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位於中國西北，是國內面積最大的省區，也是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提起新疆，人們總會想到能歌善舞的維吾爾族姑娘，想到漫無邊際的山巒沙漠，想到飄香四溢的羊肉串串。
在如此美麗富饒的新疆，一百多年前經歷過一場浩浩蕩蕩的反侵略的愛國鬥爭，在這場鬥爭有一個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功績不可磨滅，其精神被後世傳頌，他就是晚清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新疆古時又稱為西域，清軍入關以後，中國大部迅速得以統一，但新疆地勢偏遠，中央的政令難以到達。到了乾隆皇帝時期，多次出兵討伐，平定了準噶爾部的叛亂，這才徹底根除了新疆的反叛勢力。1759年，清政府在此設立了伊犁將軍為首的各級軍政機構進行管轄。
1864年，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導致清政府的中央集權進一步削弱，距離較遠的新疆出現了地方豪強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軍事頭目阿古柏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率軍攻佔新疆，引發了歷史上著名的“阿古柏之亂”，沙俄也趁此時機入侵伊犁地區。
新疆的淪陷引起了清廷高度重視，以左宗棠為首的官員力薦清政府出兵西征，剿滅阿古柏匪幫勢力。1875年，左宗棠受命督辦新疆軍務，先是確定了西征的軍事戰略，即先安定北疆除伊犁外的所有地區，再進軍南疆；同時要積極治軍，整頓部隊，速戰速決。此後，左宗棠開始積極籌備物資和軍費，為收復新疆的勝利奠定了良好堅實的基礎。
1878年，出沙俄霸佔的伊犁地區以外，新疆再次迴歸了祖國的懷抱。左宗棠在伊犁的問題上態度異常堅決，為收回最後一塊失地，他不惜再次動用武力與沙俄正面抗衡，絕不願棄之不顧。1882年，沙俄侵略者被逼無奈把伊犁交還了，至此新疆大部分土地都得以收復。
新疆這個名字本身就寓意深刻。左宗棠在給皇帝的奏摺中指出“他族逼處，故土新歸”，意思就是新疆是中國從外族手裏收復的失地，是失而復得的“新”的故土。然而新疆建省其實是比較晚的，它是清朝末年對於新疆統治政策的一次重大變革，並不是收復後就有了如今的新疆省。左宗棠在新疆置省的過程中更是功不可沒，歷史上，他曾經5次要求慈禧改掉新疆原來的軍府制，力主設行省，建州縣。新疆省制的建立，讓後人受益至今 。
新疆建省可謂經歷了一個曲折緩慢的過程。公元前二世紀，西漢派遣張謇出使西域，促使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到了漢宣帝時期，在西域設立都護府，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西域也就成為了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漢以後，歷代王朝都在這裏設立了政府管轄機構，有效管制着這片遼闊的土地。
在清朝時期，清政府最初在新疆地區實行的是以軍府製為主體的多元化體制，依照新疆每塊區域歸附的先後順序和對中央朝廷的忠心程度，分別設立了不同的政治體制。比如，在漢族和回族比較集中的東部地區實行州縣制；在蒙古族聚集地、哈密和吐魯番建旗設札薩克；在南疆則實行伯克制。而主要的軍府制，就是軍政合一，地方的最高的長官是將軍，由他管轄這一帶的相關事務，比如前文提到的伊犁將軍。
這種多元化體制帶來的好處就是分化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識，但也會在管理方面造成很大的困擾。清朝末年，政府腐敗，中央集權衰微，這些固有弊端便日益擴大。將軍府沒有固定的治理長官，軍政不分，內耗嚴重；各級地方勢力打着朝廷的旗號為非作歹，對當地農民勒索剝削，加劇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叛亂接踵而至，這也給阿古柏匪幫和沙俄侵略者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新疆在當時面臨着內憂外患的雙重危機。
以魏源和龔自珍為首一批清朝知識分子，在這時起就開始主張在新疆設置行省並建立州縣。魏源是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被譽為“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之人”，代表作是《海國圖志》。除了關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外，他還一直非常在意新疆的治理問題。他曾經上書朝廷：“追天時、順人事、列亭障、置郡縣”，大意就是不能再因循守舊，要順應現實，實行統一的管理方式，才能夠促進新疆的長遠持續發展。
