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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末，原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核心地區已經分裂為四個以民族命名的現代國家：波蘭、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早期的一種民族觀念如何演變為四種現代民族觀念？
維爾紐斯、維爾尼亞、維爾納，在本書中，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區別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動聲色的方式出現在同一個句子的兩端。它們是本書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關“我是誰”“我的祖國在哪裏”“什麼是民族”的記憶、理念和話語。跨越四個世紀，四個國家，通過將目光落在這片有着複雜民族混居背景、經歷過極其多元的政體模式，被幾度撕裂乃至摧毀的土地上，斯奈德試圖為我們揭示民族理念轉變的奧秘，追蹤概念如何被解釋、扭曲、發明和濫用，如何在與更為複雜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過程中釀成深重苦難，又煥發出嶄新光輝。
更為重要的是，作者試圖為有關通往國家的路徑的終極問題尋找回答：我們如何才能避免這條路上的苦痛經驗？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當今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維也納人文科學學院終身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斯奈德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委員會成員之一。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為歷史和警示的大屠殺》、《一幅秘密戰爭的素描：一位解放蘇維埃烏克蘭的波蘭藝術家》、《紅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等。此外，以對話的方式，斯奈德幫助他的朋友、著名歷史學家託尼·朱特在彌留之際完成了最後一本書《思慮20世紀》。其著作獲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獎、漢娜·阿倫特獎等在內的 12 項大獎。此外，他還是《現代歐洲歷史期刊》和《東歐政治和社會》的編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見諸《紐約書評》《外交事務》《新共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
潘夢琦，畢業於復旦大學國政系，現為編輯。
導論（節選）
民族是何時產生的？是什麼導致了種族清洗？國家間如何達成和解？
本書追溯了現代獨立國家歷史中的一段時期，起始於近代早期歐洲歷史中最龐大的共同體 16 世紀的波蘭立陶宛王國建立之時。當時，王國內包含的人羣有貴族、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新教徒。波蘭和立陶宛貴族，以及東斯拉夫人由共同的政治和公民權利所聯合，他們用拉丁語或波蘭語描述自己是“來自波蘭民族的”。他們理所應當地認為，在萬事萬物的自然秩序中，國家、演説、文學和宗教禮拜儀式的語言本就不同。 18 世紀，在王國遭到後來崛起的帝國瓜分後，一些愛國者將民族（nation）重新解釋為國民（people），而民族性（nationality）則由人們所説的語言決定。在 20 世紀末，也就是本書追溯的歷史的尾聲，原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核心地區已經分裂為四個以民族命名的現代國家：波蘭、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自那時起，有關民族性概念的盛行觀點認為，説不同語言的人羣應以國界線作為邊界，人們的演説、政治和宗教禮拜時用的語言同樣以此劃分。那麼，早期的一種民族觀念是如何演變為四種現代民族觀念的？
我們在本書中探討的這塊土地上湧現的民族觀念分為三個時期，即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王國時期（1569—1795）、 19 世紀帝國瓜分時期（1795—1918）以及獨立國家和隨之取代它們的蘇聯加盟共和國時期（1918—1939）。我們會發現近代早期的波蘭民族在瓜分後依然倖存，並在帝國統治時期逐漸繁盛，而它的瓦解是從 19 世紀末期開始的。連現代民族觀念都是在與近代早期民族觀念的激烈競爭中逐漸顯現的，以此和更遙遠的帝國統治背景形成了對比。而傳統愛國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之間膠着的競爭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政權形態中依然存在。 