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受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衞國戰爭的鼓舞，積極參與反法西斯武裝鬥爭，勢力日益壯大；有些國家的共產黨在戰後甚至進入政府，奉行議會主義，試圖通過議會選舉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和平轉變，其中的佼佼者當屬法國共產黨。戰後初期法國共產黨坐擁八十多萬黨員和二三十萬軍隊，從1945年到1946年，在連續三次議會選舉中，法國共產黨所得選票和議席均居各政黨之首，成為法國政壇中實至名歸的第一大黨。
法國共產黨參加政府後，政治影響力逐漸增強，以至於外界普遍認為法蘭西即將被赤化；為給日後的“紅色法蘭西”獻禮，壯大社會主義世界在國際事務的話語權，蘇聯甚至一反常態支持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表現乏善可陳的法國入常。不過，遺憾的是法共徒有法國第一大黨的虛名卻無緣組閣，只能與左派資產階級政黨——法國社會黨和法國人民共和黨組成三黨聯合政府；在與資產階級政黨與虎謀皮式的合作中，法共備受排擠，一度被趕出聯合政府。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後，法共進入持續的衰退期，進入二十一世紀其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跌至個位數。從戰後叱吒風雲政壇十幾年，一度掌舵法蘭西駛至距離“天下大同”的共產主義僅有一步之遙的境地，退化至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法國政壇“黨派甲”，法國共產黨究竟遭遇了何種挫折，以至於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呢？
法國共產黨的“革命性”先天不足
（一）與生俱來的改良主義“基因”
法國共產黨的鼻祖是1879年10月成立的法國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工人黨，該黨是由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親自指導創建的，可謂根正苗紅。成立之初的工人黨內部成員思想並不，他們的分歧主要黨綱方面；以工人黨領導人茹爾·蓋得為首的“蓋得派”主張階級鬥爭，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謀求無產階級專政；而以馬隆、布魯斯為首的“可能派”則反對革命鬥爭，主張通過可能的、逐步的改良完成社會變革；具體實施方式是運用普選權，爭取議席，在地方自治機關市政府中取得了多數席位，實行市政社會主義，以此為基礎在全國實行社會改良運動。
1880年工人黨的黨綱之爭以蓋得派獲勝而告終，雙方因此結下了樑子，最終導致了工人黨的分裂。1882年的聖太田工人代表大會可能派採用不正當的手段對蓋得派進行排擠和誹謗，茹爾·蓋得帶領蓋得派退出大會，改在羅昂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並保留了“工人黨”的名稱；而可能派則另立“革命社會主義工人黨”。可能派雖被開除出工人黨，但是它在法國的工人運動中保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他們在巴黎和法國西南部地區十分活躍，還積極參加競選，取得不小的成績；可能派憑此長期與工人黨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可能派幾經輾轉最終又與蓋得派等一些無產階級派別聯合組成了新的政黨，新政黨又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分化出法國共產黨，在某種意義上説法國共產黨是一個改良主義深入骨髓卻又表現出革命性的矛盾結合體。
（二）第二國際指導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侷限性
1889年7月14日，第二國際成立，第一次代表大會即通過《勞工法案》及《五一節案》，決定以同盟罷工作為工人鬥爭的武器，指引無產階級進行合法鬥爭。相對於資產階級政府而言政治經濟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明顯不屬於合法的範疇，那麼留給無產階級的合法鬥爭方式就只有議會鬥爭了。事實上號召並指導無產階級進行議會鬥爭也是第二國際的日常任務，雖然議會鬥爭和改良主義之間不能完全劃等號，但是二者之間卻有大面積交集；狹義上拿武裝鬥爭做參照，議會鬥爭便基本從屬於改良主義。十九世紀末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合法鬥爭中取得較大成就，他們逐漸迷信合法（議會）鬥爭實現社會主義，這也為改良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法國工人黨是一個革命性相對強烈的政黨，其重要領導人茹爾·蓋得在早期堪稱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鬥士。工人黨成立伊始就與奉行改良主義的可能派做堅決鬥爭；1892年3月，讓·饒勒斯與工人黨的領導人茹爾·蓋得會晤時提出“通過共和制和建立集體財產的辦法，把生產資料交給勞動者，消滅僱傭勞動，使無產階級得到徹底解放”的主張，茹爾·蓋得則堅持認為無產階級鬥爭的路線是階級鬥爭。