魏源的方針可謂一針見血，當時像他關注政治局勢的文人才子不在少數。聞名於世的詩人龔自珍也是其中之一，他更加具體地分析了官制改革。1820年，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中第一次提出要在新疆設立行省。龔自珍認為，要削減地方部落的權力，對部落首領進行招安，讓他們不再遊離於體制之外，這樣就大大增強了中央的控制權力。
遺憾的是，這些思想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説過於超前，在封建大背景下往往難以引發共鳴，魏源和龔自珍等人的建省提議最終沒有被朝廷採納，僅僅處於一個醖釀階段。但這些意見卻引起了左宗棠的注意，早年在他留心邊疆問題之時，就深受魏、龔思想的影響。於是在他收復新疆，平定局勢後，便開始全身心研究新疆的治理問題。
和龔自珍一樣，左宗棠把對新疆的建省方案細化到了每一個縣，由於他比較熟悉新疆，所以結合自己的實際經歷在龔自珍的思想路線上進行了繼承和改良。他曾經在上奏朝廷的《復陳新疆宜開設行省請先簡督撫臣以專責成折》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治理方案：“謹擬烏魯木齊為新疆總督治所，阿克蘇為新疆巡撫治所，彼此聲勢聯絡，互相表裏，足稱其形勢。”
1875年，左宗棠在與友人的通信中，就提到了自己關於在新疆設省建縣的部分構想；隨後在1877年，左宗棠第一次上奏朝廷，在《遵旨通籌全局折》中正式提出了新疆建省的建議。有學者指出，這是他第一次正式向清廷表達了自己在新疆建省的提議，推動了清末政治體制的改革，是除了捍衞國家領土完整以外另一項重大的政治貢獻。
1878年，左宗棠又向朝廷上奏，要求清政府在新疆改建行省；第二次被擱置後，1880年，固執的左宗棠第三次上奏闡述自己對於新疆長治久安的宏圖；後來左宗棠被調離回京，任職兩江總督，但他仍然放心不下對新疆的掛念，於1882年上奏設立新疆行省。多年來左宗棠苦苦堅持，先後就此事五次上奏朝廷，他心繫蒼生，一心為國，如此大義令人動容。
最終，左宗棠關於新疆的宏圖大業得以實現，清政府於1884年在新疆開置行省，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成為設省的開端。後來數年過去了，新疆的轄境進一步劃分，制度也發展得更加完善，並延續至今。新疆與內地各省行政制度逐漸實現統一的過程中，也極大增加了新疆與內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聯繫，加強了民族之間的交流與團結。
實踐證明，左宗棠在新疆設立行省的建議是正確的，符合時代發展的。在中國近代史上，新疆乃至整個祖國的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次改變也順應了現實的需要，維護了新疆地區的長治久安。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學者們能夠在幾十年前就看清這一點，並且堅持把它付諸實踐，實在太有智慧和遠見。
除了新疆以外，左宗棠還推動了台灣建省。1885年，年老病重的左宗棠仍向朝廷連續上了兩個奏摺，請求把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不久後清政府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台灣設省得以實現。然而，清朝末年腐朽落後的大環境下，僅僅依靠左宗棠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挽救積貧積弱、岌岌可危的中國社會。他臨終時深感心痛與遺憾：“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遺憾平生，不能瞑目！”
鞏固邊防歷來就是維護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像左宗棠這樣心繫祖國、敢於擔當的民族英雄還有很多很多，他們或許生不逢時，處於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卻倒在了新中國勝利的前夕，未能如願看到這繁榮盛世。但他們留下的豐功偉績與鬥爭過程中的所有付出都不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消散，世人會永遠記得，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能人志士的無私奉獻，中國才能夠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