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女生選北大考古專業：“沒錢途”是俗見，“羅曼蒂克”是偏見

“留守女生選擇北大考古專業”，這是一個熱點，而在這個熱點裏幾乎每個詞都自帶流量，以至於，這一話題即便作為熱點已經過了一些時日，任何與此相關的新聞都還可能成為熱搜。

在今天，剛剛成為熱搜的是“676分留守女生北大班主任發聲”。班主任祝福她、欣賞她，同時“希望社會能正視考古專業”。當事人鍾芳蓉同學以高分考上北大，沒有選擇被人們認為“有錢途”或“有權途”的熱門專業，似乎就是“不明智”的選擇。為了反駁這些看法，在過去一段時間，從北大到多個省份的考古、文博機構都給她送上厚禮，併發聲支持她。

當然與此同時，也有考古學同行的博主反思普通、從未引起關注的考古學畢業生面臨的真實困境，因為無緣考古、文博機構而只能做着並不相干的工作。

考古是令人敬仰的工作。然而，一方面它可能遭遇眾人“錢途”“權途”的世俗之見，另一方面也可能被影視劇過於羅曼蒂克化。現在，我們就從這裏出發再理解考古，理解考古學者。

撰文 | 李夏恩

1 “團寵”

熱點終究會冷卻，哪怕它曾經霸佔微博熱搜的時間再長，在微信平台獲得再多的十萬加，吸引來的點贊數和閲讀量再高得嚇人，也終有一日會過氣冷卻，被更多更新的熱點掩埋起來。新的熱點壓在舊的熱點身上，又被更新的熱點所覆蓋，層層累積，直到被覆蓋在信息世界的地底。

但是，或許在很久很久之後的某一天，出於某種特殊原因，這個昔日的熱點突然被髮掘出來，重現於世，再次接受眾人的目光聚焦——絕大多數人腦海裏或許會蹦出如下三種想法：哦，竟然是這麼久之前的事情了；這件事竟然在那個時候能引起那麼高的熱度關注；以及，放在今天好像也很吸引人。

但幾乎沒有人會提出這樣一個疑問：是誰把它發掘出來的？

考古學者在今天的諸多尷尬處境之一，就是儘管如今重要的考古發掘活動總能引起網絡上的圍觀熱議，博物館中那些被捧為“網紅”的文物也大都經由考古學者之手才能現身世人，但很少有人去關注熱點背後在土坑裏胼手胝足挖東掘西的考古學者們。

資料視頻截圖。

就連當下網絡熱議考古學專業這個話題，都是拜高考專業報考引發的熱點所賜——湖南耒陽考生鍾芳蓉以文科676分的高分成績報考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這本來是一個單純的出於個人志向的專業選擇，卻陡然成為熱點，在網絡上遭遇了一場勸退風暴。素不相識的網友紛紛以敲擊鍵盤的方式，勸説被貼上了“留守女孩”標籤的鐘芳蓉不該選擇考古這一冷門專業。

在他們看來“這種家庭應該選畢業後可以賺更多錢的熱門專業，比如北大經營”，一條最惹人注目的評論甚至替女孩兒選擇考古畢業後的去向操心：“到就業的時候就哭了，分分鐘教你做人”。言下之意，出身貧寒之家就應該一切向錢看，既然命運給了她所謂“逆襲”的機會，通過掙錢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境況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而考古作為一個缺乏“錢途”的冷門專業，完全不適合像她這樣的貧家子女攻讀。

北大微博轉發鍾芳蓉微博並送去祝福。

“我個人特別喜歡，我覺得喜歡就夠了呀！”鍾芳蓉的回答可以説是對“自信”這個詞語最好的解讀，也是對上述這些打着“我都是為了你好”的誅心網評最有力的回擊。而對考古圈的人來説，能吸納到這樣一位自信而又勤奮的高分生源，不啻視若拱璧。一位幽默的網友將這種欣喜若狂的心情比作“老來得子”。

為了支持她對考古專業的堅定選擇，多個省份的考古和文博機構給這位將來的“小師妹”送上厚禮，包括價格與重量同樣驚人的考古圖錄畫冊，以及博物館文創商店裏標價不菲的熱門文創產品。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一角。圖片來源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旅遊網。

以打撈張獻忠江口沉銀而聞名的水下考古領隊劉志巖在他坐擁296萬的微博大號“考古君”上表達祝賀——同時也是祝賀自己所在的考古專業：“冷門的考古圈又一次喜提熱搜！”中央電視台的《探索·發現》欄目對她發出邀請，在本科四年的假期裏，她可以作為節目組的特邀成員，前往全國最重要的考古現場實地體驗。《考古公開課》欄目也同時發出邀請：“本科四年中她可以參與每一場節目錄制，與考古界的大咖面對面交流”。