1918 年之後，儘管國家本身已經強制做出選擇，不再考慮其他選項，但是當時剛剛出現的關於現代民族國家的特許觀念並未佔得支配性地位。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規模暴力衝突最終打破了這一早期民族觀念共存的歷史局面。驅逐、種族滅絕和種族清洗徹底破壞了歷史區域，洗劫了多文化並存的城市，為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掃除障礙。大屠殺和精英置換將歷史傳統連根拔起。為了進一步闡明這一觀點，本書將聚焦於戰時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的經歷，探尋他們之間相互實施種族清洗的原因。在蘇聯和納粹相繼佔領的四年後，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對對方實施過四次以上的種族清洗，造成的後果是超過 10 萬人死亡， 140 萬人被迫定居別處。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是民族主義導致了種族清洗，還是種族清洗給不同人羣貼上了民族標籤？
單一民族國家能夠捱過這段歷史嗎？被粗暴地表現為種族清洗的現代民族觀念的要求，能否找到一種更加和平的表達方式？以上都是 20 世紀 40 年代到 90 年代間，人們陸續提出的問題。在 1989 年革命發生後，在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們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衝突的原因：帝國瓦解、不具有歷史合法性的國界線、挑釁的少數族羣、揚言復仇者、恐懼的精英人羣、新建立的民主政治體制、種族清洗的記憶以及長期衝突的民族迷思。由此，波蘭的東部政策制定者開始意識到現代民族塑造了一種穩定的地緣政治秩序。人們可以預見蘇聯的快速解體將最終走向和平，而證明波蘭的成功的最簡單證據就是西方對這片地區曾發生的歷史敵對和戰時種族清洗一無所知，而這些正是本書所要描述的。在 90 年代爆發武裝衝突的國家，比如前南斯拉夫，人們對那裏先前的戰爭和可能存在的古老仇恨所知一二。而在和平與繁榮盛行之地，比如波蘭，“重返歐洲”的歷史敍述重回人們的視野。波蘭的東部政策能夠成功的另一個理由正是波蘭與西方的融合。 1999 年，人們驚訝地看到所謂新歐洲的失敗與成功同時出現：北約接納了波蘭，同時北約轟炸了南斯拉夫。正當全世界都在關注塞族人和他們的鄰居之間的衝突時，一支波蘭烏克蘭維和部隊進駐科索沃。為何歐洲東北地區能夠團結一致，而歐洲東南地區卻分崩離析？
時間
現代民族何時產生，種族清洗為何發生，民族國家如何和平共處這三個問題與本書研究的時間順序正好一致，即 1569 — 1999 年。 1569 年標誌着近代早期波蘭民族的誕生。是年，波蘭和立陶宛的貴族通過成立盧布林聯合（Lublin Union）建立了波蘭立陶宛王國。從那以後，立陶宛和波蘭貴族共同加入一個議會，共同選出統治者，並逐漸共享一種共同的文明。波蘭王國和立陶宛大公國依然保持獨立的法律條文和行政機構，並且保持內部分界線。盧布林聯合針對國界線的修改對波蘭更為有利，它將立陶宛東南地區的斯拉夫人的土地劃給了波蘭。這使得東斯拉夫貴族和平民徹底分離，在今天我們熟知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之間劃定了新的邊界。儘管盧布林聯合提倡一種宗教包容精神，它卻與雄心勃勃的宗教改革保持一致。東斯拉夫貴族從東方基督教向西方基督教的轉變，在現在我們稱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土地上造成了貴族和平民之間一種新的區別。因此，波蘭的民族統一是伴隨着其他社會秩序的分化而產生的。之後1648年在烏克蘭發生的叛亂，大致描繪出波蘭、烏克蘭甚至俄羅斯民族的民族歷史。
1569 年是一個特別的歷史起點。波蘭、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民族歷史通常從中世紀開始，據稱如今這些民族國家歷史都可追根溯源到那時。為了識別出這種變化，最好的辦法是承認在近代早期領土廣袤的王國內明顯存在單一的近代早期民族，然後再思考它給現代政治留下的影響。這個近代早期民族被稱作“波蘭人”，但是這個詞語象徵的是一種公民權利和文明，而不是語言或種族。從 1569 年這個時間點作為起始，能夠使我們看到近代早期波蘭民族內在的一致性和吸引力，並且使我們擺脱我們對民族性概念的現代假定。既然這是一份關於民族性而非國家的研究，它的年代劃分也是非傳統的。 19 世紀是波蘭文明的“美好時代”，儘管王國已經在 1795 年分裂。在所有浪漫的、民族的和史學編纂的傳統促使下，本書並沒有把時間點停留在 1795 年，而是將 1863 年視為近代早期政治的終結。在1863年，波蘭貴族最後一次反抗俄羅斯人的統治；而在 1863 年之後，俄羅斯帝國開始動搖波蘭在西部領地的文化和經濟支配優勢。在反抗起義後，一部分關鍵的波蘭傳統精英開始反對當時對政治體制和民族的定義，一些帝國行政官和底層活動家加入了他們，這些人認為民族是以宗教和語言所決定的。直到 1863 年之後，我們才發現近代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民族主義對近代早期政治遺產的敵視，以及有關白俄羅斯概念的苗頭。而在被奧地利掠奪的、面積很小的舊王國土地上，並不存在如此分裂。如此，我們應將注意力放在1876年，那一年烏克蘭出版物被俄羅斯帝國封禁，從那以後在奧地利的土地上，烏克蘭開始獲得支持，而在當時的奧地利加利西亞地區（Austrian Galicia），烏克蘭和波蘭之間的敵對關係開始顯現。
