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
01東北威脅為何重於西北
熟悉中國歷史的朋友都知道，對於中原王朝來説，北方少數民族的南下，可以説是最具威脅的了。這種説法不能説不對，但很不嚴謹，因為這個“北方”，其實還應當具體分為東北與西北，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多以遊牧為主，是草原文明，而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則以漁獵或農耕為主，閻崇年先生將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建立的金等政權稱作是“森林帝國”，可以看出其中的區別。
其次，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還會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對中原王朝所造成的威脅，遠不如東北地區的大。或者更進一步説，是唐以前，來自西北的威脅要重於東北，而唐以後則反了過來。
唐以前，匈奴、突厥等頻頻擾邊，給關中的中原王朝造成不小的震動，可是唐以後，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卻變成了契丹、女真等東北少數民族。他們不僅給中原王朝造成極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甚至攻陷其都城，將其滅國。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樣一種變化呢？
（東北少數民族政權南下，毫無地形之阻，圖為金滅北宋形勢圖）
02 集體決策保證政權平穩運行
筆者認為，要想全面回答此問題，就必須分別從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兩個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同西北相比，雖屬於後起之秀，政治文明不如西北發達，仍保留着軍事民主制的遺風，但這樣一種短板，恰恰成為了其政權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原因之一。舉個例子，匈奴與突厥看似崛起迅速，但這樣一種崛起是極為脆弱的，草原上鬆散的部族，之所以能結合在一起，靠的多是個人的領袖才能。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所有人都聽一個人的，辦事效率高，可是不好的一點是，一旦這個受到眾人尊崇的英雄人物死去，那整個部族將會瞬間變為一盤散沙。比如東突厥的頡利可汗被唐軍俘獲後，東突厥內部沒有再推舉出一個人來主持大局，而是迅速由羣龍無首轉成四分五裂的狀態。
可是東北就不同了，東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內部雖和西北一樣，都有主奴關係的色彩，可是在上層決策中，從來都不是一個人輕易能説了算的
。
比如契丹人的大政會議、金人的勃極烈制度，清王朝的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八旗制度。這些由高級貴族組成的決策組織，雖然是皇權成長的絆腳石，但在一定歷史階段內，卻避免了整個政治集團因領袖人物死去而迅速瓦解的危機出現，使得最高權力能夠平穩交接。換句話説，東北少數民族政權內部集體決策體系的維持，讓他們得以給唐以後的中原王朝造成更大的威脅。
導致這樣一種集體決策的原因有很多，我以為，東北地區獨特的經濟模式，是造成這樣一種特殊權力結構的原因之一。漁獵經濟與遊牧業不同，他強調集體的參與和配合，因此很難出現個人權威這樣的東西。
這樣一種經濟基礎所衍生的思維模式，也大大影響了東北少數民族的權力結構的形成。比如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諸部過程中，他不是一味像草原民族那樣“打到你服為止”，而是注重以聯姻等方式締結穩固的同盟關係，並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當然，這也是一種政治成熟的表現。
於是我們會看到，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雖在滅遼後不久匆匆逝去，而他的弟弟卻能在貴族們的簇擁下繼承大統，並有條不紊的開展南下攻宋計劃；皇太極殲滅明軍主力後雖也早死，可他的兒子福臨，卻能在多爾袞等王公貴族簇擁下迅速入關，定鼎中原。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東北少數民族的政治文明雖落後於西北，但這並不妨礙其形成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並從中獲利。而他們有條不紊的崛起，顯然也給中原王朝造成了比西北更大的困擾。
03 失去幽雲與中原王朝政治中心東移
二，幽雲地區的喪失與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東移，也無形中加重了來自東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威脅。早在秦漢時期，太史公在討論天下大勢時，就曾説“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這裏的西北地區，實際上指的就是關中。當時人對於關中在全國的政治意義是極為看重的，政治精英們不僅在此建立了嚴密的政權組織，還駐紮了大量的軍隊，以形成對地方的優勢，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唐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後，華北地區因戰亂影響經濟殘破，無法給中央提供足夠的税收，而關中地區人口的增加與生態的惡化，更加大了地方供求矛盾。為了供應都城所在地區龐大的錢糧開銷，唐人加強漕運建設，將東南的大量財賦轉運關中，以支撐帝國在西北的政治維穩。
此時，東南地區經濟價值的悄然上升，已經成為了中原王朝統治者臨御天下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唐亡後，關中地區因頻繁的混戰而敗落，繼承帝國大業的後周及北宋王朝，為了節約成本，便順勢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了靠近東南財賦地區的河南。
沒有了關中複雜山地地帶的庇護，東移後的王朝都城，迅速處在了東北地區敵人的直接攻擊之下。東北少數民族王朝南下攻打中原腹地，必要先由幽雲地區進入華北平原。
幽雲地區原由唐王朝的河朔藩鎮控制，河朔雖然桀驁不馴，屢叛中央，但在抑制契丹和奚等少數民族進攻中作用不小。可是，經唐末五代軍閥混戰後，原先制衡東北少數民族的藩鎮軍事集團凋零殆盡，這便給契丹人南下掃清了障礙。
失去了河朔的庇護後，華北平原一馬平川，自然給其進攻減小了難度。例如宋真宗與徽宗時期和東北少數民族政權的交手，都是在一種極其被動的態勢下展開的。開封城破固然有朝廷抵抗決心不足的原因，可是地形上的劣勢，也是不可忽視的。
（真宗時期遼國大舉南下，也險些讓北宋傾覆）
明朝建立後，也曾考慮到東北地區少數民族之活躍，如將都城建在江南，雖然不用擔心餓肚子，但卻不利於及時掌控東北邊疆的局勢。因此，明成祖朱棣乾脆把都城北遷到了北京，並以大運河來轉運南方地區的物資，以供應京師需求，算是用了折衷之計。
北京靠近東北“蠻夷之地”，自然又成為了少數民族圍攻的主要目標。因此，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變換，也是東北少數民族威脅重於西北的原因之一。而造成中原王朝這一變化的，又與經濟地理有關。此為第二點。當然了，讀者朋友如有其他看法，還望不吝賜教。
參考文獻：
歐文·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江蘇人民出版社
李零《我們的中國》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張經緯《四夷居中國：東亞大陸人類簡史》 北京：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