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價《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價值?
地球從來不需要人類拯救。
人類保護地球，是為了保護人類自己。
1.
1962 年，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通過波士頓霍頓米夫林出版公司 出版了“Silent Spring”一書，中文譯名為《寂靜的春天》。
在這一版圖書的書封和扉頁上，卡遜是作為一位知名科學作家介紹給讀者的。
在《寂靜的春天》之前，她以《我們周圍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一書而聞名全美。《我們周圍的海洋》(1951)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曾獲得 1952 年美國圖書獎和伯洛茲獎，由其改編的同名紀錄片獲得 1953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卡遜同時著有“《海風之下》(Under the Sea-wind)”，“《海洋的邊緣》(The Edge of The Sea)”等暢銷科學書籍。
事實上，卡遜在賓夕法尼亞女子學院(現 Chatham University)最早攻讀的是文學專業，1929 年以優等成績(magna cum laude)畢業。同年秋天，她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於 1932 年獲得動物學碩士學位。
1935 年，出於經濟壓力，本該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的卡遜開始兼職為美國漁業局( U.S. Bureau of Fisheries)工作，撰寫“水下羅曼史”為題的系列科學通訊。1936 年，卡遜通過考試，成為美國漁業局聘用的第二位全職女性工作人員，從此開始了她作為海洋生態學家兼作家的職業人生。到了 1949 年，她晉升為美國魚類與野生動物管理署(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前身為美國漁業局)的出版物總編。1952 年，由於《我們周圍的海洋》一書成功所帶來的經濟條件改善，她辭去了管理署的工作，成為一名全職作家。
從卡遜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到，海洋生態學家或作家這樣的頭銜都不足以完全説明她的工作，更適合她的頭銜，或許是海洋生態科學作家。應該説，卡遜或許是一個“海洋生態學家中最會寫文章的，作家中最瞭解海洋生態學的”複合型學者。
如果瞭解了這點，那麼，我們對於《寂靜的春天》中，作者會用優美的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有些煽情的文字來陳述一些科學原理和事實的情形，就應該不用那麼奇怪了。
2.
1940 年代中期開始，卡遜就開始關注以 DDT(知乎日報注：化學名為雙對氯苯基三氯乙烷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有機氯類殺蟲劑)為代表的化學殺蟲劑濫用問題。
到了 1958 年，卡遜決定為這一問題專門寫一本書。可以説，從這一年開始，卡遜就公開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只是此時公眾尚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1959 年，美國農業部農業研究所(Agricultural Research Service，USDA)公佈了科普影片《火蟻測試》(Fire Ants on Trial)。這使 Carson 公開發表了自己的指責，稱如此噴灑化學殺蟲劑的行為具有罔顧人類與野生動物利益的風險。
在收集和整理相關的科學素材後，《寂靜的春天》主要部分於 1960 年完成，但由於卡遜的疾病拖延了完成書稿的進程，直至 1962 年才得以付梓出版。在此之前，卡遜已經參與了一部分關於化學殺蟲劑的科學與政策討論，並把自己的觀點發表在諸如《華盛頓郵報》之類的公開媒體上。與其説《寂靜的春天》是一部蓄謀已久的重磅炸彈，不如説是作者對於自己觀點的系統性論述。在 368 頁的書稿中，第 301 頁至 368 頁是參考文獻。除了第一章《明日的寓言》(A Fable for Tomorrow)屬於文學性的虛構描寫外，第二章至第十七章的科學內容均有引用的出處。在優雅的文辭修飾之下，我想，卡遜是在力圖撰寫一部嚴肅而認真的科學作品，以面對來自於反對者的無數質疑。
3.
