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社科院大學主辦的第七屆“政治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在線上正式召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喻國明以《未來政治傳播研究的三個可能的關鍵》為題進行了主旨發言，本文為喻國明教授的發言內容。
喻國明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新聞史學會傳媒經濟與管理專業委員會會長、《中國傳媒發展指數（藍皮書）》主編、《中國社會輿情年度報告（藍皮書）》主編等。主要研究領域：新媒體研究；輿論學；傳媒經濟與社會發展；傳播學研究方法。迄今為止，獨著、合著出版的學術專著、教材、藍皮書共35本，論文800餘篇，自1979 年記錄以來在新聞傳播學科的論文發表量居第二位，總引文數居第一位。
我目前正在看一本書，是世界著名的戰略思想家亨利·明茨伯格教授寫的《戰略歷程》。他在這本書的開篇，提到了盲人摸象這樣一個寓言。他的意思，是警告所有今天思想和實踐的參與者，要重視解決戰略問題，也就是在哪做、做什麼、做正確的事。因為戰略問題，涉及到我們在大格局面前把握總體、把握總體的趨勢。而戰術問題，即如何做，其實只是把事情做正確。
在我看來，戰略問題的解決，是系襯衣的第一個紐扣。這個紐扣系對了位置，接下來的動作哪怕賣力，也是向着正確的方向逼近和靠攏。如果這個紐扣系錯了位置，我們動作再麻利，技術再純熟，恐怕由於方向錯誤，也要推倒重來、南轅北轍。所以，對於未來傳播的實踐也好，理論研究也好，解決戰略問題比解決戰術問題要更為重要。
從今天這種百年大變局的角度來説，革命性現實的改變，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它意味着傳統發展邏輯的中斷和終結。我們新的發展現實和新的發展邏輯，需要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上，來透視到底發生了哪些具有根本意義的改變。從我自己研究的角度來説，我認為有三個方面，是我們傳播理論、傳播實踐正在出現的，而由於我們過去傳統思路的屏蔽所忽略的方面。而這，恰恰也是政治傳播研究當中，必須要解決的相關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媒介化。講到媒介化，我們就必須要談到麥克盧漢。麥克盧漢在上世紀60年代就提出“媒介即信息”。他的意思是説，一個新的媒介的出現，並不僅僅給我們帶來所謂的傳播工具和傳播的渠道手段等等。它更大意義上，是為社會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尺度、新的標準、新的建構這個社會的結構性設計。
事實上，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改變，就是整個社會的媒介化。我們從互聯網發展的角度，就可以看到，互聯網進入到我們社會生活的時候，我們最初把它看成是信息傳播的工具和渠道。但是經過若干年的發展之後，人們意識到，在這樣的一個底層信息傳播的基礎之上，可以建構起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説，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建構在新的傳播的基礎之上。所以，互聯網就成為架構現代社會生活的基礎。
但是這樣的認識，其實還有它的盲區。經過最近幾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的社會實踐的發展，我們現在意識到，互聯網不僅僅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基礎設施，而且它在整個社會的新的改造當中，逐漸成為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行行業業重構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引領者。因此，對於我們傳播學科的研究而言，也包括政治傳播的研究而言，重點將不再僅僅侷限於內容的傳播。