出版了敦煌研究院前院長樊錦詩口述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的譯林出版社，在聽聞鍾芳蓉的偶像是樊錦詩後，為她寄上了有樊錦詩親筆簽名的自傳和寄語。在收到書後，鍾芳蓉也給自己的這位偶像寫了回信：“我希望能追隨您的腳步去選擇北大考古，選擇為考古獻身，也希望找到心靈的歸處。”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 口述、顧春芳 撰寫，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就這樣，來自考古界和文博圈的集體“團寵”，微博大咖和普通網友鼓譟聲勢的推波助瀾，在過去的幾天裏席捲了輿論場的熱搜，造就了一個屬於考古專業的勁爆熱點。然而，就像在開頭提到的那樣，當鍵盤上敲下這幾行字時，這個熱點就已經在逐漸冷卻，註定在不久會被新的熱點覆蓋。

冷卻的好處在於，儘管它不夠追趕熱潮，但卻能從熱潮退去的沙灘上發現究竟留下了些什麼。當最初的興奮和熱情歸於平靜後，冷靜思考後就會發現，這場考古圈“喜提”的“熱搜”，並沒有考古業內人士想象得那樣樂觀：大眾感興趣的並非考古專業本身，而仍然是一個留守女孩依靠勤奮努力，命運逆襲後卻能遵循本心的勵志故事，只是這個故事碰巧與考古有關而已。

如果把“考古”替換成諸如“法醫”之類同樣“冷門”的專業，引爆的熱度恐怕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對考古界來説，他們也僅僅是乘上了這波熱潮，期望藉此向公眾展現一個並不“高冷”的考古專業新形象。儘管從效果上看，多少達到了這一目的。但這種來自考古圈與文博界的集體“團寵”和中央電視台專題欄目的大力加持，只是萬中無一的個例，甚至可以説，鍾芳蓉是唯一受到如此萬千寵愛的“幸運兒”。絕大多數以考古作為畢生志業的學生都不曾享受過這樣的特別優待。

從某種角度上來説，當鍾芳蓉在給樊錦詩的回信中寫下自己“選擇為考古獻身”這句話時，其中也暗含着一種殉道者的意味——毋庸諱言，至少在大眾心目中，“考古”仍然是一門艱苦、冷門，並且缺少當代人最熱衷的“錢途”的專業。選擇它，就像是古代的修道者為了尋求真理到大漠中跋涉修行一樣，當他踏出第一步開始，就註定走上了一條孤僻冷峻的道路。

事實果真如此嗎？

2 “吃苦”

幾乎沒人沒有聽説過“樓蘭姑娘”。如果暴露年齡的話，一些人或許還會唱“樓蘭姑娘你去何方？”但事實上，這位不知去何方的“樓蘭姑娘”就安卧在新疆博物館中，作為三大鎮館之寶，成為每位參觀者必看展品。

以樓蘭為背景的電影《夢斷樓蘭》（1991）劇照。

但有多少人聽過穆舜英這個名字？而這位女考古學家，正是人們眾口傳唱的“樓蘭姑娘”的發現者。更鮮有人知道，她和考古隊員們是如何歷盡艱辛，在羅布荒漠腹地跋涉，尋找失落千年的樓蘭古城的遺址。

穆舜英（1932-200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樓蘭美女"古墓發現者之一。

樓蘭，消逝的千年西域古國。關於它的方位，不過《史記》“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漢書》“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這些寥寥數句的模糊記載。最詳細的路線記載，出自《魏略》“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古樓蘭”。但千年風沙早已改變了歷史地貌，沒有改變的，唯有古代旅行家行經此地後留下的駭人記錄：“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惟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

在穆舜英已經絕版多年的考察記錄《神秘的古城樓蘭》中，她如此記錄了1980年4月的這次樓蘭考古探險行動。如果戴上詩意的眼鏡，自然可以説這是考古學者與古人在時空風塵中相向而來，又擦肩而過。甚至可以説在這一刻，淒厲的風聲傳來的是歷史的嚎叫。