《寂靜的春天》出版後所取得的巨大社會反響，一大部分應當歸功於諸如杜邦公司這樣的化學工業巨頭的激烈反應。
事實上，在出版前，關於該書的爭議就已經引發了公眾的關注。
在出版之前，卡遜預先考慮了可能遭遇到的批評甚至是法律官司，並和出版商一起進行了事先的公關，包括向在白宮參加自然保育會議的代表贈送書稿小樣，以及提前在《紐約客》上連載刪減版的《寂靜的春天》。彼時，《紐約客》有約 50 萬名訂閲讀者。
DDT 的主要生產商杜邦公司和生產氯丹、七氯的維爾斯科爾化學公司聞訊後，反應十分強烈，用一系列的報告和文章來反駁卡遜的觀點，甚至以法律訴訟來威脅出版商霍頓米夫林公司取消出版計劃。
一些知名的科學家也被捲入這場討論，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不同的陣營並深化了這一科學問題的矛盾。
此前的 1957 年至 1959 年，美國發生了所謂的蔓越橘醜聞(Great Cranberry Scandal)。這三年裏，在蔓越橘作物中發現了高濃度的除草劑“殺草強(氨基三唑)”，而這已在實驗中被證明是一種致癌物。現在，一方面是 Carson 在《紐約客》上連載精簡版的關於 DDT 濫用的《寂靜的春天》，一方面是知名化學巨頭的強力反擊，這自然引發了公眾的強烈興趣。
在反對者的質疑聲中，《寂靜的春天》最終如期於 1962 年 9 月 27 日問世。
由於學術界對《寂靜的春天》一書科學性的正面支持和化學工業界的過激反應，促使公眾最終倒向了卡遜的一邊。一年多以後，針對該書和作者本人的批評基本上消聲匿跡了。
出於身體的原因，《寂靜的春天》出版後，卡遜很難大量參與政治活動和媒體宣傳 -- 雖然她或許很想盡量推廣自己的觀點。在該書出版十八個月後的 1964 年春天，與乳腺癌抗爭多年的卡遜 n 因為突發心肌梗塞而離開了人間。
4.
《寂靜的春天》，到底有什麼意義?
教科書上曾經介紹過工業化以來世界著名的環境公害事件，其中最早的是 1930 年的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在 1962 年之前，按年代排序，還有 1948 年的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 年的英國倫敦煙霧事件，1952 年和 1955 年重複發生的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61 年的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
在《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前，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環境問題已經在世界各地反覆出現，但是，它們以一種簡單粗暴的形式出現在公眾的面前。工廠的煙囱或者汽車排出了有毒的煙霧，被人體吸入後導致明顯的呼吸系統損傷甚至是死亡。看得見的污染，看得見的疾病，兩者之間的邏輯就像喝髒水會拉肚子一樣簡潔明瞭。
然後，在晴朗有風的天氣，空氣的問題解決了。這就是發達國家也經歷過的“環保基本靠風”的黑歷史。
可以説，Rachel Carson 改變了公眾對環境問題的認識。
《寂靜的春天》描寫的是“看不見”的污染，看得見的問題。
曾經被認為是安全無害的殺蟲劑，諸如用飛機大範圍噴灑這樣的濫用，不僅會殺滅害蟲，同時也會殺滅其他的有益昆蟲、小型動物和植物。其中部分種類的化學殺蟲劑通過食物鏈的作用進行富集，最終將積聚在處於食物鏈頂端的人類體內，為人類帶來重大的健康風險。
在蕾切爾卡遜通過《寂靜的春天》強調這種事實上的污染之前，它們看不見。雖然在書中也描寫了部分受害者通過直接接觸部分有毒化學殺蟲劑而患病甚至死亡的案例，但相信無論是當事人還是讀者，都會認為那是少數而極端的“誤用”而已。
如果説《寂靜的春天》最基本的貢獻，那就是她簡潔明瞭地把人類活動和狹義的“環境”問題同廣泛的生態系統影響聯繫起來。環境問題不是簡單的有毒 - 損害響應，它與我們人類的每一種行為，每一寸賴以生存的土地息息相關。這是美國的生態學家們正在關注的科學事實，作者用優美的文字把這一信息傳遞給了公眾。
在書中，作家用許多地區的案例證明，雖然“污染”看不見，但是聽得見、看得見的問題發生了。加利福尼亞清水湖(第四章)中使用的 DDD 在很短時間內“離奇”地消失了，但是水鳥大量死亡，再也沒有小鳥被孵化。食物鏈的富集作用“神奇”地“淨化”了水體中的 DDD，但同時也將它們積累到水鳥的體內。
鳥兒如此，那麼其他的物種呢?還有我們人類呢?