我們應當明白，在現代民族的崛起過程中，歷史的影響非常重要但不是以現代民族主義者所宣稱的那種形式。我們所遭遇的每一種現代民族主義都忽略了近代早期的傳統，反而支持想象中的中世紀曆史延續。我們也應發現，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息息相關，儘管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民族興衰的基本事實。現代社會的特徵包括政治意識形態、民主政體、不斷精進的宣傳技巧、大眾媒體、公立教育、人口增長、城市化、工業化在這份研究中均有所涉獵。民族主義者和社會科學家同時迷信於所謂集權化的國家：前者試圖讓國家回到過去；而後者更強調它的創新和潛力，但有時他們也誇大了建國者取得的成功。留存至今的國家和民族一樣多。當人們認為國家的權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而本研究表明，現代集權國家的建立，常常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複雜結果。國家被建立、被摧毀、被摧毀的方式往往會決定下一代的民族觀念。當國家被建立時，它的形式經常是含糊不清的，比如：早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政策時有改變，每當民族復興浪潮湧來，知識階層就暴露在大規模清洗的危險中；內戰中的波蘭因對民族的定義不同而分裂，雄心勃勃的波蘭人既不能消除分歧，也無法建立起聯邦結構；戰後波蘭的國家合法性源自種族同質性，卻由共產主義者統治這個國家。在處理20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歷史時，本書將重點關注建立國家的經驗如何塑造或阻礙民族觀念的誕生。
在 20 世紀中葉，作為集權化國家的一種類型，納粹德國和蘇聯分別佔領了本書所涉及的所有領土。這兩個國家輸出的統治系統對那些處於它們治下的人民滿懷敵意，且與當地政治傳統格格不入。在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國家如何被建立和被破壞時，本書更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各民族人民的命運。“二戰”摧毀了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殘餘，使現代民族主義傳播甚廣。儘管 1918 年和 1945 年都是歷史進程的停頓點，但後者更為重要。 1863 年後，現代民族理念將“大眾”（mass population）這一因素納入其中； 1945 年後，大眾開始接受現代民族理念。因此出於相同的理由，本書的研究終止於 1999 年，而非 1989 年。儘管波蘭在 1989 年後重獲國家主權，白俄羅斯、立陶宛和烏克蘭也在 1991 年獲得獨立，但是波蘭在 1999 年加入北約才真正宣告了這一民族歷史進程階段的終結。成為北約成員不僅意味着對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波蘭所取得的成功的認可，這也是對波蘭成功解決敏感民族問題的獎賞。支持處於本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新興民族國家的同時，波蘭成功將自己劃入西方陣營。 1569 年標誌着近代早期的波蘭向東擴展的雄心，這一擴展的腳步止於 20 世紀 40 年代；而 1999 年標註着新生的波蘭維護西方陣 營的安全和政治認同的決心。
領土
本書沒有將重點放在 20 世紀民族國家領土邊界或 19 世紀帝國邊疆上，而是關注1569年波蘭立陶宛王國成立後劃分的領土區域。第一部分的重點是城市維爾紐斯（Vilnius）。維爾紐斯是當時立陶宛大公國的首都，它曾是俄羅斯帝國維爾紐斯省首府、 20 世紀 20 年代到 30 年代時的波蘭城市以及“二戰”後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城市。今天，維爾紐斯是獨立後的立陶宛的首都。在希特勒實行“最終解決方案”之前，猶太人稱維爾紐斯是“北方的耶路撒冷”，不久前波蘭人、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還有立陶宛人曾接連對這座城市宣稱主權。如果放在近代早期的政治民族框架中來看，維爾紐斯屬於立陶宛，因為它一開始就是立陶宛大公國的首都。但如果放在現代政治民族框架中來看，維爾紐斯在“二戰”前根本不屬於立陶宛：其居民幾乎沒有立陶宛人，而且它屬於波蘭版圖內。至此，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就是維爾紐斯如何在現代民族觀念、人口和文化變遷過程中變成一座立陶宛城市。
