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會議是一次關係紅軍命運、中國革命前途的重要會議。會議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戰略方針，採納了毛澤東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思想，為遵義會議上糾正“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打下了基礎。會議及時、嚴肅地指出失敗主義和遊擊主義是當時的主要危險傾向，要求紅軍全體指戰員堅決反對這種傾向，這對從轉移以來屢遭挫折的中央紅軍，也是至關重要的，使廣大指戰員堅定了信念，增強了全黨、全軍的團結。
中革軍委將政治局決議精神，連夜電令各軍團，傳達到師以上幹部。1934年12月19日朱德、周恩來發出《關於軍委執行中央政治局決議之通電》，決定中央紅軍分左中、右路軍，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前進。為了給敵人造成中央紅軍仍要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錯覺，軍委規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黃平地域前，用正常行軍速度前進，使敵認為中央紅軍仍在是北進還是西進中徘徊，到施、黃地域後，則迅速佔領施秉、黃平。與此同時，軍委電令湘西紅二、紅六軍團在常德地域積極活動，以調動湘敵，當湘敵所抽調的部隊北援時，應立即向永順以西移動，以後則向黔境行動，以便鉗制在洪江、黔陽、託口的薛嶽部隊及在印江、思南的黔軍部隊；電令紅四方面軍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中央紅軍向西北前進時，鉗制四川全部的軍隊。隨後，總政治部也發出了關於執行政治局決議的訓令，要求各級政工人員要對各部隊做大量的解釋工作，説明政治局決議的重要性，以得到廣大指戰員的擁、20日，為貫徹黎平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彭德懷、楊尚昆向朱德、周恩來並提高信心。
中革軍委提出:“紅軍到新決定的戰略地區後，四川敵人在蔣敵直接組織之下、將成為我們正面的主要敵人；蔣介石嫡系軍隊將有8至10個師入川，並在重慶、州沿長江上游構成重點，以蓁江、印江、赤水等為其戰略進攻出發地，阻隔我與紅四方面軍的聯繫；湘敵將在保靖、永綏、秀山、松桃、銅仁、玉屏、天柱構成封線，向烏江威脅我右翼；黔敵則為其左支隊，在我左後方儘量起錯製作用。由於敵人當前部隊疲憊，又值冬荒，還要重新變更戰略部署，對我大舉進攻的時間，可能在明年3月前後。因此，目前我軍應首先赤化義、桐樣、陽、潭、鳳網、南六縣，思南扼烏江為我右翼支撐，並保持婁山關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脈以婁山山脈、烏江地勢扼制長江方面敵人，我軍主力則在綏陽、桐梓、遵義間機動。”彭德懷、楊尚昆的這一建議，不僅為創建川邊根據地提出了具體措施，而且透徹地分析了新形勢下的敵我態勢，特別明確指出了四川軍閥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將成為中央紅軍正面的主要敵人。此點，對於中央紅軍今後在黔北的活動，有着重要的意義。
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各軍團於當天便從黎、錦地域立即向黔北前進。由於中央紅軍不是直接北進，而是沿清水江南岸西進，蔣介石及時調整了“追則”部署嶽第二兵團一方面在洪江、黔陽、芷江地區堵紅軍北進，一方面企圖從北例壓電紅軍一直向西，以便實現以紅軍為前驅，直追進貴陽，控制貴州的陰謀。湘敵劉建緒部，也派出兩個師向黎平追擊。
就在此時，紅二、紅六軍團為配合中央紅軍向川黔邊進軍，在限市、河洑一帶採取積極進攻姿態，擺出要南渡沅江，進取益陽、安化，威逼長沙之勢，迫使敵“追剿”軍總司令何鍵急忙從湘黔邊界抽調兵力兼程北上增援。而湖北軍閥徐源泉紅二、紅六軍向北發展，威脅長江交通，被追改變蔣介石令其入川準備與中央紅軍作戰的行動，將其主力部署在鄂西恩施以南地區和湘西漁洋關、津市、州地區。就這樣，蔣介石仍害怕中央紅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急忙抽調4個師兵力，同“追剿”第一、第二兵團一道構成防禦縱深，以遮斷中央紅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道路。由於紅二、紅六軍團的作戰行動，迫使追擊中央紅軍的敵軍兵力相對減少。因此，整個敵情對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是有利的。
12月20日，右縱隊紅一軍團由柳霽、南家堡地區出發，於當天佔領劍河縣城。21日，紅一軍團先頭部隊沿清水江南岸，向施洞口前進。紅九軍團由老錦屏出發，隨紅一車團後跟進，由劍河北渡清水江，配合紅一軍團奪取鎮遠，並警戒紅軍右翼。22日，紅一軍團佔領交通要衝施洞口，並於25日攻佔鎮遠，26日佔領施秉。然後，除留紅二師隨左縱隊行動外，主力繼續北進，途經孫家鋪、老塘等地，於29日擊潰守敵黔軍宋化軒團以後，奪取了餘慶縣城。
左縱隊紅三軍團攻佔台拱以後，即兵分兩路進軍黃平。一路經枱盤、旁海到重安江，掩護紅三軍團的左側，並遷回黃平守敵的側背；另一路經報效、革一、黃飄等地，奪取黃平。黃平守敵為黔軍杜肇華旅的2個團。紅三軍團在黃平城附近擊潰杜旅後，於12月28日進佔黃平。隨後，紅三軍團又分兩路前進。一路以紅二師為前衞，軍委縱隊與紅五軍團隨後，經過甕安縣的老墳嘴到猴場，抵達烏江南岸的江界河。另一路以紅四師為前衞，經木孔、朵丁關等地，到達了烏江渡口茶山關的南岸，準備過鳥江。紅軍攻佔黃平、施秉一線並繼續北進，迫使黔軍過江部隊迅速回防烏江北岸，以防被紅軍殲滅於烏江南岸。黔軍見紅軍不是要奪取貴陽，而是要過江進入四川，於是便把防堵紅軍變為防蔣介石的中央軍。此時，追擊中央紅軍的湘軍行動較慢，唯有蔣軍嫡系薛嶽部，因擔心桂軍會乘紅軍進逼貴陽之際，搶先佔據貴陽，而追擊積極。因此，紅軍從黃平、施秉北指，前面只有黔軍侯之擔部的堵擊，後面追兵已無多少。這對中央紅軍搶渡鳥江是極為有利的。
12月31日，中共中央負責人所在的軍委縱隊，抵達甕安縣的一個小鄉鎮猴場，準備搶渡烏江、挺進黔北，實現黎平會議上所確定的戰略方針。這時，博古、李德仍對黎平會議的決定持不同的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東進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為克服博古、李徳指揮上錯誤，確定紅軍進入點北以後的行動方針，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要求下，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附近的宋家灣村召開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候補委員有劉少奇、王稼祥、鄧發；李德等列席了會議。會上，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重申了黎平會議的決議，決定紅軍搶渡烏江，攻佔遵義。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野戰軍渡過烏江後，“主要的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嶽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澈（徹）底粉碎五次“圍剿，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決定還指出:“必須儘量利用我們所爭取到的時間，使部隊得到短期的休息，並進行整頓補充的工作。特別加強在連隊中的政治工作。”會議繼通道會議、黎平會議之後，又進一步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上單純防禦路線的指導下產生的“左”傾錯誤，繼續準備渡烏江北上。這三次會議，為以後開好遵義會議，糾正“左”傾錯誤路線，確定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做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