進入九十年代茹爾·蓋得積極參加議會選舉，主張利用合法鬥爭來擴大法國人民的民主權利；1893年他被選入眾議院後開始飄飄然了，他高估了自己當選的意義，將其美其名為“一次把社會主義帶進波旁宮革命”,為了獲得農民的選票,他甚至不惜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把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個人佔有列入工人黨的土地綱領。革命派和改良派合併成立“法國統一社會黨”(又稱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初期,茹爾·蓋得對讓·饒勒斯的改良主義尚能進行批判,後來漸漸地對改良主義一些理論採取寬容態度,他本人也逐漸放棄階級鬥爭的革命策略,而把議會鬥爭當作主要的鬥爭方法。茹爾·蓋得的議會活動表明他開始迷戀議會鬥爭了，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性逐步被改良主義置換。
（三）黨內陰魂不散的改良主義及議會鬥爭思潮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正處於蓬勃發展狀態，但社會主義組織派別林立，除資歷深厚的工人黨外，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著名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領導的獨立社會黨。讓·饒勒斯是典型的改良主義者，奉行議會鬥爭路線；他有21年議員生涯，曾一度當選為眾議院副議長；在議會鬥爭的實踐道路上，讓·饒勒斯不但身體力行，他還鼓動其他社會主義者參加議會選舉，進入資產階級政府。1899年6月獨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黨組織統一擅自加入資產階級內閣，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加利費攜手合作，讓·饒勒斯公開發表言論支持米勒蘭；1900年，索恩河畔沙隆城和馬提尼克島上的工人發起罷工運動，軍警根據米勒蘭的命令對工人進行殘酷鎮壓；讓·饒勒斯竭力為其叛變行為辯護，鼓吹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可以改變資產階級政權的性質，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米勒蘭入閣事件在法國社會主義組織及和第二國際中極具爭議，以讓·饒勒斯為首的改良派對此大加褒獎，以茹爾·蓋得為首的“革命派”則抨擊米勒蘭放棄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當時各國的社會主義黨派中改良派勢力強大，議會鬥爭路線在工人運動中頗具市場；1900年9月的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採取折中辦法將社會主義者入閣定性為“一個策略問題”，即在一定的條件下社會黨人可以入閣及採取議會鬥爭的方式實現社會變革；雖然大會同時指出“社會主義者入閣不是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但對米勒蘭入閣事件的批判不到位成為當時改良主義及議會鬥爭思潮氾濫的重要原因，此後，各國機會主義者仿效米勒蘭紛紛參加本國資產階級政府。
1900年法國各社會主義組織第二次全體代表大會上，蓋得派和饒勒斯派因“米勒蘭入閣事件”鬧翻而公開決裂了。1902年初讓·饒勒斯與可能派及阿列曼派（由可能派分裂而出，本質是身披革命外衣的改良主義派別）組成“法國社會黨”，改良派的實力進一步增強；同年9月，法國工人黨(蓋得派)、革命社會主義黨(布朗基派)、革命共產主義同盟(格魯西埃、德讓德等)以及一些自治聯合會在科芒特里舉行的代表大會上正式成立了“法蘭西社會黨”，與讓·饒勒斯領導的視改良主義和議會鬥爭為圭臬的“法國社會黨”進行全方位的鬥爭。