第二部分將關注東部的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Volhynia）地區。大量的波蘭人和猶太人居住在這些東部斯拉夫領土上，這裏也是波蘭立陶宛王國的中心地區，在王國衰亡後這裏依然是帝國腹地。在18世紀晚期，沃里尼亞被劃給了俄國，而加利西亞被劃給了奧匈帝國。根據立陶宛的歷史記載，在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的波蘭人在整個 19 世紀佔據着統治地位。直到 19 世紀末，波蘭大地主們或是讓位於沃里尼亞的俄國競爭對手，或是與加利西亞的烏克蘭政黨達成妥協。在俄國和奧匈帝國，波蘭民族主義者通過貶低波蘭的民族性，幫助烏克蘭人達成了他們的事業。事實上，近代早期的波蘭民族達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們塑造了一種以波蘭語為載體的文明。通過在人羣中重新識別出民族，波蘭民族主義者將波蘭人重新定義為一個獨特的種族羣體，並且在未受教育的農民中產生影響力。“一戰”以後，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都被整合進一個新的波蘭國家中。儘管在兩次大戰間，波蘭針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政策顯得優柔寡斷，但是 20 世紀早期的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與 19 世紀甚至 18 世紀的非常相似。“二戰”徹底破壞了這兩個區域的歷史一致性，現代民族主義在這裏生根發芽。 1945 年，這兩個區域被併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從1991年起這裏是烏克蘭獨立呼聲最高、最愛國的地區，今天這裏被人們稱為“西烏克蘭”（western Ukraine）。
着重關注維爾紐斯（考察波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以及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考察波蘭和烏克蘭）是基於所謂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理論以區分這些地方的歷史變遷。如果我們把目光鎖定在這四個世紀的歷史，我們會發現經濟和社會變化，發現軍隊的前進和後退，以及觀察 20 世紀的種族滅絕、驅逐和流亡。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如果我們能專注地沉浸下去，就會發現一些令人感傷的鉅變。我們看到了政治版圖的流變：破裂最終演變為一種全新的事物。為了探明 20 世紀 40 年代的變化，本書第三部分會描述維爾紐斯、加利西亞和沃里尼亞在 1989 年革命後面臨的每個主權民族國家可能面臨的外交新問題，但不會花太多篇幅。第三部分將着重討論波蘭在 20 世紀 90 年代的大戰略，即如何承認東歐地區分裂為目前的國家版圖現狀，且進一步加固這種現狀。這種戰略也許非常直接，但這確實是波蘭政治理論的一大創新，而且這種外交策略在共產主義終結後的東歐地區中並不常見。
猶太人、俄國人、德國人？
當加利西亞城市科洛梅亞（Kolomya）的列寧雕像被推倒後，雕像的底座被改造為猶太人墓碑。今天科洛梅亞是烏克蘭西南部的一座城市。在 1939 — 1941 年和 1945 — 1991 年間，這裏屬於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 1941 — 1944 年，這裏曾是波蘭總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轄屬城市；在“二戰”前，這裏是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州（Stanisawów）的一個城市；在“一戰”前，這裏屬於奧匈帝國加利尼亞地區；在 1772 年前這裏只是波蘭王國中魯塞尼亞人（Ruthenian）居住地的一個小鎮。在 1941 — 1942 年“最終解決方案”實施期間，無論科洛梅亞的實際統治者是誰，它都是一座猶太城市。猶太人在科洛梅亞甚至整個東歐的缺席，正好與共產主義對東歐40年的統治相吻合。 20 世紀 90 年代東歐的民族“歷史債”亂成一鍋粥，很多由共產主義者編纂的新研究往往從起始於“二戰”的民族主義世界。猶太曆史與東歐的主流歷史逐漸分離開來。正如以色列歷史強調猶太復國主義計劃的成功，忽視以色列政治的東歐源頭，東歐歷史學僅關注獨立國家，沒有給猶太人應有的重視。當然，也有很多有價值的非主流研究著作，近來一種值得稱讚的趨勢是出版容納各類民族觀點的選集。雖然這樣做確實有效，但是這並沒有解決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問題，這隻能導向一種政治正確的多維民族主義（multi-nationalism），後者將平行的民族研究從歷史的土壤中連根拔起，而這才是我們需要耐心研究的問題。
