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通過土地和户籍制度將老百姓死死的束縛在土地上，形成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然而到了宋代時期，隨着生產力的提高，人口數量的增加，土地兼併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後只能到城市中謀生。
另一方面，隨着城市功能的完善，商品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這種城市需要農民將其向里拉，而農村排斥農民將其向外推，最終形成了城市中游民的存在。
兩宋時期是中國古代城市經濟發展的巔峯時期，也是遊民現象最普遍的時期，有些人把現在的農民工比作古代的遊民，這是不恰當的，但是農民工如果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很可能真的變成古代的“遊民”。
宋代城市遊民是一個什麼樣的羣體
《水滸傳》雖然是一部文學作品，卻可以説是古代社會生活的教科書，水滸中的很多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很多內容都很貼合當時的社會生活。
在水滸中，很多人物其實就是遊民形象，但凡沒有正式工作的，在城市中游蕩的這一類人，大多都是遊民，比如書中的高俅，本是一個破落户子弟，發跡之前成天遊手好閒，給人幫閒，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後來投奔一個開賭坊的人，因為踢得一腳好球，從一個破落户一直踢到太尉。
古代對人的管理十分嚴格，我在前幾天寫的宋代户籍管理中介紹過，宋代時的户籍管理十分嚴格，各種形式的人口登記數不勝數，為的就是管控老百姓，防止其任意流動，保護封建小農秩序。
在《禮記·王制》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鹹安其居，樂事勸勸，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然而依然有脱離這種小農經濟秩序的人物，離開農村來到城市，為了謀生遊離在城鎮之間，當然遊民並非是指流民，流民是那種背井離鄉的人口遷徙，更多的是屬於空間上的“流”，而遊民更多的城鄉結合部，屬於心裏上的“遊”。
也就是説，流民是迫不得已，而遊民擁有一定的主動權，只不過換一種謀生方式。
先秦法家重視耕戰，認為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都是遊民，《管子·治國》説：“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
在《辭海》中對遊民的解釋是：“古指無田可耕、流離失所的人”。
潮龍起在《試析清代的遊民與會黨》一文中，説遊民有三個明顯特徵：沒有正當或穩定的職業，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生活非常貧困；在地域上有高度的流動性，脱離了原有的宗法結構；謀生手段是寄生的、非法的，對社會破壞性很大。
“遊民”主要指一切脱離了當時社會秩序的人們,其重要的特點就在於“遊”，在遊民的構成上，在羣體上，如遊俠、惡少、遊丐、娟妓、流氓、土匪等都屬於遊民範疇。
這些身處社會底層的人，因為成分複雜，流動性較強，給封建社會政府的管理帶來巨大的難題，對城市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宋代城市遊民大量產生的原因
（一）宋代“不抑兼併”導致大量農民破產
通過前面的介紹也能夠看出，城市遊民的主體來自於破產的農民，中國古代農民一直安土重遷，為何要背井離鄉到城市中去幹一些不為主流社會所容忍的勾當呢？
實際上，農民破產才是遊民大量產生的根本原因。
中國古代的土地史，就是一部兼併與反兼併史，如果政府能夠抑制兼併，老百姓必然安居樂業，然而地主階級的性質又決定了他必須佔有越來越多的土地，兩個是相互矛盾的。
宋代初期，宋太祖為了安撫開國功勳，採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政治策略，作為補償，宋太祖允許他們擁有大量土地和房產。
這種“田制不立”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導致宋代成為土地兼併最為嚴重的朝代，也是農民活得最累的朝代，同時宋代也是經濟最發達，反而農民起義次數最多的朝代。
在這樣的政策下，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部分人的少忠，宋代實行嚴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幾乎每三年就要統計一下農村的户主和土地，對於這種土地流轉的態勢，政府應該是掌握的，但是並未進行抑制。
在失去土地後，大量的破產農民湧入到城市，成為城市遊民。
（二）人地矛盾突出，和人身依附性的減弱
在結束唐末五代混亂的政局後，宋代獲得了一個較為安穩的政治環境，再加上宋代成熟的社會法制，使得宋代人口快速增長，相關資料顯示，宋太祖時期全國只有三百多萬户，而到了宋徽宗時，人口規模已經超過兩千萬户，總體人口規模很可能過億。
而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得到相匹敵數量的增加，在人口翻了好幾倍的情況，土地還是那些土地，必然導致人地矛盾增加。
從人身依附關係來説，在宋代之前，佃農嚴重依附於地主，地主對佃農擁有很強的人身支配權，但是在宋代時期，強調僱傭關係，使得佃農也能夠擁有獨立的法律地位。
天聖年間朝廷明發詔令: “自今後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收田畢日，商量去往，各取穩便; 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欄佔，許經縣論詳。”
