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是清朝著名學者，他的著作《廿二史札記》對許多史籍中記載的歷史事件進行考證，記述了一些歷史事件的演變過程和歷史真相，其中顯示出其獨到的見解，對後人的史學研究有着重要的影響。
《陔餘叢考》是他的另一部札記，也是《廿二史札記》的成書基礎，這部作品中同樣有很多獨具慧眼的結論，但也有一些觀點受到其他史學家的質疑。《陔餘叢考》的卷18中有一句結論“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就十分值得推敲。
“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很顯然是對明朝中後期皇帝與臣子相見頻次的議論，意思是皇帝在退朝後很少額外召見大臣，但也包含天子不上朝的情況在內。這句話前後的段落，用筆犀利，流傳甚廣，後來的很多學者用以表達明後期帝制的弊病。其實這個結論應該仔細推敲，否則很容易得出錯誤的引導，讓讀者過分貶低明後期的皇權政治。
明代中期的皇帝與清代相比，普遍被認為不夠勤勉，主要原因就在於清朝皇帝與臣子的見面頻率更高。其實皇帝勤政與否，評價標準並不唯一，首先要看其是否遵從禮制按時參加上朝等常規活動，其次是觀察其對奏章的處理效率。仔細探究趙翼“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的結論，對於探究明中葉的皇帝勤政情況有着重要意義。
趙翼在“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這一卷中，開篇就説“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而文末又説“自成化至天啓一百六七十年，期間延訪大臣，不過弘治之數年，其餘皆‘廉遠堂高，君門萬里'”。
在這裏趙翼混淆了兩個概念，即“不見羣臣”和“延訪大臣”。皇帝與大臣相見，並不侷限於上朝時，比如祭祀時、經筵等場合，臣子都有機會見到皇帝。以祭祀舉例，明朝有明確的制度規定，大臣達到一定級別即有資格陪同天子祭祀。
《明史》記載：“凡天子所祭祀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凡陪祀，洪武四年，太常寺引《周禮》及唐制，擬用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其老、疾、瘡疥、刑過、喪過、體氣者不與。從之。後定郊祀，六科都給事中皆與陪祀，餘祭不與”。另外，還有很多官員陪同皇帝祭祀的例證資料。
除了祭祀，朝講也是君臣見面的機會，可是《明憲宗實錄》、《明孝宗實錄》與《萬曆起居注》、《明熹宗起居注》的記錄方式不同，因此並不是每次朝講都詳細記載。朝講時，君臣不僅談論經史子集，更重要的是討論國事。還有冊命、視學、大射等場合，也都是君臣相見的時機。
趙翼曾經提到，朝講是明代官員面見皇帝的機會，但又把針對明世宗、明神宗在位後期面見臣子的論斷推來強加到憲宗等皇帝身上，實為不準確。
況且，計算明代中後期皇帝連續不見臣子的時間，最多不過世宗與神宗後期的六七十年，也沒有趙翼所説的“一百六七十年”。光宗“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可見在位時間極短，所以不在考慮之列。可見趙翼所説的“前明中葉以後，諸帝罕有與大臣相見者”並不適合於憲宗等六位皇帝，而只是針對世宗和神宗在位時的中後期。真正準確地表達，世宗、神宗之後，應該是有明中葉天子多不特別召見羣臣。
趙翼的史料來源大多來自於《明史》，使用的是歸納法。正如董文武所説：“趙翼在治史中最突出、貢獻與影響最大之處，是他的治史方法。綜觀《札記》全書，例舉、比較、歸納、會通的研究方法是趙翼治史的主要方法。”這裏所説的《札記》指的是《廿二史札記》。而“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羣臣”的説法，正是由歸納法得出的論斷。
在研究實踐中，歸納法的重要性自不必言，但是也有其侷限性。首先是得出的結論未必充分可靠，二來不便看到歷史事件的本質，容易產生認識偏差。過於迷信歸納法，必然會導致論斷的失真。王樹民對《廿二史札記》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不否定其中的一些問題：“但錢（大昕）王（鳴盛）二氏態度比較嚴謹，書中錯誤較少，尤以錢氏之書為精密，是受經學遺風之惠。趙氏則粗率疏闊，多具體性謬誤，成為其書之嚴重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