那麼，考慮到本書的研究視野，為何要把猶太人、德國人和俄國人從副標題中刪去呢？因為這是一份關於現代波蘭、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民族性的研究，本書並未對追溯德國人、俄國人或猶太人的民族性及對此下結論有任何雄心。這是一種謙遜的做法，而非無視。因為德國的民族歷史主線將我們引向別處，在這裏我們只考慮和近代早期烏克蘭和立陶宛有關的俄國民族觀念。基於以下五個原因，我們必須在別的研究中探尋猶太民族觀點的問題。首先，猶太民族是比斯拉夫民族或波羅的民族（Baltic nations）歷史更悠久的社羣。第二，要研究這個問題，必須涉及猶太人在波蘭立陶宛王國中公社式的自治傳統，但這與本書的結構相去甚遠。第三，猶太人進入現代政治生活的路徑是通過廢除社羣特權、王國統治下的獨立司法以及緩慢而漸進式的個人權利拓展而達成的，這一切都發生在帝國逐漸分崩離析的19世紀。這一經驗與非猶太教徒的限制主義民族政治歷程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別的解釋。第四， 21 世紀興起的以領土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強調恢復昔日的王國邊界，並使之成為民族國家，但這種民族主義從來不是猶太人的選擇。最後，儘管大屠殺和以色列建國的關係可以成為本書的重要論據之一，但這個問題將轉移我們在東歐領土上的注意力，而這才是構成本書研究方法的要素。猶太民族研究與本書的研究存在異同，無論如何，劃分和論證這段歷史需要一種完全不同的重構方式。
儘管本書沒有研究俄國、德國和猶太民族歷史的雄心，但本書認為，只有理解了這三個民族，才能理解波蘭、烏克蘭、立陶宛和白俄羅斯的民族歷史。因此本書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呈現“二戰”後的整體歷史，將一些以往分而述之的部分彙總在一起。“最終解決方案”被視為戰時及戰後東歐的一個組成部分。 1941 — 1944 年對維爾紐斯猶太人的種族清洗以及 1944 — 1946 年對維爾紐斯波蘭人的驅逐，都屬於戰後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對維爾紐斯的重建。我們會發現， 1942 年的沃里尼亞大屠殺培養了那些參與 1943 年針對沃里尼亞波蘭人的屠戮行動的年輕人。蘇聯的暴力行為開始在這裏紮根。在 1944 年烏克蘭人針對波蘭人的種族清洗中，蘇聯對波蘭的領土企圖使之改變了本國的民族政策。而波蘭共產主義者在蘇聯軍隊的直接幫助下，以及在波蘭民族主義者的間接幫助下，於 1947 年實施了所謂的“民族淨化”（national homogenization）行動。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段歷史的延續性：從納粹的“最終解決方案”到針對某一方的種族清洗，再到為了建立新的統治而實行的大清洗。
本書從當代東歐歷史研究成果中獲益良多。但是，我希望本書能在另一種分析框架中呈現這段民族歷史。本書要回答的是關於多個民族的問題，而不是創造一種單一民族敍事或對現有敍事做調整；向前邁進而不是退回到歷史中，後者往往避免觸碰後來的政治如何形塑了歷史這一問題。本書關注的特定的地理空間，我們將審視在這些地方的民族理念、社會運動和政治主張所經歷的變化。書中所呈現的近代早期的歷史或是那種複雜的民族性，對現代讀者來説可能有些難以理解，這其中充滿了意外、偶然事件和運氣。本書對成功民族的案例和對失敗案例（比如白俄羅斯）的關注一樣多，因為後者也讓我們瞭解了現代民族走向政治成功需要具備的因素。在近代早期的背景下，那些民族英雄所思考的、不斷適應的以及拒絕服從的民族理念也在本書中有所體現。此外，本書重新解讀了那些在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相反的意識形態。以上提及的這些目標已經被許多來自東歐或研究東歐歷史的歷史學家所接受，我對此並未做出任何創新，我只希望能在他們設立的框架內寫作這樣一本書。
儘管這些章節提供了一些新的論述，第1章到第7章受到前述歷史學家的幫助最多。本書用浪漫主義來論述分別出現在帝國統治時期、民族國家和蘇聯時期的近代早期和現代民族觀念，也許稱得上是創新。此外，對比其他民族運動取得成功的背景，本書系統性地研究了白俄羅斯民族失敗的案例；還研究了維爾紐斯的立陶宛化過程據我所知，此前未有類似的研究涉及以上方面。第 8 章到第 14 章參考了檔案資料和其他重要文獻研究，不僅呈現了許多新的論證依據，還展示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第 8 章到第 10 章第一次在英文學術著作中完整描述了發生在 1943 年至 1947 年間烏克蘭人和波蘭人相互實施的種族清洗事件。第 11 章到第 14 章將波蘭在 20 世紀 70 年代精心制訂的國家戰略、在 90 年代實行的東部政策與波蘭成功融入歐洲聯繫起來。儘管我們已經看到了許許多多關於南斯拉夫解體和歐洲東南部分裂的研究，但這四個章節首次對波蘭在歐洲東北部的穩定化中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研究。總體而言，本書對近代早期的波蘭王國和其現代繼任國做了整體性的研究。只有橫跨國界的限制如東歐和蘇聯或俄國和奧匈帝國我們才能繪製出民族性從近代早期到現代的流變畫卷。
題圖為電影《卡廷慘案》劇照，來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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