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劍剛是杭州大學政治系1978級的學生，遙想當年，他過於淡定悠閒，險些“棄考”。高考第一天下午考的是歷史，由於他認為是下午兩點半開考，所以在招待所里美美地睡了個午覺。起牀後，他慢悠悠地走向考場，到海寧一中的考場一看，外面連人影都沒有。他感到很奇怪，一問工作人員，才得知歷史考試是下午兩點開始的，工作人員指着手錶説：“你已遲到二十五分鐘，按照考試規定，遲到半小時就不能進入考場，取消考試資格。”壽劍剛如此回憶這個令人後怕的“插曲”：
我被嚇得不輕，趕緊跑步進入教室，甫一坐下驚魂未定，監考老師又過來嚴肅地跟我説了一通考試紀律之類的話。我沒太聽清楚，但被弄得更緊張了，便不顧一切埋頭答題。腎上腺素激增，下筆如有神助，複習到的自然不在話下，沒有複習到的，竟也能從記憶庫中調出來……“禍兮福所倚”啊，結果歷史考了八十多分，是各科中最好的。我都不敢設想，要是多遲到五分鐘，我就不能考歷史了；要是歷史不考，餘下的科目還有必要考嗎？要是1978年高考黃了，下一年還會繼續考嗎？要是不參加高考了，此後的人生將是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1978級的學生王天柱，在考場碰到的是一樁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
那天考語文，當奮筆作文時，天氣突然變化，烏雲翻滾，電閃雷鳴，頓時大雨傾盆。當時我所在的考場設在一所初中內，我坐的臨窗座位恰好缺幾扇玻璃，一陣飄雨突然淋濕了試卷。正在這節骨眼上，怎麼辦？我忙舉手叫監考老師，他無可奈何：“沒多餘卷子呀！”我見教室前方點着一盞二三百瓦的大燈泡，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奔上前去，跳上講桌，舉着試卷在燈光下烤起來。我一面烘烤試卷，一面低頭掃視，滿屋子考生都在唰唰唰地奮筆疾書，獨我居高臨下作等閒觀！好在燈光強烈，卷子沒用多少時間就烤乾了，我急忙衝下講台回到座位趕寫起來。想想這段插曲，我恐怕是唯一有這種考場經歷的人吧！
俞新堯是杭州大學中文系1977級的學生，讀完“戴帽中學”後，在家鄉筆架初中做民辦教師。他滿懷激情，操着一口濃重的蕭山話，給學生們上課。那時，俞新堯最崇敬的人是樓塔中心學校的馬烈老師，馬老師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的高才生，他不僅可以用普通話給學生們上課，還不時有小説、散文在期刊上發表。然而他為人清高，大家不敢接近，更別説向他討教了，俞新堯也不例外。但在1977年10月高考前的某一天，馬老師把俞新堯叫到他的宿舍，面無表情地問俞新堯：“柳宗元的《捕蛇者説》看過嗎？你現在把它口譯成現代文。”俞新堯感到很突然，因為對古文知之甚少，他連蒙帶猜，期期艾艾地説了個大概。想不到馬老師面露喜色，還表揚了他一番。然後，馬老師告訴俞新堯考試時一些要注意的事項，又反覆提到“慕尼黑陰謀”很重要，正式試卷不一定會涉及，但如果有附加題的話一定會涉及。
俞新堯將信將疑，不過還是好好翻看了一下“慕尼黑陰謀”。不出馬老師所料，當年的政治試卷中果然出現了“慕尼黑陰謀”，印象中還是二十分的論述題。“考完路過樓塔中心學校時，已是晚上七時左右，天已漆黑一片。很遠就聽到馬老師在公路邊不停地向路過的考生打聽我，我高聲呼喚他。他急切地把我拉到他的宿舍，從考題到應答，足足問了我一個多小時，然後他非常興奮和肯定地對我説：‘祝賀你！你肯定考上了！’”
如果説俞新堯是有“高人”指點，那麼楊念迅的運氣則是一張廢舊報紙賜給的。
楊念迅是杭州大學歷史系1977級的學生，浙江義烏人，而義烏盛產紅糖。1977年的歷史考卷中有一道“黑水黨”的題目，共五分，由於題目較生僻，答出來的人寥寥無幾。楊念迅估計他在這道題上至少得了四分，他是怎麼得到這四分的？