1968 年，水俁病被日本政府正式確認。水俁病，包括熊本水俁病和新潟水俁病，是由無機汞進入自然界後，通過貝類等低級生物作用形成以甲基汞為代表的有機汞，經過生物富集作用而影響人類或貓、鳥等高級生物神經系統的惡性疾病。熊本國立大學醫學研究院於 1956 年確認了該病的病因，但日本政府一直掩蓋事實，並未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污染企業排污，更沒有進行全國性的預防措施，導致 1965 年在新潟縣再次出現水俁病。直到 1968 年，水俁病的公開震驚世界。
同年，日本厚生省確認了由重金屬鎘中毒導致的富山“痛痛病”。“痛痛病”患者最早出現於 1931 年，是由礦山冶金工廠的污水長期污染下游水體和土壤，居民長期食用當地“鎘米”、“鎘水”和其他含鎘農產品引起的惡性疾病。
依然是 1968 年，日本爆發了由多氯聯苯污染造成的“米糠油事件”。多氯聯苯(PCBs)是一類具有致癌性的含氯有機物，化學性質穩定並易溶於脂肪，意味着它易於累積在人體脂肪內，並造成持久傷害。多氯聯苯和 DDT，氯丹，二噁英等擁有同一個標籤，“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
如果站在 1968 年的日本，回顧 1962 年的《寂靜的春天》，或許更能體會到 Rachel Carson 的工作之貢獻。
5.
很多人對蕾切爾卡遜和《寂靜的春天》評價非常之高。
比如美國前副總統阿爾伯特戈爾(Albert Gore)説，“(《寂靜的春天》種下了新運動的種子，而後它成為了一股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力量“(Silent Spring planted the seeds of a new activism that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 great popular forces of all time)。
我認為，Rachel Carson 的成功，一部分在於她本人的傑出工作，《寂靜的春天》確實是一部語言優美而表述簡潔的著作;另一部分，多少有點“時勢造英雄”。
美國不是伊甸園，它也曾經歷過嚴重的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
和倫敦煙霧事件類似，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多次反覆發生，受害者人數以千計。五大湖的污染可以與淪為歐洲下水道的萊茵河相比。直到 21 世紀，伊利湖的水華依然嚴重影響着周圍居民的自來水水質。
在 1962 年《寂靜的春天》出版之前，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先行工業國家已經開始嘗試控制污染，特別是那些“看得見”的污染。
事實上，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約翰繆爾(John Muir)，吉福特平肖(Gifford Pinchot )和西德羅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it)等人已經發起過一場環境保護運動。(經網友 @qjjyanlei 指教，這次運動是美國環保運動的第一個高峯。)
1936 年，英國《公共衞生法》已經賦予了地方政府控制煙霧的權力。1955 年《清潔空氣條例》文本問世。同年，1955 年，美國通過了《清潔空氣法》。
1950 年，萊茵河沿岸各國(及盧森堡)成立了保護萊茵河國際委員會(ICPR)，1963 年簽署了整治萊茵河框架協議。
到蕾切爾卡遜藉助於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們的學術成果撰寫《寂靜的春天》書稿時，一些其他學術領域的專家已經或正在思考人與環境之間的相處之道。
比如“生態倫理之父”Aldo Leopold 的《沙鄉年鑑》(1949)，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鼻祖 Ronald Coase 的《社會成本問題》(1960)。
《寂靜的春天》出版時，社會上的環保思潮已經得到預熱，而藉助着該書的爭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系統性地瞭解生態與環境問題。人們開始反思“人類中心主義”。
《寂靜的春天》一書的主要直接貢獻，是推動了 DDT 的限制使用。1967 年，環境保護基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標誌着抵制 DDT 運動的初步成功。
然而，我認為，《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既不是各國進一步推進環境治理的主因，也沒能成功阻礙各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在 1962 年以後，還發生了什麼?