在這樣的情況下，佃農在農事完成之後就會到城市裏去浪一下，如果農村沒有容身之地，這些農民就會離開農村到其他地方去謀生。
（三）城市經濟的繁榮吸引遊民到城市發展
宋代時期也是城市各項功能最完善的時期，不僅打破了原來生活區與商業區的劃界，而且城市商業種類也更加多元化，娛樂業的發展更是帶動了城市商業的升級，諸如三瓦兩舍更是滿足了城市人生活的精神需求。
相關資料中記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耍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香糖果子之類。”
商業如此繁榮，必然需要大量的從業人員，以往城市中的主體都是官僚家眷為主體，不屑於從事這些行業，在城市迅速發展的時候，大量的農民湧入到城鎮中，類似《水滸傳》中武大郎、鄆哥這樣的在城市中找到相對固定的工作，就算融入了城市，而很多沒有就業的，一來二去就形成了遊民。
（四）其他原因導致的城市產生遊民
另外，天災人禍也是導致農民進入城市謀生的重要原因。
在鄧雲特的《中國救荒史》中記載，兩宋時期發生了很多次的自然災害：“遭受各種災害總計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水災一百九十三次，旱災一百八十三次，雹災一百零一次，風災九十三次，蝗災九十次，歉飢八十七次，地震七十七次，疫災三十二次，霜雪之災十八次。”
如此自然災害之下必然形成大量的流民，而流民在災害過後未能回到原來的户籍所在地，流轉在城市就形成了遊民。
戰亂也是導致遊民產生的重要原因，我們常説宋代是一個正直相對穩定的朝代，實際上這是對內而言，兩宋時期對外戰爭不斷，包括與遼、金、西夏、蒙古等多個政權的戰爭。
有戰爭必然導致大量人口流動，也從客觀上增加了城市遊民的數量。
沉重的賦税也是宋代城市遊民產生的原因，古代很少徵收商業税，大部分都是針對嚴格户籍管理下的農民而徵收，而宋代的政治體制又是一個燒錢的體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官員又貪贓枉法，壓榨農民，不堪重負之下除了像梁山好漢一樣落草為寇就是到城市中尋求謀生手段。
宋代城市遊民的謀生方式
湧入到城市的遊民，大多以城市僱工、破落無賴、閒人、兵痞、江湖藝人、私妓、乞丐及流浪者為主體。
（一）破落户無賴的生存法則
最為普遍的謀生方式就是破落户無賴，這一點在《水滸傳》中更是喜聞樂見，宋代稱遊民大多數稱為破落户，閒漢，鳥人等，這一點從魯智深身上也能夠看出，魯智深是提轄出身，社會地位很高，因此罵人的時候大多數時候都是你這破落户。
牛二敢於當街敲詐楊志為難他，也是遊民的一種，沒有一段遊民的背景，以後上梁山排位都得靠後。
程顥在《論十事》中説：“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
可見在沒有穩定收入的情況下，只能是以奸詐無賴的方式進行謀生。
當然，想要當無賴你也得脖子硬，最起碼敢像牛二把脖子伸出來讓楊志砍的勇氣，人們只道牛二是個無賴，卻不曉得這裏面需要的勇氣。
（二）身處社會底層的遊民艱難的掙扎
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這樣的勇氣的，只能在城市中或者從事城市短期僱工，大多數都是從事一些低賤的工作，比如清理垃圾糞便等工作；或者走江湖賣藝，男人如李忠者到處打拳賣狗皮膏藥，女性如金翠蓮，説拉彈唱，當然更有一些人甚至淪為娼妓；
最倒黴的應該就是乞丐了，在金庸的武俠作品中以兩宋為背景的《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等作品，都離不開丐幫，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兩宋時期乞丐之多，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宋代的乞丐已經形成有一定組織性的團伙。
總之這些沒有能耐的遊民，生活是極為艱辛的。
（三）讀聖賢書的人也會成為遊民
當然，遊民中也不全是低端的，宋朝時期擴大科舉取士人數，使得很多人都希望能夠通過科舉改變自身的命運，這導致報考的人數劇增，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每到開考年份，臨安城中考生多達 10 萬人，而所取者才數百人而已。
很多考生把科舉當成職業，一生志在科舉，幾乎是逢考必參加，在長期的科舉生涯中，屢試不第者難免如“孔乙己”者，穿着長袍卻需要站着吃飯。
這些人苦讀聖賢書，卻沒有一技之長，只能依靠幫人看信寫字，賺個吃喝錢，他們在城市中的生活水平還不如賣炊餅的武大郎。
想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這些人就依附於官二代的門下，幹一些偷雞摸狗的行當，比如高衙內身邊的人大部分都是這種人。
（四）宋代下層士兵與遊民的不解之緣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遊民羣體就是兵痞了，宋代時期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武人的地位很低，然而宋太祖趙匡胤卻認為養兵可以利百代“方凶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兵而無叛民。”
宋代實行募兵制，當兵完全是靠自願，官府的目的是想要解決遊民，將大量遊民招募到軍隊中，“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收籍之。”
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批評宋代的這種募兵制的缺點“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這也導致了宋代重金打造的軍隊軍紀敗壞。整體來説，宋代的大頭兵生活很艱難，在兵役結束後，依然是在遊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