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7日，中國與日本在黃海大東溝海域發生一場極其激烈的海戰，結果以清政府慘敗告終。甲午海戰的失敗，讓中國千年來積累的大國輝煌一掃而光，外強中乾的事實赤裸裸地展現在全世界的列強面前。
甲午海戰失敗，中國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簽訂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只是賬面上付出的代價。
割地賠款的代價固然沉重，喪權辱國的條約固然羞辱，但是這場海戰帶給中國的影響，卻遠遠不止這些。
甲午海戰之敗，讓列強看到清政府軟弱可欺的本質，曾經號稱天朝的中國，瞬間淪為任人宰割的“蛋糕”。
“彈丸之地”的日本，揮舞着武士刀擊敗中國，令他們的民族自信空前膨脹，一朝反擊得逞，他們的野心極度膨脹，如果沒有這次勝利，如果沒有清政府的賠款，他們又怎敢在日後入侵東北？
台灣島及其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的割讓，成為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
八國聯軍侵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一時間哀鴻遍野，清朝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列強的鐵蹄一刻不停地踐踏着中華大地曾經的輝煌，四處建設的工廠和商埠，以及列強霸佔的通商口岸，如同是抽血管一樣片刻不停歇地從中國大地上汲取着“營養”。
甲午海戰之敗，深深刺痛了中國這條沉睡的巨龍，民族危機來襲，民族自信降低，西風東漸之際，崇洋媚外蔚然成風，這些後續的傷害，都起源於甲午海戰。
泱泱中華，地大物博，如何會敗給島國日本？
一場激烈的海戰，曾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面對日本聯合艦隊又為何輕易敗北？
……
甲午海戰之敗，原因錯綜複雜，並不能逐一言清，筆者不談國力、不談軍事，只談談清朝的兩朝帝師翁同龢在甲午戰爭前後所作之事，以及其後人翁萬戈捐贈183件古董給美國的事，至於功過是非，則留給大家以及後人評説。
翁同龢，是近代史中著名的人物，他的人生充滿傳奇色彩。
21歲選為拔貢，23歲中舉，年僅27歲（咸豐六年）狀元及第，如此優異的成績，從科舉考試出現算起，也絕對是名列前茅。
翁同龢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其兄都是清朝高官。
書香門第，官宦世家，自身又是才華橫溢的奇才，入仕以後很快得到重視，一路平步青雲，身為同治、光緒兩代皇帝的帝師。
翁同龢不僅名譽威望極高，又歷任刑部、工部、户部尚書，手中掌握實權，不僅身兼數職，而且兩入軍機。
翁同龢的官場生涯，堪稱輝煌，無論是在官場還是民間，他的口碑都是一致好評，出道即巔峯，巔峯始至終，這樣的人生簡直就是完美！
然而，這世界真有完美之人嗎？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被稱為“千古完人”的曾國藩，又何嘗沒有污點呢？翁同龢固然是人中龍鳳，卻也逃不過血肉之軀的本質，他有血有肉，自然也有會錯。
翁同龢與李鴻章不同，關於他的後世爭議遠不及李鴻章那麼激烈，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甲午海戰前後，翁同龢是主戰派的清流，而李鴻章則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清流派的成員有一系列的特點，他們大多都是京官，而且各個飽讀詩書、才華橫溢、文筆出眾，一旦與有人與他們形成對立面，勢必就要面對他們旁徵博引、口若懸河的舌戰。
翁同龢雖然滿腹經綸，在清政府該不該與日本進行海戰的問題上，卻不顧實力差距的事實，做出了極力主戰的決定。甲午海戰失敗，李鴻章是不是罪人暫且不提，至少翁同龢難辭其咎！
翁同龢難辭其咎的原因之一：不能做到知己知彼
甲午海戰之前，日本曾對清政府提出日軍留駐朝鮮的提議，如此的無理的要求中方自然不願意答應。
帝師翁同龢為領袖的清流黨表示，中國已經經營海防近三十年，組建海軍也已經七八年，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面對日本的挑釁，此刻正是一展身手，為國爭光之時，何況對手區區日本這樣的島國，外強中乾而已。
“島夷小丑，外強中乾， 久為寰海所共知”
李鴻章正好與翁同龢為主的清流黨持相反意見，他認為處理此事不宜與日本交惡，日本提出駐軍朝鮮的提議，無非是想獨佔在朝鮮利益，我們可以尋求在列強之中斡旋，使列強派兵進入朝鮮，以此打破日本的野心。