我們過去所有的傳播學研究，幾乎把內容的傳播作為我們關注、研究以及實踐的主體。我們講到傳播學，講的就是內容的傳播。那麼從媒介化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重構角度來看，未來這種傳播的研究，可能就是要研究傳播如何重構社會生活。也就是説，在非內容的領域當中傳播，如何發揮它在社會發展、社會重構過程當中的作用、機制和相應的發展模式。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對於非理性的研究。在我看來，已有的研究可以表明，非理性已經成為傳播機制當中最為重要的影響性因素。我們都知道，在我們過去的、已有的社會傳播過程當中，主要的交流手段和交流憑藉的語言，實際上是書寫文字的表達。而書寫文字在長達幾千年的文明發展過程當中，已經或明或暗的沉浸進、容納進很多精英政治的邏輯標準尺度。因此，這樣的一個表達，很大程度上是理性和邏輯的表達。在這樣的表達語言中，那些非理性、非邏輯的成分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較輔助和次要的。
但是隨着視頻的崛起，未來視頻語言相信可以成為社會交流的主流性語言。這種社會交流的主流性的語言由書寫文字轉換為視頻語言的時候，視頻語言的寬度就為非理性、非邏輯的表達提供了更為多元寬廣的舞台。我們在現實社會生活當中，已經注意到，在今天的社會實踐和傳播實踐當中，擺事實講道理，遠遠不及關係認同和情感共振、圈層所屬所起到的力量。這是有很多研究和很多事例可以證明的。
那麼這説明什麼？這説明在一個微粒化的社會，個人成為社會運作的基本主體。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當人們獲得了更多的賦能賦權之後，有了更多的行動自由度和組合的可能性的同時，人們也需要一種羣體的連接。但是在這樣的連接之下，傳統的理性邏輯大一統的格局，必將逐漸影響力式微。而非邏輯、非理性情感關係的橫向連接價值，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以政治傳播為例，在政治傳播當中有一種概念，叫做“政治秀”。我們中國的學者也好，實踐者也好，對於“秀”這樣的一個東西，是非常不入眼的，我們基本上把它視為是一種套路、一種騙人的伎倆。但事實上，“秀”本身在我看起來，就是一個小眾化的思想精英邏輯如何進行橫向破圈的一種能力、一種資源、一種機制的建構。
通過“秀”，使更多的圈層以外的、更多的人羣、階層，能夠在傳播之下，形成一種溝通，形成一種情感的共振，形成一種關係的認同。對於一個微粒社會而言，這種圈層之間的歸屬、關係的認同，是未來社會建構、未來社會治理當中，最為重要的工作和治理的方面。因為歸屬和認同，決定着人們的社會認知、社會認同，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協同。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所謂的“秀”，而這種“秀”，恰恰是如何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主張、把主流價值觀，在社會的各個圈層、各個階層之間，形成破圈的傳播、形成社會共識、找到社會最大公約數的最重要的能力和方法。
因此，破圈傳播和溝通，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當中之於傳播最為重要的責任和使命。通過非理性因素，比如説表情、口氣、姿態這樣的一些非邏輯、非理性因素的有效作用，將碎片化的人羣重新組織起來，找到社會共識和最大公約數。
第三個重要的改變就是數據和算法，它已經成為影響和控制傳播領域的霸權者。我們都知道5G時代是萬物互聯和全時在線的時代。這種萬物互聯和全時在線，就會使傳感器無所不在，遍及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到人類的實踐半徑所處所有的區位。這種事實本身，就能使人類社會生活半徑內的每一個場景、每一個人、每一個狀態，都可以有事實數據來加以説明和分析，並且在這種説明和分析之下，形成一種社會協同、社會治理的新的力量。
因此，掌握數據、對數據的智能化和價值挖掘以及相關的算法處理，已經使數據成為傳播領域的關鍵性的控制力量。換句話説，掌握了數據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傳播。那麼進而，也就能夠對社會進程、社會動員和社會運作和協同，產生一種控制性的能力。
因此，在數據化的過程當中，我們對於數據產生的另外一種內容性改變，也要重視它的存在發展。因為在過去我們的內容生產當中，都是以人為主體的研究和現實的存在。即使在打破了專業人士、專業媒體對於傳播的壟斷，實現了UGC、OGC、PGC的多元化的發展之後，也沒有突破界限。
但是數據和算法進一步得到發展和挖掘的時候，機器新聞寫作就會成為我們今天社會生產當中最重要的內容來源之一。而這其中，社交機器人和深度合成等新數字技術的手段，會越來越成為影響未來傳播、影響未來輿論的重要角色。如果我們對於社交機器人的作用機制，對於深度合成的影響缺少關注、缺少研究的話，那麼在未來的傳播和輿論戰當中，或許就會處在邊緣和弱勢的狀態。
因此未來傳播當中，數據已經成為傳播產品、包括政治傳播產品的一種標準配置。離開數據導引的內容產品，無法有效實現自己傳播價值的變現。從這個角度來説，我們對於未來傳播當中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角色的轉型，有了不同的認識。
