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法典》：法國送給人類的禮物
法國1804年3月21日頒佈的《拿破崙法典》（Code Napoléon）不但在法國一直實施，也成為世界很多國家的立法藍本，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霍特曼稱它是“少有的幾部影響整個世界的文獻之一”。
1789年6月，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決議，宣佈税收權歸議會所有，未經議會批准的税賦非法。被剝奪了徵税權的路易十六國王與國民議會的矛盾由此激化，法國大革命全面爆發。
大革命不但廢除了統治法國上千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也樹立了現代文明價值觀，把人權視為人與生俱來的至高無上的權利。法國大文豪雨果對法國大革命給予高度評價：“法國大革命不是別的什麼，她就是用刀槍武裝起來的思想！大革命一爆發，就果斷地關上罪惡之門，把正義之門打開。她擊穿謬誤，挖掘真理；驅散瘴氣，淨化環境，給人民加冕。可以説，法國大革命讓人類重生，並賦予人類第二個靈魂——人權。”
大革命期間頒佈的《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宣佈“自由、財產、安全與反抗壓迫”是自然的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利；“自由交流思想與意見乃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財產權不受侵犯”以及“權力分立制衡”等重要立法思想。法國大革命為《拿破崙法典》的制定做好了思想準備。
拿破崙·波拿巴於1800年8月14日成立一個法典起草委員會，遴選出四位頂尖的不同學派的法學家編纂這部法典，委員會由第二執政德·岡巴塞萊斯領導。這四名法學家僅用4個月的時間就拿出了整部法典草案。參政院針對法典草案召開了102次審議會，拿破崙親任主席並參加審議97次，由此可見拿破崙對這部法典的重視程度和傾注的心血。
法典草案還交各法院廣泛徵求意見，不斷修改、補充、完善。《拿破崙法典》於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佈實施。當時叫《法國民法典》，為紀念拿破崙對這部法典的貢獻，後來改為《拿破崙法典》，現在一般稱《民法典》（Code civil）。
《拿破崙法典》並沒有以法國以往的法律為框架，而是以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編纂的《民法大全》（公元529年到534年之間頒佈）為框架體系，但徹底擺脱了封建法治思想的束縛。《民法大全》分三卷，即人、物和行為，《拿破崙法典》分四卷，即人、財產、財產的取得和民事訴訟。
《拿破崙法典》作為現代文明社會的第一部民法典系統全面、條文清晰、通俗易懂、便於操作，是人類法制建設史上的一座豐碑，成為世界民法立法的樣板，在世界各地法律條文中幾乎都能看到《拿破崙法典》的影子。比利時、荷蘭、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葡萄牙、德國、瑞士、丹麥、波蘭、拉丁美洲各國、北部非洲各國、所有曾是法國殖民地的國家、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以及亞洲很多國家的民法都借鑑了《拿破崙法典》，比利時等國家甚至是直接把《拿破崙法典》拿來使用。
二百多年來，隨着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等情況的變化，《拿破崙法典》也在不斷修訂，但很多條文都完整保留，隻字未改。最新版本是2014年12月22日修訂的（2015年3月22日起生效），共分五卷，2534條（有的一條裏有若干副條）。第一卷是關於人的，第二卷是關於財產以及所有權的，第三卷是關於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第四卷是關於擔保的，第五卷是適用於馬約特島的規定。
《拿破崙法典》是在《人權宣言》精神指導下制定的，是對宣言提出的各項人權的具體保障和落實。“所有法國人享有民事權利。”法典規定民事權利是自然獲得的，不以憲法所規定的公民資格為條件，更不受社會身份和財富所制約，也就是《人權宣言》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只適用於立法後，不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這條法律規定現在的法律不得追究過去沒有法律禁止的行為，確立了“法不禁即可為”的思想，確保公民權利不得以“秋後算賬”的方式受到侵犯。“人人享有無辜推定權利”。這就明確了任何人在合法審判前都是無辜的，確保一個無辜的人不被短期剝奪或限制某些權利。
雖然法國大革命是對法國整個社會制度一次顛覆性的變革，但是《拿破崙法典》並沒有矯枉過正，規定享受個人自由時“不得侵犯關於公共治安和良好風俗的法律”。法典規定契約由雙方或多方同意自由訂立，但這種自由必須是在能夠自由地、不受任何脅迫或誘騙下的自由意志，“如果在因錯誤或受威脅、欺詐，則這種同意無效。”《拿破崙法典》規定：“不得強迫一個人出讓所有權，但為公共利益並事先給予公正的補償例外。”這樣的規定既保護了私有財產，又確保了公共利益，是公正地解決“私”與“公”矛盾的立法典範。
總之，被譽為“法國第二憲法”的《拿破崙法典》體現了法國啓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兩個世紀以來它被世界這麼多個國家採用或借鑑，儼然成為法國送給全人類的禮物，這足以證明這部法典的普遍和永恆價值。拿破崙自己對這部法典評價説：“我的光榮不在於打勝了四十幾個戰役，滑鐵盧會摧毀那麼多的勝利……但不會被任何東西摧毀的，會永遠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