報紙是稀罕之物，可以派上許多用場，比如糊牆壁、包紅糖等，於是生產隊負責管理報紙的會計會把每天送到的報紙平平整整地摺好，按照日期一張不差地疊好，然後在每年榨糖季前按人口平均分到每户。村裏識文斷字的人也不少，但會計不會讓任何人看報，他自己也堅決不看，因為報紙弄皺了、弄髒了，分到的那户人家就會有意見。會計家就在我家隔壁，我多少次厚着臉求他讓我看看報紙，都被他嚴詞拒絕了。
於是，我只能看到分給我家的那幾張報紙，儘管是舊得不要再舊的舊聞了，但對我來説還是蠻有看頭的，畢竟那年代供人看的文字實在是太少了……巧就巧在1977年高考前生產隊分給我家的那幾張報紙上恰恰有一則關於黑水黨的歷史小常識！當我在歷史考卷上看到這道題目時，心差點兒從嗓子眼蹦出來了！
俞新堯、楊念迅的高考加分應當説是“必然中的偶然”，那麼杭州大學政治系1978級的學生韋忠信，則是將一道高分的地理題丟進失分的大海。他事後總結，是自己定力不夠，導致“偶然中的必然”：
恍惚記得考試時間有一個半小時，我不到一小時就做完試卷了。好像最後一題是説一條船春分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發，然後立夏、秋分、冬至等到了幾個不同的地域，問當地氣候、温度、日照長短等。題目設多問，滿分二十五分，具體記憶有些模糊。既考畢，便欲提前交卷，恰逢前座考生也在整理卷子。那時我的眼神極好，不經意間只偶然一瞥，突然發現他的答案與我完全相反……前座似乎是一位年過三十的“老三屆”考生，功力自然不凡。我突然陷入糾結之中，繼而懷疑自己答案的正確性，並試圖進一步求證，便輕輕踢了一下前座的椅子，指着我考卷的試題，用近乎腹語的低沉音説：“你錯了！”誰知他扭頭惡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絲毫不為所動，理好試卷，充滿自信地上交了。我越想越不對勁，覺得一定是自己錯了。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臨交卷前五分鐘，我終於作出了與原先答案完全相反的修改，疑慮重重之下匆匆交卷。一出考場，急忙去對標準答案，這一對，簡直把腸子都悔青了，“復旦夢”就這樣灰飛煙滅了。最後各科成績中地理最差，僅得了六十分。
這一投機取巧的“奇恥大辱”，給韋忠信留下了終生的教訓，他後來總結：做人還是要講誠信，不可投機取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不能喪失定力，丟了自信。
現在考生填報志願，不僅知道考分，也知道排名，更重要的是有往年各大學的錄取分數和名次供參考。1977年則不然，許多考生和家長對志願既不瞭解也不看重，只要有書讀，學校好點差點無所謂。中國科技大學地球和空間科學系1977級的學生邱建偉，他選擇中國科技大學作為第一志願的原因，只是從廣播裏聽到有這麼一所大學，但收到錄取通知書後，他愣住了：怎麼在合肥？北京大學經濟系1977級的學生、後來出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海聞，他報考的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系，但當他接到錄取通知書時，卻被經濟系錄取了，他矇住了：什麼是經濟學啊？
也有一些考生的父母原本就是大學畢業生，知道學校的檔次，但給子女填報志願時卻就低不就高，為的就是穩妥。例如廈門大學歷史系1977級的學生劉海峯填的志願依次是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中文系，四川大學歷史系1977級的學生羅志田填的志願依次是成都師範學校中文高師班、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英語系1977級的學生申丹，填的志願是湖南師範大學外語系；北京大學中文系1977級的學生黃蓓佳，填的志願是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他們倆的志願表上根本沒有填北京大學，最後卻被北京大學錄取了。究其原因，除了他們的考分很高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政歷清白，不少考生並不知其所以然，對現在的考生來講，更是天方夜譚了。