以 1968 年這個日本的多事之秋為例，同一年，英國修訂了《清潔空氣法》，對 1956 年的版本做了極大完善，直接推動了英國空氣污染治理的進程;還是在 1968 年，德國曾經的煤炭和鋼鐵城市魯爾區開始轉型。
1969 年，流入伊利湖的凱霍家河(Cuyahoga River)上再次燃燒起熊熊大火。這一事件引發了美國全社會的關注，尼克松總統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來研究政府設置環境機構方面的問題。同年，美國出台了《國家環境政策法》。
1970 年，美國成立聯邦環境保護署(EPA)，日本內閣設立公害對策本部。4 月 22 日確立為世界地球日。
1972 年，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增長的極限》，同一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6 月 5 日確立為世界環境日。
《寂靜的春天》出版整整十年後，才開啓了公認的全球環境保護的時代，但諷刺的是，1984 年，設在印度博帕爾的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 )農藥廠發生嚴重的化學品泄漏事故;1986 年，萊茵河發生劇毒化學品污染。
我們必須肯定蕾切爾卡遜在警示化學殺蟲劑濫用風險，普及生態學知識等方面的貢獻;我們必須肯定蕾切爾卡遜的精神鼓舞始終着人們加入到環境保護的努力中來;但是，我們沒有必要把她過度神化。她和《寂靜的春天》是環境保護浪潮中一朵漂亮的大浪花，她的身前，平靜的水面已經盪漾着漣漪;她的身後，大大小小的浪花洶湧而來，直到如今。
6.
有人説蕾切爾卡遜“是惡魔，是導致非洲數十萬人死於瘧疾的罪魁禍首，比希特勒殺的人還要多。”
這種觀點，在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
愛因斯坦、海森伯格和奧本海默為什麼不為廣島和長崎數十萬死於原子彈的平民受害者負責?
威爾勃蘭德和諾貝爾為什麼不為死於 TNT 炸藥和硝化甘油炸藥的無數平民受害者負責?
是的，他們都沒有必要負責。
科學和科學家可以影響世界發展，但決策權，在民眾和政治家的手中。生態學和環境科學，當然是科學的一種。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生態學家和環境學家，包括理論學派和應用學派，大家所作的，不過是向司機警示着爆胎的風險，並努力地探索着修理輪胎和製造備胎的技術，當然，全部輪胎都換成新的，或許能讓車跑得好。
反對者把數以萬計的非洲瘧疾患者生命的代價“歸功”到 Rachel Carson 的身上，其實也是高度肯定她影響力的一種表示吧?
7.
環境保護的內核，一點也不極端。
1987 年《我們共同的未來》説的好，“可持續發展”。
要發展，要可持續地發展。我們要發展，子孫後代也要發展。回到遊牧農耕時代的“桃花源”不是發展。煙熏火燎的大煙囱不是發展。
人類有史以來的發展歷程，就是在不斷地適應環境，改變環境，再適應環境。
桑基魚塘的江南和像畫一樣美的梯田農莊是經歷了長期的，高度的人工改造後的人工 - 半自然生態系統，並且是無數競爭中脱穎而出的優勝者。
天知道多少人 Duang 地一聲就掛在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發展的道路上。
比如那個悲催的復活節島。沒有化工廠，沒有原子彈，他們還是掛了。
平衡的核心是適量，是“勢均力敵"。
資源開發利用這把刀切下去的力度要適量。
生態環境保護這面盾往上頂的力度也要適量。
當然，鑑於對“公地的悲劇”這樣的社會事實的認知，以及目前攻守雙方力量懸殊的現實，我個人認為，全社會還需要多多為環境保護這棵綠色的小苗培土施肥。
(就像影視作品裏的腹黑邪惡大 boss，拆散一對雙胞胎把他們往死裏練，他們越強越勢均力敵，這戲就越精彩，不是嗎?)(大誤...)
每一塊木板都夠長，水桶才能裝越多的水，是吧?
8.
培土施肥，不等於“矯枉必須過正”。
在 DDT 的問題上，讓我們看看蕾切爾卡遜是怎麼説的吧。
以下是 1962 年版"Silent Spring"第二章“The Obligation to Endure”的最後幾段話(P12-13)。鄙人手錄，有誤見諒。
It is not my contention that chemical insecticides must never be used. I do contend that we have put poisonous and biologicallly potent chemicals indiscriminately into the hands of persons largely or wholly ignorant of their potentials for harm. We have subjected enormous numbers of people to contact with these poisons,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often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If the Bill of Rights contains no guarantee that a citizen shall be secure against lethal poisons distributed either by private individuals or by public offcials, it is surely only because our forefathers, despite their considerable wisdom and foresight, could conceive of no such problem.
