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開物》對火藥發火原理有如下“陰陽”闡釋：“凡以硝石、硫磺為主，草木灰為輔。硝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於無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驚而魄齏粉！”為避免爆炸，東晉葛洪已有意識地將硝和硫隔離。五代譚峭則不僅用“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來解釋火藥的發火，而且認為通過知“陰陽”進而召“陰陽”人類就可以獲取駕馭自然的力量，甚至“日月可以我作”，“天地可以反覆”。這是道家自然觀的生動哲學表述，煉丹則是這種自然觀的技術實踐。
火藥，對人類文明而言十分重要。馬克思給予其崇高禮讚：“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但從嚴格意義上講，炸碎騎士階層的並不是火藥，而是火藥武器（火器）。由於火器的表現太過耀眼，長期掩奪了火藥的光芒，以至於有些人將火器的出現視作火藥的發明。曹煥文率先對“火藥”一詞的名實進行辨證，“火，化物也，亦言毀也”。故“火藥”者，“毀壞之藥”也，既可療病，又致毀壞，“中間必有重大之道理”。
“火藥”乃“偏正”詞組，中心詞是“藥”，“火”只是修飾。火藥首先是藥，是治病救人而非毀滅殺人的。所以，火藥生來不是為火器充當燃燒劑的，非西文所謂“槍炮裏的粉末”（gun-powder）；同時，火藥生來也不是為節慶助興的“煙火”“爆仗”（fire-work）。火藥，本質上應稱作“發火之藥”（fire-drug或其發源名huo-yao）。從火器的發明去探尋火藥的起源，即將火藥與火器“捆綁”的研究範式，本身就是因果倒置的，是數百年來火藥史研究的誤區。既然火藥是能發火之“藥”，那麼這是一種什麼“藥”呢？
硝石，是火藥中最重要也最特別的成分，中世紀阿拉伯人稱其為“中國雪”，日本火藥史先驅西松唯一就因中國盛產硝石而將火藥發明指向中國。曹煥文發現，能發火之“藥”，非中國“丹藥”（fire-drug）不可，且與醫藥同源，“一望而與醫方相同，材料形式，無不畢肖”。於是他告知世人：“火藥是由中國古代煉丹家所發明的！”隨後，馮家昇找到了火藥的唐代配方，即《道藏》中的《伏火硫黃法》，這是8世紀的一例藥方，完勝歐洲人13世紀發明火藥的所謂“證據”，至此中國名正言順地成為火藥的發源國。以治病、長生為目的煉製的“藥”竟然能發“火”爆炸，這當在道士們陰陽理論的意料之中，而爐毀人亡的慘劇又出乎意外之外。所以，道士們千百年來的一項工作，就是降低乃至消除丹藥的爆炸性和破壞性，這也從反向力證了火藥源出中國這一鐵的事實。
“火藥”一詞的重心從“火（器）”到“（丹）藥”的轉變，始知此“藥”（gun-power）非彼“藥”（fire-drug），自此火藥從火器的“附庸”變回“主人”。這是火藥史研究範式的一次根本轉換，其革命性的結果便是火藥的“認祖歸宗”，即火藥發明之殊榮終歸中華。名實辨證雖能對火藥發明的歸屬正本清源，但如果沒有對歷史演進的規律性洞察，勢必只能得到斷面而非整體的認知。
既然火藥是煉丹的結晶，那麼何時是其最可能的發明年代？曹煥文認為，是“火”（煉丹術）和“藥”（藥物學）同時大興的魏晉之際。以長生不老、指石點金為追求的煉丹術促進了藥物化學的進步，“而逼到火藥在技術上能產生出矣！”這一推斷，較後來馮家昇、王鈴和李約瑟等人的“唐代發明説”前置至少300年。半個世紀後，王奎克等人的模擬實驗，特別是容志毅發現的原始火藥配方，均將中國火藥發明的年代定格在兩晉。
有了這一前提，火藥與火器的關係也一通百通。正如曹煥文指出，魏晉之際道家煉丹發明火藥，南北朝時火藥開始流傳於世，隋是民間火藥雜戲盛行之時，遂有煬帝之“花焰七枝開”，兩宋時火藥成功應用於火器，霹靂炮、震天雷、火槍、火銃等火藥武器層出不窮。所以，先有火藥的發明及其民間雜戲，再從民間雜戲發展到軍事應用。換言之，歷史的軌跡是從“（火）藥”到“火（器）”而非相反。此外，火器尤其是南宋初年管形火器的發明，證明了長期引發火藥發明歧義的火器本身也是由中國發明。
火藥是道士煉丹之所得，但問題是，這是“意外”的發現，還是“有意”的結果？如前所述，硝石是火藥中至為關鍵的成分。火藥之所以能發火，是因為硝石可以在密閉的空間中起特殊的自供氧作用。作為天然的強氧化劑，硝石與起還原作用的硫磺形成完美的“陰陽”搭配。中國古代將氧化劑硝石定性為“至陰”，取其“靜以合化”之意；而將還原劑硫磺看作“至陽”，取其“動以行施”之義。這無疑已上升到陰陽轉化、合二為一的哲學理論高度。荀子云：“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火藥，這一燮理陰陽的完美人工造物，不正是荀子所期望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目標嗎？
《天工開物》對火藥發火原理有如下“陰陽”闡釋：“凡以硝石、硫磺為主，草木灰為輔。硝性至陰，硫性至陽，陰陽兩神物相遇於無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魂散驚而魄齏粉！”為避免爆炸，東晉葛洪已有意識地將硝和硫隔離。五代譚峭則不僅用“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來解釋火藥的發火，而且認為通過知“陰陽”進而召“陰陽”人類就可以獲取駕馭自然的力量，甚至“日月可以我作”，“天地可以反覆”。這是道家自然觀的生動哲學表述，煉丹則是這種自然觀的技術實踐。
我們贊同李約瑟的提法，即文化的多樣性與科學的普適性。火藥不是一種工匠式的純技術發明，其中注入了陰陽理論及其方法論等中國古代形態的“科學”要素。換言之，火藥並非道士們對“意外”發現的“經驗”總結，而是有着理論根源和方法論準則的“主動”發明。事實上，中國古代很少有純技術，技術（“用之”）往往以科學（“制天命”）為先導，二者雜然難分並相映生輝，更多的是“科學中的技術”和“技術中的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