李鴻章為什麼不主戰？如漢人當年一般，高喊一聲“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然後將冒犯自己的敵人打得落花流水，揚我國威，豈不是美事一件嗎？
忠於祖國，死戰外敵固然是好事，可惜清軍不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清朝也沒有毛澤東這樣的偉人，面對列強的威脅時，李鴻章主和的樣子讓人看起來很懦弱，但是漢朝當年積弱之時，呂雉受到冒頓單于的羞辱時，不也笑臉相迎了嗎？
李鴻章主和的理由很簡單，他認為清政府在當時是日本的對手。
李鴻章認為，日本為難中國並非突發奇想，而是蓄謀已久的巨大陰謀，日本國土面積雖小，近十年卻奮發圖強，全力革新，軍事發展迅速。
日本一邊快速學習西方技術，一邊全力發展軍事，每年都添置鐵、快新船一二艘，如今海軍規模已經形成，以中國海軍現有力量，只能夠勉強防守，一旦與之發生海戰，勝率不高。
李鴻章在甲午海戰前，通過《據實陳奏軍情折》闡述觀點，並在《為酌度日朝情勢 應預籌辦理厚集兵餉折》中表明敵我雙方的軍事情況，只是他的意見並沒有得到採納，光緒帝顯然更支持自己的老師翁同龢。
筆者以為，翁同龢主戰並沒有錯，在外敵入侵時，中國民族素來有不懼外敵的作風，但是不該逞匹夫之勇，應該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戰百勝，與敵人決戰的時機應該掌握自己己方，而不能順應敵方，主戰固然令人熱血沸騰，但是求勝才是主戰的終極目標啊！
但是此事也有疑點，翁同龢是一位奇才，他固然短時間內無法做到知己知彼，但是聽聞李鴻章等主和派的闡述後，他為何依然一味主戰？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涉及到翁同龢在甲午海戰中主戰的第二不明智了。
翁同龢難辭其咎的原因之二：不以大局為重
翁同龢堅持主戰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其一，翁同龢乃是帝黨的清流派領袖，素來站在道德的至高點，當外敵入侵之時，戰與不戰，其實有着愛國與否的深層含義，不妥協、不畏戰、為國效命，自然是翁同龢的不二之選！
其二，翁同龢領導的清流派素來與洋務派爭鋒對立，當李鴻章提出主和思想以後，翁同龢的主戰態度更加堅定。
其三，翁同龢主戰有私心，他想借此打擊李鴻章的勢力，原因也很簡單，上戰場的人是北洋海軍，無論成敗與否，清流派的損失都不會大，如果北洋海軍取勝，一力主戰的翁同龢將成為最大的功臣；如果北洋海軍失敗，翁同龢則要對李鴻章興師問罪。
翁同龢的主戰立場，對他本人而言百利無一害，但是卻對當時的清朝卻有極高風險，甲午海戰一旦戰敗，後果對清政府來説，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翁同龢的門生王伯恭，在自己所著的《蜷廬隨筆》一書中對此事也有記載，據王伯恭所言，在翁同龢一力主戰之時，王伯恭曾私下找到翁同龢，向其陳述主戰的一些弊端，並委婉表示，李鴻章的一些觀點其實也有一定道理，王伯恭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對主戰還是表示了擔憂的態度。
王伯恭的觀點沒能勸動翁同龢改變主意，反而遭到翁同龢的嘲笑，翁同龢認為王伯恭的想法根本就是一介書生之言，稱他是“書生膽小”。
王伯恭自然不認同這樣的説法，繼續痛陳利弊，闡明利害，希望能改變翁同龢的想法。
“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能放膽嘗試？”
或許是王伯恭的慷慨陳詞激怒了翁同龢，他不耐煩的説出心底的真正看法，他就是要將李鴻章拉出來溜溜，看看他是騾子是馬，將來就有整頓他的餘地了！
王伯恭被這句話陡然驚醒，明白了翁同龢的真正意圖，便不再言語了。
所以，翁同龢一力主戰雖然風骨盡顯，卻終究不是一個從大局出發的明智之舉。
翁同龢為官有餘卻謀國不足
翁同龢針對李鴻章的，其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直貫穿了甲午海戰前後。王伯恭所言非虛，翁同龢具備公報私仇的能力和動機，他與李鴻章有很深的私怨，他的諸多做法也都印證了王伯恭的記載。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翁同龢就已經對李鴻章懷恨在心，翁同龢的兄長翁同書時任安徽巡撫，身為巡撫，卻在定遠被圍之際，居然棄城逃跑，李鴻章因此上奏摺彈劾翁同書。
封疆棄守之罪本來就是重罪，翁同書最終被謫戍新疆，本來翁同書有罪在先是事實，被罰謫戍新疆也已是法外開恩，翁家不該有什麼不滿，但翁同龢卻不這樣認為，他將自己兄長的處境全部歸咎到李鴻章身上。
光緒皇帝很瞭解自己的老師，也曾用話語點過翁同龢，李鴻章與他都是朝廷的重臣，當摒棄前嫌，共同為國效力。
可惜，翁同龢顯然沒有聽進去，他在此後與李鴻章打交道期間，多次公報私仇，我們且舉些甲午海戰前後的事例。