穆舜英絕版作品《神秘的古城樓蘭》（新疆人民出版社）書封。

但對考古學者來説，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也許在事後回憶中可以講述得更富傳奇色彩，但在當時，考古學者作為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身體的感覺卻不會騙人——艱苦就是艱苦，恐懼就是恐懼，疼痛就是疼痛，足以淹沒車輛的漫天沙暴、白日炎炎烈日的炙烤、夜晚的天寒地凍，被紫外線直射曬傷而久久無法恢復原狀的棕色皮膚和枯黃頭髮，這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帶給他們最直觀的感受。

當然，大漠考古可以説是考古活動中最極端的情況之一。

不過，除非是像西安那樣，挖地鐵都能挖出滿坑滿谷的漢唐古墓的古都城市，考古學者可以享受現代化的便利條件，大多數考古現場都非常神奇地與現代化舒適生活絕緣。

著名女考古學家瑪麗蓮·約翰遜在細述

（吐槽）

考古學者生活工作的著作《與廢墟為伴》中，曾半開玩笑半當真地提到“田野發掘，通常會選在類似沙漠或者叢林這種不僅炎熱而且蚊蟲滋生的地方，而且專挑每年天氣最熱、蚊蟲最多的時候進行。”——彷彿就像在故意刁難考古人一樣。

《與廢墟為伴：真實的考古學家與來自遺蹟的誘惑》，[美]瑪麗蓮·約翰遜 著，倪採 譯，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6月。

縱使有些考古地點在古代很可能是人煙輻輳的名城都會。但時間具有腐蝕一些的魔力，毫不吝惜用塵土將繁華掩埋在地下，再像做衞生偷懶的頑劣學生一樣，在上面鋪上一層鳥不拉屎的荒涼景緻。

西周初期的赫赫名邦燕國的都城遺址考古現場，可以説是絕大多數考古人都會遇到的常態。儘管毗鄰今天現代化的首都北京，但它卻奇蹟般地掩埋在一座荒僻的小村莊裏。

參與發掘的考古學者田敬東回憶道：

田敬東對環境的艱苦大大地輕描淡寫。另一位參與發掘的考古學者趙福生的回憶更加活靈活現：

工作環境艱苦，或者更確切地説是惡劣，可以説是考古專業的標配。只要去田野考古，各種困難便像上面所提及的那樣連臂接踵而至，讓考古工作變成與周邊環境纏鬥的各種遭罪。就像一位常年在約旦地區考古的學者對瑪麗蓮發的牢騷那樣：

因此，加入考古這一行，也意味着要做好吃苦的準備。畢竟，這是份整天與泥土打交道的工作。但考古人也自然有他們的自豪。恰如那句俗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艱苦的環境對個人能力的磨礪可以説絕無僅有，更何況這是“自討苦吃”。一位考古同行曾經形象地對瑪麗蓮·約翰遜説：“等世界末日來臨時，你就會想要認識幾位考古學家了，因為我們會生火，又會捕食，還會建造高山堡壘。”

“上班就等於上墳”，因這句名言而紅遍網絡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學者鄭嘉勵，就對這種考古之“苦”帶來的好處感同身受，尤其是作為一位考古隊領隊：

“考古領隊，面對的事情，考慮的問題，不是書齋裏的讀書人所能想象的。從考古項目的申請、青苗政策的補償、民工工資的談判、與當地人相處、工作人員的後勤保障、與工程建設方的矛盾衝突、考古發掘的業務本身、後期的文物保護，每個環節都妥善處理。這個過程很磨人，也鍛鍊人。”

他笑着説：“如果你能幹好一個考古領隊，那麼你起碼當個鄉鎮領導幹部沒有問題。”

3 “灰頭土臉”

考古工作的艱辛勞苦，在很大程度上也讓人們對考古的羅曼蒂克想象崩壞。

這種想象來自於小説和影視作品的渲染，將考古學者想象成英勇無畏的探險家，就像《鬼吹燈》裏的胡八一、《木乃伊》裏的歐康納或是已經成為經典形象的印第安納·瓊斯。他們的人生就是一場冒險，冒險的目的是尋找失落的寶藏。艱苦的環境是他們展現勇氣的舞台，反派人物的適時出場是對智慧與人性的必要考驗，最後必定是大歡喜結局，寶藏裝在身，捧得美人歸。這些人的另外一個共同點是：他們永遠都穿着夾克和皮靴。

電影《尋龍訣》(2015)裏的胡八一（陳坤 飾）。

真正進入考古這一行就會發現，電影也好，小説也罷，都是謊言，誘人的謊言。除了20世紀初探險家、寶藏獵人與考古學家三位一體的那些考古探險者多少在穿着上還符合這一想象之外，今天的考古學者很少能符合這一誇張的標準。