I contend, furthermore, that we have allowed these chemicals to be used with little or no advanc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effect on soil, water, wildlife, and man himself. Future generations are unlikely to condone our lack of prudent concern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that supports all life.
There is still very limited awaren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 This is an era of specialists, each of whom sees his own problem and is unaware of or intolerant of the larger frame into which it fits. It is also an era dominated by industry, in which the right to make a dollar at whatever cost is seldom challenged. When the public protests, confronted with some obvious evidence of damaging result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s, it is fed little tranquilizing pills of half truth. We urgently need an end to these false assurances, to the sugar coating of unpalatable facts. It is the public that is being asked to assume the risks that the insect controllers calculate. The public must decide whether it wishes to continue on the present road, and it can do so only when in full possession of the facts. In the words of Jean Rostand, "The obligation to endure gives us the right to know."
試譯如下，水平見諒。
“我的觀點不是説化學殺蟲劑完全不能使用。我的論點是我們把有毒和對生物有效的化學品不加區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們手中，並且對它潛在的危害一無所知。我們讓許多人去和接觸這些有毒物質，卻沒有徵得他們的同意，甚至經常不讓他們知道。如果説，《權利法案》(鳴謝 @萬世塵 )沒有條例提到公民有權保證免受由私人或公共部門播灑的致命毒藥的危險的話，那確實只是因為我們的先輩在他們的智慧和預見能力下，不能想象到這樣的問題。
我想進一步強調的是，我們己經允許這些化學品使用，然而卻很少或完全沒有對它們對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類自身的作用進行調查。未來的人們未必樂意寬恕我們，自然界是所有生命的支撐，但我們卻對它的完整性疏於關注。
我們對自然所受的威脅依然所知寥寥。這是一個專家的時代，他們中的每一個都只看到自己的問題，卻不會意識到，也無法容忍問題所屬的那個更大的框架。這也是一個由工業統治的時代，不管用什麼代價來換取每一個美元的權力很少受到質疑。面對着一些由使用殺蟲劑造成破壞性結果的鮮明證據，當民眾們開始抗議時，得到的是一顆小小的只有一半真話的鎮靜藥丸。我們急需結束這些虛假的保證，急需剝開包裹在苦澀真相之外的糖衣。是公眾而不是別人在被要求去承擔昆蟲控制者們所估計的風險。公眾應該自己決定是否願意繼續這樣的道路，而只有在知道全部事實的情況下，公眾才能去做出這樣的決定。就如讓.羅斯坦德所説，‘忍耐的義務賦予我們知道的權利'。”
生態環境學家們只是那個告訴我們，行駛着的車胎或許有條縫的那個人。
是不管這個消息繼續走，還是停下來補一補，或者徹底換個備胎，一切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
蕾切爾卡遜生前和身後的故事，都很好地解釋了上面的這兩句話。
這或許是她和《寂靜的春天》在抵制 DDT 濫用之外的更大貢獻。
補充：
蕾切爾卡遜的原文，指責的是 DDT 這樣的化學品的“飛機噴撒”式的濫用。從批評濫用到完全禁用，這種矯枉過正的態度，不是卡遜所支持的，也不是她所能預料的。這個鍋，我覺得不能扣給她背。
在反對者的故事裏，蕾切爾卡遜説，DDT 是有害的;然後有人説，那我們完全禁用 DDT、氯丹之類的持久性有機物吧;然後非洲因為 DDT 全部禁用而導致瘧疾流行;然而非洲數以萬計的人因為瘧疾死亡...
你咋不批評屠呦呦先生不早點發現青蒿素早點讓它被全球推廣呢?
你咋不批評先是全部禁用然後又自己打臉的決策者“腦殘”呢?
你咋不批評 DDT 生產商在禁止化學品的政治遊説中敗下陣來呢?
從《寂靜的春天》，到非洲瘧疾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中間隔了一百個美國總統環境質量委員會和世界衞生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