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經濟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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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石青川 | 重慶報道
2021年7月24日，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雙減”政策落地。一年以來，在線學科教育項目全面裁撤，線下教育機構大規模轉型，一些小型校外學科教育機構逐漸從台前轉入地下，充斥在電梯裏的教育廣告消失無蹤，網上“不上某某課就會輸在起跑線”的廣告也消失殆盡。
如今一年過去，曾經擁擠的教育賽道 基本已經無人問津，各大教育機構也開闢出了新方向，但《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探訪發現，一些學科類教培機構並未偃旗息鼓。
坐滿小學生的咖啡館，校長親自“放哨”
早上9點鐘，呂毅準時在重慶南岸區融僑半島金輝廣場的13樓電梯間徘徊，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電梯間裏觀察每一個來到13層的人，如果發現可能是教育部門的檢查人員，要立即通知裏面的補課人員，轉移教材與學生。
呂毅是一家名為“三境教育”的教培機構“老師”，儘管他並不是教育專業科班出身，但應付目前的工作足夠了。名義上呂毅被叫做“老師”，但在實際工作中，呂毅所做的事情能跟老師崗位掛鈎的並不多，特別是這一年，呂毅的工作增加了門口站崗。
隨着校外輔導機構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呂毅所在的“三境教育”就開始“退居幕後”，這個過程中，“三境教育”經過多次被查後終於登上了教委的“黑名單”。呂毅“站崗放哨”的日子也從這個時候正式開始。
（“三境教育”沙坪壩校區工商主體被重慶市教委列入違規名單 受訪者供圖）
無論是突然關電閘、鎖門，還是將教材通過消防通道搬運到天台，呂毅都經歷過。呂毅自嘲道，“工作過程十分精彩，每天都像在做‘情報工作’，每天與檢查‘鬥智鬥勇’。”
（違規教育機構教務人員每天都像做“情報工作” 受訪者供圖）
呂毅除了“站崗放哨”，大部分時間的工作地點是在一家咖啡店。從外面看，這間叫做“book”的咖啡廳佔了一整層樓，但其開放的區域卻只有一百平米左右，通過一樓入口時會看到兩個年輕人警覺地蹲在門口。呂毅説，其中一個是這個校區的校長，因為此前其他校區被查，這幾天校長親自下場“盯梢”。
（在樓下親自“盯梢”的校區校長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石青川|攝）
咖啡廳所在的建築只有三層，其中的業態也十分簡單，除了三樓掛的是咖啡廳牌子，剩餘兩層的其他商鋪大部分都是少兒培訓機構，有些是藝術培訓，有些則是少兒體能管理機構。樓梯的過道上，幾乎掛滿了這些教育機構曾經獲得的榮譽、優秀教師的履歷以及幾張防疫規定。由於是暑假，每家機構門前都坐着不少家長。
位於三樓的“book咖啡”門前比較冷清，不時有端着一次性杯子的小朋友在裏面走動。呂毅説，他們的業務開展比較隱蔽，前來諮詢的家長都要有介紹人，或者是家長介紹家長，或者是機構教務人員聯繫來的。
記者以喝咖啡的名義進入，門前坐着三個工作人員，其中一個穿着咖啡館的圍裙，另外兩個在門前整理着紙質材料，他們看到記者進入，疑惑地打量了許久，並再三確認是否真的是來喝咖啡之後，才將記者帶到一處角落坐下。
整層樓對外開放的面積並不大，目之所及處，整個咖啡館中間的位置坐滿學生模樣的小朋友，呂毅説有一部分是在上一對一的課，有一部分是託管的。咖啡廳吧枱旁邊有一扇木門，後面就是呂毅説的主要上課地點之一。呂毅説，如果有檢查人員前來，後面那部分就會迅速拉掉電閘，機構教務人員立即將教材收好藏在天台，然後將部分學生轉移到前廳，每個老師帶一兩個學生坐在一張桌子上，以喝咖啡的名義應對檢查。