當時考生中有種説法流傳很廣，即使考分高、政審過關，若體檢通不過，依然上不了大學，而判定體檢合格與否的主要標誌，是血壓合不合格。當年浙江諸暨考生的體檢是大學、中專上線生集中在一起進行的，體檢前幾天，我們幾個上線的同學事先到璜山區衞生院作了血壓預測，那裏有個醫生是我們老師的夫人。她給我們量了幾次血壓，其他同學都正常，就我越量越高，她對我説：“你根本不是血壓高，而是緊張導致的。這樣吧，我給你一顆藥，體檢前三四個小時吃下去，保證你血壓過關。”她將這顆藥交給我的一個同學保管，讓他到時給我服用。體檢那天，天剛矇矇亮，同學叫醒我，我們躡手躡腳到室外，將藥就着冷水吞嚥下去，幾個小時後，我的血壓測量正常。意想不到的是，血壓一向正常的徐姓同學卻血壓偏高了，測了多次還是高。醫生好心，讓他下午補測，謝天謝地終於過關。事後我問醫生到底給我吃了什麼靈丹妙藥？她呵呵一笑：“我僅僅給你一顆微量的鎮靜藥。”
因血壓偏高不能入學的考生有不少，徐州師範學院中文系1978級的學生孫漢州就曾撰文敍述自己的經歷：
考試結束後，全家人便進入期盼狀態。終於，盼來了上線的消息。不久，我懷着激動的心情到縣城體檢站參加體檢。體檢，平生以來頭一遭，由於緊張，血壓升高，一遍又一遍，越量越緊張，血壓硬是“居高不下”。後來，就因為這個原因，對我半開的大學之門又關上了。事後，我為了治病，又去醫院量血壓，結論是：“一點兒也不高。”
“這也許是命吧。”母親説。
“什麼命不命的，明年再考！”
1978年，我又參加高考。文化考試自然沒問題，謝天謝地的是，體檢一帆風順，郵遞員把大學錄取通知書送上門來，我童年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如果説孫漢州是因為莫名其妙的“血壓高”推遲了一年上大學，那麼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張汝潮、沈堅就比他幸運多了。
張汝潮在1977年高考文化課過關以後，緊接着就要參加體檢：“內科檢查時，平時基本不生病的我居然血壓偏高，大夫讓我留下稍作休息後再測，結果反覆幾次測下來血壓仍偏高。我拼命向大夫解釋，血壓偏高是玩命複習造成的短暫現象，過幾天肯定會恢復正常。我三十歲才有上大學的機會，不容易。這時，站在門口的招辦老師不停催促，我絕望地看着大夫在我的體檢表上記下體檢結果。當他把體檢表交給門外的招辦老師後，突然轉身在我耳邊悄悄説：‘放心，你的血壓正常！’後來的新生入學體檢，證明了這位大夫的診斷是正確的。我一直都很感謝他，不然我的高考之路就戛然而止了。”
沈堅是湖州的考生，後來成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部的掌門人，1977年參加入學體檢時，他也險些被刷：
從張榜到最終錄取，中間還有體檢，對許多人來説這已不是什麼事，我卻差點折在這一環節上。體檢那天我出奇地緊張，心跳一直慢不下來。第一次測心率，每分鐘一百多次，醫生讓我休息，我反而更緊張。心率檢測從上午一直持續到傍晚，最終由縣裏體檢總負責醫生定奪而過關。從此以後，我逢體檢就心率快，成了條件反射，到了大學也是如此，直至中年才改善。
以上這些繽紛的花絮，可能是那個特殊年代那些特殊考生的特殊“待遇”。其實這些細節也折射出無論如何，他們都不願錯過歷盡千折百回才獲得的入學機會。
（陳侃章著《冬季裏的春闈——1977年恢復高考紀實》近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