被老校長楊福家特批，可以70歲退休的教師，而那時候這一待遇是隻給博士生導師、院士的。70歲退休後，她仍然每天早上坐學校的班車到辦公室，因為不帶學生了，就在辦公室學習用計算機做些理論計算，下班時再坐班車回家。再後來，學校班車停了，她就在兒子陪同下坐公交地鐵到校。再後來，坐出租車到校。我一直有種感覺，讓李先生到學校，是對她最大的尊重和照顧。一旦她不能來學校，一定是身體不允許了。
2019年3月16日，李先生住院了，我去徐匯中心醫院看望她。我還自信，憑我跟李先生的關係，她會對我很親的。可是她已經不認識我了。她拉着我的手，嘴一直動着，眼睛看着我，但就是認不出我。我心裏很難受。就在12月7日傍晚，學校告訴我李先生不太好，我馬上説我抓緊時間去看她，可惜當天夜裏，她就離我們而去。我現在只是後悔，當時應該當機立斷去醫院，而不要等。
我相信，如果我們的年輕一代，能繼承李先生這些前輩身上的認真、嚴謹、刻苦、忘我，我們何愁沒有創新，何愁我們的祖國不會日漸強大。
（作者為復旦大學副校長）
永遠從容優雅的師者
李振宇
今年6月，羅小未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95歲。在國內建築學界和建築教育界，無人不知先生的大名，用今天年輕人的話來説，她是我們的一代“女神”。論學術貢獻，羅先生是新中國建築史學的一位大師，她進一步打開了中國建築界眺望世界的窗户，打開了走向世界的大門。羅先生長期從事西方建築教學工作，是我國著名的建築歷史理論家和建築教育家，致力於西方近現代建築史和建築評論。
在同濟大學，她執教超過半個世紀，大半生都在校園裏度過。而我相信，作為一名師者，她最欣慰的莫過於桃李滿園。她培養的一批優秀學生，有不少已經成名、成家，活躍在國內建築教育學界。羅先生一直受到無數老師和學生的尊敬和愛戴，不僅因為她具有深邃而前瞻的學術思想，也因為她的人格魅力。用鄭時齡院士的話來説，“她教給學生的不僅是淵博的學識，還有她的睿智、教養、研究方法和大家風範”。
餘生也晚，1981年才考入同濟大學，其後求學和工作的三十年多中，也有幸經常見到羅先生，直接或間接得到她老人家的指導。
我們的羅先生，是崇古厚今的羅先生。大約1982年秋，羅先生從國外回來，在文遠樓106作公開講座。只記得那天的講座，教室裏人頭攢動，教室玻璃窗外站滿了學生。而羅先生當時列出的小標題，題有“波士頓的提問”、“墨爾本的啓示”等，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從此，“現代主義之後”（又稱後現代主義）的建築觀開始影響着同濟的學人，繼而影響了全中國的建築學人。羅先生尊重歷史，師古而不泥古，敏鋭地觀察時代的變化。由她主編的教材《外國近現代建築史》，影響了不知多少青年學生；她編撰的《外國建築歷史圖説》，再版了一次又一次。她的學術思想，是站在歷史的角度，批判地把握建築學發展前沿，真正體現了“崇古厚今”的精神。
我們的羅先生，是嚴慈相濟的羅先生。她的嚴格，是出名的，我本人就捱過羅先生的批評。記得有一次是本科時候，因為沒有聽過羅先生的講課，所以我混到下一級去聽羅先生的建築歷史課，結果被羅先生髮現了，她説“我的課不能隨便不聽，也不能隨便聽，要聽先在系裏面辦好手續”；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個別同學寫論文過於散文化，也被羅先生拿出來做反面例子分析，給我們教育很大。
羅先生對我們的學術活動非常支持。1984年，我們成立學生業餘社團“青年建築學會”後，她與陳從周先生、喻維國老師、吳光祖老師等對我們關愛有加，經常“開小灶”，還借幻燈機，幻燈片給我們。在他們的直接關心下，我們提出的“不要重修圓明園、應闢為遺址公園 ”的建議才得到了有關方面的支持並最終被採納。
羅先生也是名師出高徒的代表。鄭時齡院士是羅先生的入室弟子，常青院士是羅先生的博士後學生。同濟大學常務副校長伍江教授以及同濟大學的支文軍、盧永毅教授等，都是羅先生的高足。
我們的羅先生，是永遠優雅的羅先生。我工作以後，多次在教學研究和外事活動中見到羅先生，她給我們的中外來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德國老師Peter Herrle 和Peter Bertn結識羅先生後，非常敬佩她的睿智和風度。2003年，他們通過我堅邀羅先生去德國柏林工大訪問。當時羅先生已經78歲了，本來院系領導對這次訪學是有點顧慮的。但是我們共同努力，終於完成了這次出訪。羅先生在柏林工大作學術報告，Berten教授親自開車去德紹包豪斯校舍參觀，留下一段佳話。
以後，我每次有機會去看望羅先生和她的丈夫李德華先生（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時，他們也總是那樣熱情、樂觀、優雅。我還記得2013年，羅先生住院了，時間長達一年。我和學院其他老師去探視她的時候，羅先生躺在病榻上，銀髮一絲不亂，神情泰若，依然熱情開朗，沒有一句對病痛的抱怨。這樣的從容和優雅，是我們一輩子都要學習的。對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我們新老學生努力以優雅的姿態，獲得優異的成績，以此報答羅先生的培養。
（作者為同濟大學建築與城規學院教授）
編輯：儲舒婷
責任編輯：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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