遺憾的是“革命派”和“改良派”的鬥爭並未堅持到底，1904年8月第二國際代表大會在阿姆斯特丹召開，大會通過了關於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統一的決議，要求每個國家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黨，以便與資產階級黨派相抗衡；法國社會黨和法蘭西社會黨遵從該決議，於1905年4月在巴黎環球大廳舉行的代表大會上合併，成立了“法國統一社會黨”(又稱“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讓·饒勒斯和茹爾·蓋得掌握領導權。成立之初的法國統一社會黨“革命派”佔據上風，對外承認階級鬥爭，譴責改良主義；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黨內以讓·饒勒斯為代表的改良主義逐漸抬頭，加之“革命派”與改良主義鬥爭不力，致使黨內改良主義思潮日益氾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統一社會黨甚至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支持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
1920年12月，法國統一社會黨在圖爾代表大會上發生分裂，黨內支持俄國十月革命，主張加入共產國際的多數派成立了新的社會主義黨派——法國共產黨；以萊昂·勃魯姆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少數派退出代表大會，成立一個獨立的政黨，其名稱仍叫統一社會黨。法共雖然支持的暴力武裝革命，但由於它本身長時間經受改良主義和議會鬥爭思想的荼毒，加之成立之初黨內湧入為數不少的機會主義者，其骨子裏的暴力革命的意識早已被剔除殆盡；這也便註定了法共的革命性嚴重缺失。
唯蘇聯馬首是瞻
共產國際的最初領導人是蘇聯人季諾維也夫，大清洗運動中季諾維也夫被處決，保加利亞的共產主義者季米特洛夫繼任共產國際主席。不論是誰擔任共產國際的領袖，蘇聯最高領導人對共產國際的實際掌控是不變的。1920年共產國際大會審議通過了列寧的“東方戰略”,該方針要求各國共產黨聯合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以達到掣肘列強對蘇聯直接武裝干涉的目的。“東方戰略”在本質上是要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服務於蘇聯，將蘇聯的國家利益凌駕於各國革命之上；斯大林掌舵蘇聯甚至口無遮攔的叫囂道：“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衞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這種將蘇聯國家利益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掛鈎的教條主義思潮一時被各國無產階級政黨視為圭臬，在實踐中給各國的革命造成巨大損失，身為共產國際眾多支部之一的法國共產黨在“隨大流”歷史環境下同樣落入這種精心包裝的套路中。
（一）戰前蘇聯反法西斯鬥爭的馬前卒
法國共產黨成立後，高舉“先輩”（工人黨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議會鬥爭的旗幟，積極參加國內大選。1924年至1932年的三次大選中法國共產黨得票率穩定在10%左右，這樣的成績在黨派林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中堪稱優良，唯一遺憾的是議席佔比與選票不對稱。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法國國內的法西斯主義勢力逐步抬頭，他們於1934年 2 月組織挑起反政府暴動，企圖奪取政權。1935年7月14日，法國共產黨聯合左翼黨派法國社會黨、法國激進社會黨及各大工會舉行了全國規模的反法西斯示威，反擊右翼法西斯勢力的不軌圖謀，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人民陣線”。
1936年的大選中人民陣線大獲全勝，僅共產黨就獲得26%的選票和近12%的國會議席；社會黨領袖萊昂·布魯姆組織首屆人民陣線政府，共產黨雖未入閣但表示支持。人民陣線政府中的共產黨和社會黨是無產（工人）階級政黨，激進社會黨是左派資產階級政黨，無產（工人）階級力量佔據了絕大多數，從狹義上法國無產（工人）階級的議會鬥爭取得了勝利，新政府堪稱無產（工人）階級政權；人民陣線政府在此基礎上實施了有利於無產階（工人）級利益的人民陣線綱領，如取締法西斯組織，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將法蘭西銀行和軍事工業收歸國有，提高工人工資，設立國家失業基金，對富人增税等。
在法共的牽頭下，人民陣線政府還成功的和蘇聯簽訂了《蘇法互助條約》。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蘇聯就試圖與英法達成某種形式的同盟，以抵禦近在咫尺的法西斯勢力威脅。法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影響和授意下，一直致力於反法西斯鬥爭，並積極鼓吹英法蘇結盟防禦德國。《蘇法互助條約》便是法共親蘇並甘受蘇聯指使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二）“親蘇”立場下的“過街鼠”