考古現場不是制服的T台走秀，再光鮮時髦的衣服下到坑裏出來也會灰頭土臉。尤其是在中國。翻看中國考古發掘現場的相冊就會發現，幾乎很難找到一張符合上述想象的照片。

如果説中國考古人有什麼時尚潮流的話，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深色布料中山裝、去了軍銜的舊軍裝、白背心和海魂衫，腳上是平口布鞋或是草綠膠鞋，還常常有個草帽，用來遮曬擋土。

當然，有時也會有“專業服裝”。田敬東回憶1974年在燕都遺址發掘時，上面曾經發下了一批所謂的“工作服”，但一看才發現，“原來是演現代京劇《沙家浜》的戲裝，灰色是新四軍傷病員在舞台上穿的，土黃色的則是胡傳奎忠義救國軍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如果穿上這些服裝，我們怕社員説：‘胡傳奎的隊伍又回來了’。”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經穿耐磨的藍色牛仔褲和T恤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從這一時期開始，時代特徵的區別變得相當模糊。因為無論哪張照片上的人，只要是夏天，幾乎都穿着T恤和牛仔褲，戴着帽子。條件好的會有套袖和廉價的專業手套——一位考古系的年輕學生曾經“解釋”過套袖和手套的另類特殊用途：“吃飯前摘下來，就不會有太多土掉進飯裏，如果有個圍裙就更好了”。

紀錄片《探索發現：海昏侯大墓考古發掘現場》（2016）畫面。

除了照片拍攝色調和像素可以區分年代外，最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就是腳上穿的運動鞋在隨着時代進化，但這考古現場惟一的亮點，也常常蓋着一層土——最後這一點才是考古學者從始至終的外貌特徵：總是灰頭土臉。

因為考古學者總是身處某個坑洞中，因此在羅曼蒂克的皮靴夾克想象之外，另一個極端就是像英國考古學家保羅·巴恩自嘲的那樣，被人描述成“身處洞穴中長鬍子的人，執拗固執的老古板，身上披滿蜘蛛網，對破舊骨頭與破碎碗碟如痴如醉”。這一點似乎倒不能算全錯，因為考古學者給人的感覺確實是一羣不大會自我表達的人。

對非專業人士來説，翻看考古報告可以説味同嚼蠟，近乎榨乾了所有水分的文字就像沙漠裏烤乾的仙人掌一樣讓人望而卻步。不妨抄寫一段我最近正在讀的《大葆台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

這可能是整篇考古簡報中最有意思的部分了，因為它多少還有些讓人產生聯想的故事情節。而其他內容幾乎都是乾巴巴的敍述：“鼎，斂口，豎耳，鼓腹，圜底，獸面蹄形足，黑漆衣”。

因為絕大多數考古學者工作一生，留下的文字都是這般模樣，因此，讓人對考古學者產生一種老古板式的印象也不足為怪。中國現代考古學的一代宗師夏鼐曾經打算改變這種刻版印象，在他的《敦煌考古漫記》中，他寫道：

夏鼐（1910年—1985年），字作銘，浙江温州人，考古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儘管這種觀念確實是錯誤的，因為年輕的血液會不斷加入考古人的行列中。但這本書讀過之後，你的眼前仍然會浮現出一個既不同於夏鼐所反駁的“遺老”，也不同於影視劇中瀟灑英勇的探險家的考古人的真實形象：一個俯身趴在坑洞裏的人，因為不時擦一把汗弄得更加灰頭土臉的人，他可能頭髮花白，也可能滿頭黑髮，還有可能是個光頭——這一點很奇怪，我所見過的中年考古學者全都發際線令人憂傷，但這一點跟考古工作是否有所聯繫，不得而知。

他們會因為土中浮現出的磚塊瓦礫心臟怦然一跳，但又會壓抑興奮之情用筆悉心描繪記錄，謹慎嚴肅的表情時間長得就像是考古工作時的專用面具。當你發現這一切與自己的身體越來越無縫貼合，甚至土味已經成了呼吸的一部分時，那麼恭喜你，如果不是一位老礦工，就是一位合格的考古學者了。

4 “真實”

在敦煌佛爺廟的古墓中發現的晉代骷髏，讓夏鼐感慨嘆息。這是他在敦煌考古發掘的諸多屍骸之一。考古當然不僅僅是刨坑挖土而已。與死人打交道，也是考古人職業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外界對考古的一大誤解就是他們是職業挖墳人，一個坊間流傳的極端卻打趣的笑話甚至説，考古學家和盜墓賊的唯一區別是前者有合法執照。