呂毅告訴記者，整個咖啡館裏，只有記者一個人是喝咖啡的。“背後那一桌是咖啡館的管理人員，左邊那一桌是數學一對一，一對一旁邊那三桌是託管的，來回走動不時坐下的是教務，你對面那幾個一直喝白水的是等孩子下課的家長。下午人少，上午剛開課的時候，你不會有地方坐的。”
違規教育機構們的“游擊戰”
歡歡同樣是“三境教育”的教務人員，她告訴記者，有時候工作就像打仗一樣。隨時關注着羣裏的消息，一有情況不對立即做出行動。
7月22日下午，歡歡就遇到突發狀況，工作羣中突然發出一張街邊照片，照片中一位中年女士站在路邊攤點，向咖啡館方向張望。歡歡解釋説，她脖子上掛着藍色繩子，之前相關部門來聯合檢查時，脖子上掛的證件就是用的這種繩子。所以，當看到脖子上掛藍色繩工牌的人員時，樓下“站崗”的同事就立即發出了消息。
接到消息，咖啡館內坐在門口處的兩名教務人員分別站起身對每一桌交待了幾句。
最終只是虛驚一場，照片中的女人並沒有到這邊來，歡歡推測可能只是附近其他公司的人員，恰巧掛了同式樣的工牌。
歡歡説，小心駛得萬年船，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值得這麼準備。
“其實這裏還不是學生最多的地點，馬路對面那棟樓的D座才是主陣地，之前在A座，但A座被連鍋端了。”歡歡告訴記者，咖啡館這裏主要還是託管服務，對面寫字樓才是集中輔導上課的地方。
呂毅有時在這棟樓的13樓“盯梢”，這層樓的東北方向有一整排的場地，外面玻璃貼着不透光的黑膜，牆外寫着“禮納幼小銜接藝術中心”字樣。靠近門口的玻璃門還貼着物業的空房巡查表，巡查表上顯示，最近的巡查日期為7月6日，空置房一切正常。
呂毅就在這裏來回轉悠，不時裝作打電話或是抽煙，看着消防通道與電梯是否有人過來。
（貼着黑膜的培訓教室，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內部有學生正在上課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石青川|攝）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探查發現，這棟樓內確實“別有洞天”。除了 13樓，這棟建築6層以上幾乎每層樓都有這樣將玻璃遮住的房間，這些房間附近也都有類似呂毅這樣的“盯梢”人員。歡歡説，這些都是附近其他教培機構的點，A棟有機構因違規被查後，又轉移到了D棟，所以他們都很謹慎。不過最近檢查力度似乎沒有之前強了，“有些機構被查完後，把封條撕掉，又繼續上課。”
這樣的操作確實換到了足夠“回報”。歡歡説，這一年她所在的教培機構收入幾乎沒受什麼大的影響，其校區一共40人的團隊，去年的收款數額達到一千萬元。而據歡歡提供的今年上半年業績表單可以看到，即使是有春節假期的2月，課消（預繳課時費消耗額）也接近50萬元，多個月份的課消超過100萬元，照此推測，今年的營業收入基本可以跟去年持平。
而曾經在K9機構任教，“雙減”後從事K12教育的劉騰也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透露，他們這一學年的營收也非常好，粗略計算，課消也基本在千萬級別，高考結束後的團建中，其校區為獎勵大家，現場清空了20位老師的購物車。
“即使每天都有被查的風險，也願意繼續辦下去，畢竟業務還是很好。”歡歡説，本來他們只有初中生的補課業務，但今年開始有不少家長前來諮詢是否也能補小學課程。在暑假前，他們就應家長要求，開了小升初的輔導與託管服務。
買“真題”像“取真經”
這一年來，“雙減”對於家長們的影響也開始顯現。
記者在一個初中家長羣中看到，不時有家長打聽哪裏還有學科類教培服務，詢問其他家長是否可以幫忙介紹。但羣中無人響應。
不少家長確實不再購買學科類教培服務，但教培的需求卻並未明顯降低。
家住重慶南坪的果果去年剛上小學一年級，但上補習班這件事幾乎是從果果記事開始就有了。上一年級前，果果一直在學而思學習幼小銜接的語言表達與奧數。這一年果果的課也從來沒有落下，果果媽媽説：“還是可以補，不能明着來了，還是那些老師，不過沒有再用過去的牌子，學費也稍微上漲了一點。”