1937年2月人民陣線政府迫於大資產階級的抵制和反抗，宣佈暫停實施人民陣線綱領，加之內閣領袖萊昂·布魯姆的不自信和妥協，政權隨後被激進社會黨竊取。1938年9月激進社會黨人達拉第（時任法國總理）與希特勒在慕尼黑舉行會晤，招致共產黨的不滿，10月激進社會黨宣佈退出人民陣線。法國社會黨對蘇聯及共產國際本無好感，更不滿共產黨的聯蘇抗德主張，《慕尼黑協定》簽訂後不久便宣佈退出人民陣線。慕尼黑陰謀標誌着英法對德國綏靖政策達到了頂峯，人民陣線政府和蘇聯簽訂的《蘇法互助條約》已然成為廢紙一張；蘇聯對英法大失所望，為了自身的安全在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在得到德國無意侵犯的保證後，同時為了避免刺激德國法西斯，更是履行條約所規定之義務“締約雙方決不參加任何直接、間接反對另一締約國的任何國家集團”，蘇聯對納粹德國的態度開始變得曖昧起來，它不再授意甚至是禁止共產國際進行反法西斯鬥爭，對德國的侵略行徑持沉默甚至是配合態度；結果上行下效，法共一改往日正派形象，開始支持蘇聯對德政策，跟納粹眉來眼去。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基本宣告了英法綏靖政策的破產，英法不但沒有成功將禍水東引至蘇聯，反而促使了德國和蘇聯的“聯合”。德國的侵略矛頭沒有指向蘇聯就一定會指向西方自由世界，法國首當其衝，國家安全遭受到巨大的威脅，所以該條約對法國的而言是百害而無一利的；而法共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問題上的倒向蘇聯，其親蘇立場引發國內的不滿。法國總工會在蘇德締約的次日便公開譴責兩國，隨後法國政府將法共議員被逐出議會各委員會，並封閉了法共創辦的一百多種報刊。
9月1日，德軍突襲波蘭，兩天後英法履行作為波蘭盟友的義務對德宣戰，法共在戰爭爆發初期立場鮮明，堅決支持政府對德作戰。9月9日共產國際向各成員黨下發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就對戰爭的態度給各國共產黨的指示》，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中的任何一方，但法共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向黨員傳達指示。法國政府對法共的一番好意並不買賬，它仍遷怒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將法國推向了戰爭，法共的親蘇立場讓它“恨屋及烏”；9月26日，法國政府宣佈解散法共及其一切外圍組織，並立法打擊共產主義運動，法共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遭受一連串打擊的法共對資產階級政府由愛轉恨，於10月14日傳達了共產國際9月9日發佈的指示，將英法和德國的戰爭定性為帝國主義之間的狗咬狗戰爭，並號召黨員反對這場不義之戰，對法國人民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鬥爭持不支持態度。法共在戰爭爆發後先以愛國者自居，力挺政府抗擊德國侵略，後又教條地接受了蘇聯及共產國際的指示，將法國反抗德國侵略的戰爭簡單地定性為帝國主義戰爭並加以抨擊，角色轉變之快令人瞠目結舌。
（三）抨擊忠良，與虎謀皮
法國陷落後，原法國陸軍部次長戴高樂流亡英國，組織了“自由法國”抵抗運動，首先樹立起了反法西斯的大旗。而此時的法國共產黨無條件的順從了蘇聯及共產國際的意志，不僅不參與和支持法國人民反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反而對其大拋橄欖枝。法共明確反對投降賣國的貝當政府，但是對德國佔領軍當局的態度相當曖昧；他們尤其希望和侵略者談判，藉助德軍勢力來恢復法共在國內的合法政治地位。為此法共秘密機關領導人多次派遣代表和佔領軍當局談判交涉，希望德軍允許法共開展自由的政治活動，重新出版被戰爭初期遭法國政府查封的機關刊物。這表明同為“亡國奴”的法共在國家陷落之際仍做着通過議會鬥爭取得政權的春秋迷夢。為了同蘇聯秉承的“蘇德友好互不侵犯”原則保持同步，法共在蘇聯的授意下對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抵抗組織進行猛烈的抨擊，將其視為“英帝國主義的戰爭幫兇”，“倫敦銀行家的走狗”等。