我們都知道，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裏，傳播內容的生產主體是專業化的。由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人為整個社會，代行內容的採集、加工、製作、傳播、把關等等角色。但是隨着社交媒介的崛起，就形成了一種多元精英參與的格局。雖然在社交媒體崛起時代的時候，有“人人都是傳播者”的説法。但事實上，由於書寫文字的精英化邏輯限制，我們的研究和其他一些機構的研究可以充分的表明，在書寫文字傳播的時代當中，95%以上在社交平台上傳播的內容，是由3%-5%的社會精英來生產和傳播出來的。那麼95%以上的普羅大眾，實際上是內容的消費者、接受者、轉發者和簡單的點評者。
但是由於視頻的崛起，視頻的表達方式使整個的社會傳播主體日益的泛眾化。再加上智能化技術的加入，MGC也成為今天內容生產的一個主體。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我們就可以看到，現在專業媒體和媒體工作者，在整個社會傳播的內容總量當中，所佔的比例已經不足千分之一。不遠的將來，可能只是整個社會內容傳播的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在那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要反思我們自己的站位和我們的價值存在，是直接為社會生產內容嗎？
當然我們必須要説，有些內容可能真的還是需要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為社會來生產的。但是在我看來，從傳播工作者和傳播專業媒介主要的社會擔當和功能發揮的角度來説，可能不是直接為社會生產內容。它的角色，應該由過去直接的內容生產“to C” ，轉型為退後一步，變成“to B”， 為內容生產者來提供相應的服務，提供知識。比如説，通過算法和數據，來掌控整個社會傳播的流向、態勢、結構，以及發言者的多和少等等的狀態，成為一個更高層面上對於傳播的一種數量化的掌控者。因為數據是未來社會傳播、社會運作的基本能源和基本力量。掌握了數據，等於在相當程度上掌握了傳播。
第二就是服務於大眾，為普羅大眾用專業的知識、專業的能力來提供更多的、豐富的能夠使他們更加專業地進行社會表達的傳播的模板和傳播的技術，成為這樣的一種模板和技術提供者。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很專業地、比較完美地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專業的媒體工作者，應該在這方面為大眾的表達提供相應的模板和技術。事實上也可以將管理、將治理寓於這種服務當中，在模板的結構、模板的重心方面，提供一些社會應有的、主流價值觀的滲透方式。
新的傳播領域和新的傳播形態的開發者，應該為人們的社會傳播提供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工具和更多的空間。這是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應該去做的事情，即開疆拓土。
第三，要對全社會信息傳播當中的意見分佈、信息的完整性，以及社會情緒表達的平衡性，起到全局的管理者、平衡者的角色。我想這也是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未來的專業角色的一種體現。過去我們説要為弱勢羣體代言，是因為弱勢羣體很難在社會的音量當中表達出自己的聲音。但是今天，當互聯網技術給大家賦能賦權的時候，每一個社會羣體都能發出自己聲音的時候，就需要一個更高層面上的社會信息的平衡者、激發者、組織者的角色。這個角色恰恰是留給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的。
平衡，是社會發展當中最重要的東西，也是傳播和政治傳播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我在十幾年前的一篇文章當中講過，一個負責任的媒介和負責任的媒介工作者，即使對於社會情緒的表達，也應該是起到的一種平衡者角色的。我當時講，説當社會哭的時候，不要讓社會哭出沮喪。當社會笑的時候，不要讓社會笑出狂妄，這恰恰就是對未來專業媒體和專業媒體工作者的社會角色與形象的説明。
本文來源：“再建巴別塔”微信公號
本文編輯：劉穎
-閲讀推薦-
馬保國被人民日報點名：審醜狂歡，不能無底線丨週末談
5G應用的這些“黑科技”，你get到了嗎？
第三媒介時代：5G將如何促進媒體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