還有一部分家長怕教育機構被查，讓學費“打水漂”，只能另想他法。購買名校真題與答案解析成為一種低成本方式。但這種方式背後也藏着陷阱。
一位家住重慶沙坪壩區的家長方寧就告訴記者，很多賣真題的都是騙子。她就親身經歷過一次。有次活動以升學講座為主題，邀請家長們到活動會場，主辦方以保密為由，禁止所有人現場拍照錄像。“現場還邀請了兩個嘉賓，一個自稱是某名校的招生辦老師，一個自稱是重慶市教委的工作人員。”
方寧説，現場基本沒講升學方面有用的內容，全程都在給家長灌輸小升初考試題都來源於該學校真題的概念。演講完畢後，主辦方順勢就拿出了名為“歷年真題”的出版物。“真題”一共四本，分為“一中系”“巴蜀系”“南開系”“育才系”（均為重慶市內名校），“一本128塊，四本500塊。現場家長大概有50—80人，有一半購買了四本整套的。”
方寧當時便覺得有貓膩，與另一位家長合買了一本128塊的。而買來的“真題”並沒給答案，需要答案則要掃描“真題”上的二維碼添加工作人員。方寧添加了“真題”中提供的聯繫人，但一個多月過去了，對方一直推薦購買全套“真題”。直到三個月後，方寧才最終收到答案。
“‘真題’整體的質量也很低，真假難辨，並且裏面的題有點亂七八糟，難易程度參差不齊，題型也沒有明顯劃分。”方寧後來請教了一些教師朋友，這可能就是一般練習，而非所謂的“真題”。販賣“真題”的生意由來已久，只是在“雙減”政策落地後，“真題”承接了一部分校外學科類輔導的需求，在去年又流行起來。記者通過網購APP搜索發現，網上存在不少這方面的網店，僅以“重慶小升初真題”檢索出的店鋪中，月銷售500+的網店比比皆是，最高的一家網店月銷甚至達到3萬+。
這些網店均重點標註“重慶發貨”，一位購買過的家長告訴記者，他收貨時特意看了發貨地址，地址確實為網店中描述的某中學，但發貨地址都是發件人主觀填寫，只要店家在該學校附近發快遞，物流信息也看不出明顯漏洞。該家長還表示，因為價格並不高，題目附帶了答案與解析，且由正規出版社出版，所以也沒有特別在意“真題”是不是真的。
（承諾重慶發貨的升學真題 截圖自淘寶）
談及為何要刷題時，方寧説：“優質教育資源少，作為家長肯定想讓孩子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她周圍朋友的孩子，不少都是從四年級就開始競考初中名校，有些孩子在四年級考了保底的初中後，繼續在五年級、六年級去衝擊名氣更大的初中。這樣的氛圍讓方寧不得不打消“躺平”的念頭。
不少家長坦言，在小升初上大花心思，實際上是為了以後的中考，由於“普職分流”的出現，家長們擔心自己的孩子無法進入普通高中就讀，最終不得不讀職業學校，而職業學校在不少家長眼中，就是“沒出息”的代名詞。一位家長反問記者，你會甘願自己的孩子上職高嗎？
於是有些機構與家長開始對中考這個環節動起了腦筋。
曾經在K9機構任教，“雙減”後從事K12教育的劉騰向《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透露，目前重慶範圍內中考不允許復讀，但這難不倒很多家長。在其輔導過的學生中，就流傳過一個渠道——開假病歷辦理休學手續。
“初三一開學就辦好假病歷，考試如果感覺不好，就利用假病歷以初三因病未完整上學的名義補辦休學，藉此重新上一年初三，達到復讀的目的。”劉騰説，他們機構主要為高考藝考生提供課外輔導，這中間他輔導過的高一學生就有這樣操作的。
有專人盯防違規教育機構
目前，東躲西藏的小培訓機構成為監管要解決的新問題。
重慶市江北區教委相關負責人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説，這一年經歷了學科類教育機構轉型、收取高額學費機構的跑路、對違規機構的查訪等。“一年過去，我們教育監管工作者在不停思考，‘雙減’應該怎麼更好落地，教育如何讓青少年更好地成長。這些思考也讓我們看到對‘雙減’的更多新理解。”