然而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隨着戰爭的升級，德國消化法國為其戰爭機器服務的願望愈發強烈，為此德軍加快撲滅法國境內的異己組織；加之法西斯集團仇視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運動猶勝歐洲的那些反動資產階級，法共首當其衝上了德軍的圍剿黑名單，維希政府協同德國佔領軍不斷破壞法共組織，大肆搜捕法共領導人和黨員。痛定思痛的法共開始轉變對德國法西斯的單方友好態度，1940年12月，法共出版了《共產黨二十年》紀念集，明確指責德國法西斯為“柏林的主子們”，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付諸任何形式的行動。
（四）遭蘇聯出賣痛失抵抗運動的領導權
蘇德雖然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但那只是雙方各取所需的權宜之計，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料定兩國之間必有一戰。1940年底德國已然征服除了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蘇聯的戰略壓力驟然上升。1941年1月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向法共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法共停止對戴高樂的批判，聯合法國海內外的抵抗組織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945年5月15日法共響應共產國際號召發起成立了“民族解放陣線”。1941年6月22日德軍突襲蘇聯，蘇德戰爭爆發，次日正在敍利亞作戰的戴高樂宣佈自由法國全力支持蘇聯衞國戰爭。為回報戴高樂支持蘇聯衞國戰爭，更是為了爭取國際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於9月26日承認了“自由法國”為代表法蘭西的合法政權，並極力促進法共和戴高樂的合作。1942年1月《聯合國家宣言》發佈，標誌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但斯大林和戴高樂在國際反法西斯同盟之外又締結了一個“單獨的同盟”，自由法國的“諾曼底”戰鬥機大隊奔赴東線支援蘇聯對德作戰。
1942年初法共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自由射手和游擊隊”，2月，法共遵從蘇聯的指示與“自由法國”取得聯繫，並向戴高樂傳達了法共願與之展開軍事合作的意願。1942年7月蘇聯鑑於“自由法國”在實力及影響力上的優勢，正式承認戴高樂為法國抵抗運動領袖，並示意法共及其掌控的軍隊接受“自由法國”的領導。
將意識形態的信仰置於自身利益之上的法共則無情地被“老大哥”出賣了，在蘇聯人的利益邏輯中，一個由“反動”資產階級領導的強大抵抗組織在牽制法西斯德國的鬥爭中要好過一個親蘇卻實力弱小的共產黨游擊隊。法共雖不情願卻也無可奈何，1942年8月在一次與“自由法國”代表的會晤中法共只是口頭上表示願意接受戴高樂的領導，並無文本協議約束，這表明法共並沒有完全放棄對抵抗運動的領導權。11月25日雙方代表就法共和“自由法國”緊密合作的共同行動綱領問題進行會晤，此次會晤雙方達成一項協議，即法國國內的抵抗運動歸法共領導，國外抵抗運動由戴高樂領導。但是戴高樂否定了此次會晤形成的文本協議，他堅決要求將法共納入“自由法國”政權體系，並接受他本人的指揮。迫於蘇聯和戴高樂的雙重壓力，1943年1月21日，法共代表對英國《倫敦日報》的談話中公開表示法共及其領導的軍隊願意接受戴高樂的領導。
法共脱胎於統一社會黨，在繼承其革命性的同時又遺傳了其改良主義和議會鬥爭的基因；當俄共通過十月革命為無產階級獲取政權提供一個行之有效的模板時，法共雖表示認同，但在實踐中卻熱衷於參與資產階級民主制下的國會競選而疏於武裝鬥爭。無論是資產階級向其舉起屠刀，還是德國入侵後國破家亡，法共骨子裏堅持的仍是第二國際的那套鬥爭邏輯——罷工和議會鬥爭。
法國陷落後，法共不惜犧牲黨和祖國的利益來維繫它對意識形態的信仰，對待抵抗德國法西斯的問題上法共與蘇聯保持高度同步，直到蘇德戰爭爆發後在蘇聯的授意下才發起武裝抵抗運動。只可惜時過境遷，法共領導的抵抗運動時間上比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晚了一年多，且戴高樂堅持戰鬥時，法共又對德國佔領軍當局大獻諂媚，給黨員及法國民眾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不但加深朝野對法共的厭惡心理，還斷送了在反侵略鬥爭形勢下發展和壯大自身實力及影響的歷史機遇，法共和戴高樂在爭奪全國抵抗組織的領導權的鬥爭中已然失了先着。屋漏偏逢連夜雨，為蘇聯掏心掏肺的法共不但沒有獲取應得的支持，反而被無利不起早的“老大哥”出賣。戴高樂獲取政權的合法性和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權後便急不可耐的發起針對法共的階級鬥爭，這給法共日後喪失軍隊領導權和戰後的政治失敗埋下了根源性的隱患。（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