這個笑話即使沒有激怒考古學者，也足以讓他們憤憤不平。考古學者的死對頭就是盜墓賊，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都如此。“盜墓是犯罪行為，也是觸及人倫底線的行為，正常人都應該痛恨之”，在一次訪談中，鄭嘉勵如此表示。

但考古學者卻完全不同，他們發掘墓葬是為了保護它不受侵害，裏面的每一件文物都會仔細測繪、標記，放在合適的地方進行保存，陳列在公共博物館中向公眾展示，通過讓這些深埋在地下的文物重見天日，向公眾開啓一段被封存的歷史。打擾亡者安寧的是盜墓賊，絕不是考古學者所為。

一位考古學者告訴我，那些發現的遺骸都會被小心保管，或者整理好重新安葬，或者放在合適的地方。一些具有體質特徵的骨骼會被拿去進行體質人類學檢測：“對發掘的每一座古墓的墓主人，都要充滿敬意。”

陶寺遺址的女性骸骨。

尊敬亡者，這也是考古學者的職業道德之一。這種職業道德也以一種不同常人的科學理性來體現。著名的“樓蘭姑娘”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儘管一些文章形容她“美豔動人”，但參觀者如果沒有受到這些優雅形容詞的誘導的話，他們眼中的樓蘭美女就只是一具棕紅色的駭人乾屍，遠看就像是一塊朽壞的枯木，近看則與恐怖片中的殭屍特寫鏡頭別無二致，所謂的“美”更多並非視覺，而是歷史穿越時空的肅穆所賦予的想象力。

大可以想象一位沒有受過歷史訓練的普通人，平白在沙漠中見到這樣一具乾屍，恐怕下身會急速“失水”，雙腿同時朝八個方向奔跑。這才是最正常反應。

但對一位訓練有素的考古學者來説，當他遇到這樣一具在尋常人眼中駭人的乾屍時，他會像夏鼐做的那樣，仔細進行觀察、拍照、測繪、清理、取樣、記錄。在考古的科學理性之眼面前，古人的遺骸本身也是文物的一部分，當然要以記錄文物的態度來記述它。穆舜英是如此描述她眼中的“樓蘭姑娘”：

要做到這樣冷靜和理性，當然還是那句話“訓練有素”。直到二十多年後，鄭嘉勵仍然記得自己大三時參與搶救四川萬縣的一批即將被三峽水庫淹沒的漢魏六朝墓葬時的心情：“大多數墓裏其實已經沒有骨骸了，有的只留一點兒痕跡，證明這裏原先是屍體的位置。有的也有一些零星的骨頭片”，一個考古隊有許多人，白天發掘時，許多人一起發掘，“恐懼感分散給許多人，也就沒那麼害怕了”，但是到了晚上，“自己躺在牀上，越想越害怕”。但對考古學家來説，這種內心的恐懼並不是靠克服，而是靠思考，思考恐懼的本源究竟是什麼：

從某種程度上説，真實面對，這正是考古學最大的魅力所在。如果説歷史文獻尚不乏偽造歪曲史實之處，那麼作為歷史學姊妹學科的考古，卻容不下一絲一毫的虛假。無論發掘出什麼，無論它對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產生多大的震撼，但它就在那裏，是不容否認的真實。就像公元前2000年前後陶寺遺址的宮殿區發現的那具“三十多歲，雖保有全屍，但頸部扭折，嘴大張呈驚恐狀，雙腿叉開，中間竟被插入一根牛角”的女性骸骨，或是殷墟出土的一件蒸食物的青銅甗裏盛放着的頭顱。它們的存在，固然讓那些千百年來流傳的堯舜揖讓，商王聖君的道德説辭遭受震盪，但這就是考古，這就是歷史中真實的存在。

殷墟博物館裏的青銅甗。

唯有面對真實，才能真正認識歷史，才能真實面對人類本身，而這就是考古學帶給人類的啓示。

最後，請允許我引用一位不知名的考古學者在網上發表的評論，儘管在前面，他對現今考古專業大吐了一通苦水，但在最後，他寫道：

“我至今仍然覺得田野考古可以滿足一切關於蒼茫歷史和詩意人生的一切想象，哪怕是那些寫不出論文和熬夜拼陶片、看無聊陶器類型式的夜裏，我依然能從字裏行間獲得其他任何東西所無法傳遞的、跨越千百年依然永恆的觸動。”

做好心理準備，摒棄幻想，擁抱真實——這就是考古。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夏恩；編輯：西西；校對：危卓。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