該負責人表示，在外界看來，“雙減”在操作中面臨挑戰，大量家長有輔導需求，教育機構提供相應服務，兩邊似乎已經形成了某種“默契”，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以及相關監管部門去打破兩者之間的關係，形成新的平衡，看起來確實有些難度。但實際上通過這一年政策的落地就會發現，教育機構高營收、高課消的背後，到處都是販賣焦慮的身影，層出不窮的斂財手段與退費難的情況頻發，不得不讓教育工作者思考該如何規範。
（重慶某教育機構被查現場 受訪者 供圖）
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以及相關監管部門是如何監督校外培訓機構的？上述負責人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雙減”不是一陣風式行動，其實每個月都有固定巡查。除此之外，由於家長與機構之間存在“默契”，只要教育機構沒“跑路”，舉報的情況幾乎沒有，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以及相關監管部門管理校外教培機構的主要方式是網格化管理，每個街道都有一個專管員來持續關注街道內的教育機構。
“因為街道專管員對自己所管轄的街道情況十分熟悉，所以他們熟知哪些地方、哪個時間不該出現學生，如果出現了多個學生摸樣的人在某個地點進出，專管員就會提高警惕。如果發現確實有違規行為出現，專管員會聯繫區教委、工商所以及派出所人員一起聯合上門查訪。”
該負責人很謹慎地用了“查訪”這個詞而非執法，其表示，實際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沒有執法權，而且由於現場不可能看到錢的來往，違規提供課外學科類教育服務的情況並不容易認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場一般都有大量未成年人，我們不可能採取一些強制措施，只能進行現場協調，以防對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不好的影響。有派出所人員一起查訪，也是為了防範因查訪造成的突發情況，保證安全。”
該怎麼緩解 “焦慮”？
學生心理狀況也是個繞不開的話題，劉騰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他輔導的學生中，不少都存在焦慮、壓抑等亞健康的心理狀況。“就今年高考前小半個月，我有個學生突然有一天就崩潰了，起因只是輔導老師佈置了下午背單詞的任務，晚上8點檢查時她依然不會背。家長隨口説了句‘下午不會沒背吧’。這個學生當場就大哭起來，不停重複自己背了，一會又突然破口大罵，罵了父母，罵了老師。後面甚至逐漸語無倫次。”
劉騰説，這樣的情況並不少見，這些來補習的孩子要麼是因為父母期望很高，要麼是因為父母陪孩子時間少，對孩子的學習狀況有很大的誤判，很多都是父母把自己沒能辦到的事情投射到了孩子身上。課外補習作為一種舒緩家長心理壓力的方式，卻將壓力轉嫁給了孩子。
江北區教委相關負責人坦言，校外輔導確實給了不少學生壓力，學生成績與這些機構的業績有時候是掛鈎的。
在他看來，“現在學齡兒童的父母們都是經歷過中國市場化經濟轉型的一輩人，他們從學校畢業走入社會這個過程，周圍的環境是市場化的，他們對投資與回報這一套十分熟悉，所以這一輩人但凡有點經濟基礎，用錢去換教育資源的觀念幾乎根深蒂固。”上述負責人認為，改變一代人的思想觀念並不容易，但目前教育行業依然是賣方市場，所以用標準規範賣方的方法應該是可行的。
阻斷教育資源“焦慮”，僅靠規範校外培訓機構遠遠不夠，上述負責人透露，教育資源的匹配才是目前的工作重點。勞動教育該如何融入現有的教育體系？“普職分流”的時間點是否過早？國內能否試點綜合性高中？該負責人相信，這些問題的逐一解決將是緩解學生與家長們“焦慮”的根本。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呂毅、歡歡、劉騰、果果、方寧為化名）
責編 | 姚坤 楊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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