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雍正的這件事辦成了,1840年大清還會捱打嗎?

作者:竹映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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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末年,九龍奪嫡,禍起蕭牆。一片血雨腥風中,走出了皇四子胤禛,帶領着大清王朝,進入嶄新的雍正時代。

雍正登基後,

一邊大力推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舉措,一邊開展了一項“最勇敢的改革”

,力圖振興國家,再現盛世輝煌。

可惜,雍正最勇敢的改革,卻在他去世後,被乾隆粗暴打斷,以至於晚清時代本可以避免的鴉片戰爭悲劇,就這麼無情的上演了。

那麼,這項足以避免鴉片戰爭悲劇的改革,究竟是什麼呢?

一、海禁政策

雍正改革的故事,

還得從清代的海禁政策説起。

滿清入關之初,為防止沿海百姓通過海上途徑幫助明鄭反清勢力,於順治十二年,下達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的禁令。

等到順治十八年,清代的海禁政策愈發嚴厲。清王朝甚至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百姓內遷三十至五十里,用一場人造的移民潮,將海禁政策推上了巔峯。

如果雍正的這件事辦成了,1840年大清還會捱打嗎?

此後,清王朝一直嚴格執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平定台灣後,才有了鬆動的跡象。

康熙二十二年,台灣收復,清王朝這才開放了海禁。

並且隨後的幾年間,設立了江、浙、閩、粵四處海關,各自下轄的數十個通商口岸,瘋狂開展起海外貿易來。

應該説,康熙年間的這次開海,比明代隆慶時代的開放範圍更廣,程度更深,堪稱360度無死角全面開海,不管是東洋、西洋,還是南洋,通通成為了清王朝海上貿易的廣闊市場。

開放海禁後,清王朝的貿易收入立刻直線上升,大清王朝的財政,就這麼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國內的手工業、商業,也在開海後迎來了一場大發展。清王朝的瓷器、茶葉、絲綢等商品遠銷海外,帶動佛山、漢口、景德鎮、朱仙鎮等地GDP不斷增長,而外國商旅通過海上貿易出口珠寶、香料等珍奇洋貨至清廷,又催生了廣州“十三行”等商貿組織的繁盛。

隨着中西方海上貿易往來越來越密切,

廣州“十三行”逐漸成為“天子南庫”,見證了中西方海上貿易的一段繁榮時代。

可惜,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海上貿易,卻在康熙五十五年,再度遭遇寒流。清王朝發現,海外貿易雖然帶來了無盡的財富,卻也帶來了先進的科技和思想,還讓不少在南洋從事海外貿易的百姓,長居國外樂不思歸。

清王朝的憂患意識被點燃了。

清廷統治者們一來擔心百姓接觸先進科技與思想太多,不利滿清統治,二來擔心海外貿易會造成海盜四起。

於是,康熙五十六年,新的南洋海禁令頒佈了,曾經轟轟烈烈的海外貿易,就此歸於平淡。

二、雍正改革

在海禁政策時松時緊的大環境下,清王朝迎來了雍正時代。然而,

可憐的雍正寶寶剛一登基,龍椅都還沒坐熱,就發現康熙末年的海禁,簡直就是皇阿瑪給朕挖下的大坑。

這是因為,康熙王朝六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長久的太平,人口急劇膨脹,但土地數量有限,並且兼併嚴重,直接導致東南沿海,閒置了大量勞動力。

正如藍鼎元在《論南洋事宜書》中所説:“(沿海諸地)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

不僅如此,康熙朝的吏治貪腐,還留下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以至當時“內外府庫無不虧空”。

如果雍正的這件事辦成了,1840年大清還會捱打嗎?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大清朝沒錢,沿海百姓沒工作之際,福建偏偏又鬧起了春荒,逼得福州、興化府南台縣、上杭、邵武府建寧縣、汀州府等地的饑民,紛紛幹起了搶奪谷船和糧食之事。

眼看着千里餓殍,福州巡撫毛文銓再也忍不住,毅然上書朝廷請求開放海禁,發展經濟,解救沿海萬千生靈。緊接着,閩浙總督高其倬也上奏説:“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無田可耕……出海貿易,一舟養百人且得餘利……臣愚請弛禁”。

朝臣們的奏章,讓雍正意識到,本應帶來持久財富的漫長海岸線,卻在海禁政策下,成為困住清王朝的枷鎖,勒得大清自己喘不過氣來。

為了早日幫助大清王朝掙脱枷鎖,

雍正以極大的魄力,勇敢的重新開放海禁,一步一步爬出,康熙留下的海禁大坑。

這番爬坑過程説來也是艱辛。為了儘量避免海禁改革,給政治對手留下攻擊的口實,雍正在開放海禁時,提出了許多苛刻的附加條件。比如他規定出洋船隻必須攜帶規定數量的糧食和其他物品,否則以接濟外洋例論罪;出洋貿易之人,規定時間內必須回國,不然船户和汛口官員都要問罪。

儘管如此,但雍正開放海禁之舉,比起之前的幾代清朝帝王,也算是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據史料記載,

海禁開放後,沿海缺糧的狀況迅速緩解,還帶動內地經濟也跟着再次騰飛。

就拿雍正五年冬到六年秋這段時間來説,從廈門出口的福建商船就帶回了大米11000多石、以及燕窩、海蔘、蘇木、牛皮等各色貨物,為捉襟見肘的清廷財政,打了一劑強心針。

滿載而歸的同時,海外貿易也成為了清王朝與南洋各國聯繫的紐帶,雙方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聯繫不斷加強,民間貿易也隨之煥發出勃勃生機。

如果雍正的這件事辦成了,1840年大清還會捱打嗎?

這其中,尤其以馬尼拉最為明顯。海禁開放後,每年到馬尼拉的中國船,多達三十至五十艘,帶去了絲綢、瓷器、漆器等大量的“中國造”。這些商品隨後又通過馬尼拉,源源不斷地流通到西方世界,為清廷賺回了豐厚的貿易順差。

三、風波再起

靠着勇敢的海禁改革,雍正以力挽狂瀾之勢,成功為清廷財政打通了一條“補血大動脈”。等到乾隆初期,國庫存銀從雍正初期的700多萬擴充了6000萬,算是徹底走出了康熙留下的大坑。

可惜,好景不長。乾隆二十二年,

乾隆在南巡途中,看到蘇州的洋商船絡繹不絕,便擔心西方藉機搞殖民活動

,於是乾隆一道旨意,再次實行起閉關鎖國的政策,僅留廣東一地通商,史稱“一口通商”。

雍正最勇敢的海禁改革,就這麼被乾隆粗暴打斷了。

或許是擔心閉關鎖國的力度不夠大,乾隆重創海禁改革後,很快又頒發了《防夷五事》,再對外國商人設下重重限制,讓原本紅紅火火的海外貿易,迅速降温至冰點。

但乾隆想不到的是,閉關鎖國政策的執行,加劇的是清王朝自己的衰落。清王朝與西方殖民者的差距,在徹底閉關鎖國後迅速拉大。

東南平民迅速貧困化,清王朝也財政收入鋭減。到了鴉片戰爭前夜,已是舉步維艱。

如果雍正的這件事辦成了,1840年大清還會捱打嗎?

應該説,若非乾隆粗暴打斷了大清王朝的海外貿易,鴉片戰爭的悲劇,或許不會出現。畢竟,只有開放才能夠強國。盲目的封閉,只能在故步自封的落後中,逐漸沉淪。

參考資料:蘇韞菡《試論雍正時期的經濟政策》、馮爾康《雍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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