北洋海軍是清末花費重金組建的一支軍事力量，更是李鴻章手底下最近代化的一支武裝力量，為了組建、經營、維護這支力量，李鴻章費了不少心血，其中不僅僅是船隻武器，還有人員的配備。
北洋海軍中最得李鴻章器重的人當屬丁汝昌，他是李鴻章的得力干將，具有豐富的海軍經驗，正因如此，他也成為翁同龢針對李鴻章的重點對象。
每當丁汝昌有軍事行動，若無功而返，則會在朝堂之上遭清流痛罵浪費軍費開支；若戰果不佳，則有三五言官上奏彈劾，稱戰敗之因非水軍不利，而是提督丁汝昌無能等等。
丁汝昌前方尋找戰機，後方日夜佈置水雷抵禦外敵，朝堂之上又要疲於應付清流派的攻擊，身心疲憊之下。
丁汝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如此艱難的困境之時，曾經也發過怨言，表達其不惜己身，願意戰死沙場的態度，也表達了身心疲憊，清流使其不堪重負的哀怨。
迨事吃緊，不出邀擊，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顧，尤罪……
翁同龢帶給北洋海軍的壓力，遠遠不止海軍將領方面。
1888年，這一年的北洋水師更名北洋海軍，經過清朝的多年努力和李鴻章的苦心經營，北洋海軍的戰鬥力在這一年達到巔峯，被譽為亞洲第一海軍。
時任户部尚書的翁同龢，卻在這一年向光緒遞交了《請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折》，申請停止北洋海軍進口船炮的軍費，理由則是“治理黃河經費不敷”。
事實上呢？是誰佔據了被該更新北洋海軍船炮的軍費呢？慈禧！
慈禧為了修築頤和園用於享樂，又恰逢她辦“六十”萬壽慶典，導致國庫空虛，軍費緊張。
海軍強大與否，完全取決於是否船堅炮利，如果船炮不及時進行更新，很快就會落伍，再也沒有與新艦隊的一戰之力，這樣的情況即便是一位水手都明白，李鴻章自然心裏清楚，翁同龢內心也和明鏡一樣。
翁同龢身為户部尚書，在海軍軍費被挪用的情況下，沒能給及時想辦法找補虧空；
翁同龢身為清流領袖，手下言官眾多，彈劾起李鴻章頭頭是道，慈禧不顧國家安危，挪軍費而私用，他們卻一個個噤若寒蟬，失了聲。
翁同龢僅僅因為自己的私怨，便奏定停了北洋海軍15年的軍費，僅僅在數年之後，1894年，日本海軍便在“一意治軍，效法西方”的情況下，海軍實力躍居為新的亞洲第一。
翁同龢又因為一己私慾，想要拿捏李鴻章，在日本“每年必添鐵快新船一、二艘”，而中國“部議停購船械 , 未能續添”的情況下一力主戰。
最終，甲午海戰失敗，中國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中國海上力量蕩然無存。
事後，李鴻章被封為赴日談判的頭等全權大臣，他自知此去艱難，軍事上的失敗，他此去無非是任人宰割的魚肉，根本沒有什麼話語權。
李鴻章邀請翁同龢共同前去，卻遭到翁同龢的婉拒，“若餘曾辦過洋務 , 此行必不辭, 今以生手辦重事 , 胡可哉 ?”
最終，翁同龢因為極力主戰留下清名，李鴻章因為簽訂喪權辱國的屈辱條約，而背上罵名。
甲午海戰失敗，如果説李鴻章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麼翁同龢不以大局為重恐怕也難辭其咎。
中國有一句老話，“家和萬事興”。其實大家小家都是如此，身居要職並非是個人榮譽，而是承擔着全國人民的信任，作為國家棟梁，大清的肱股之臣，翁同龢在處理個人與李鴻章的恩怨時，沒有體現出棟樑格局和胸懷。
甲午海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為國效死命，勝敗之責不在於三軍不肯用命，而在於船不堅炮不利，如果翁同龢直言敢諫，帶領清流規勸慈禧停止挪用海軍軍費，如果翁同龢能夠承擔起户部之責，想辦法為北洋海軍擠出開支，如果翁同龢能夠從大局出發，與北洋海軍同仇敵愾，與李鴻章做下聊聊國之利弊，想來，也就不會有北洋海軍留給我們今天的悲壯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的後人，他的五世孫翁萬戈，如今已是美國籍，並且將183件（130幅繪畫、31幅書法、18件拓片及4件織繡）珍貴古董無償捐給美國波士頓博物館。
其中，最為珍貴的一件藏品當屬清代王翬的畫作《長江萬里圖》，這幅畫作產生於王翬歸鄉期間，當時他因為創作了《南巡圖》而名動一時，創作生命巔峯時期，又創作這幅《長江萬里圖》。
翁同龢見到這幅圖時，不禁驚歎：“真乃天下奇觀也！”當他問價時，得到的回答是千金。翁同龢雖為高官，千金的價格對他來説還是太高，他也不得不悵然若失的離開。好在賣畫之人念其是識貨的大家，最終願意以400金的價格成交，《長江萬里圖》就此成為翁家藏品，一直傳到翁同龢五世孫的手中。
翁萬戈的藏品極其豐富，曾經以450萬美元的價格，將翁氏藏書80種共542冊售給上海圖書館。他本人也一直致力於中外文化交流，他將中國珍貴的藝術藏品捐給美國波士頓博物館也是出於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考慮，他希望有更多的美國人可以通過這些藏品感受中國藝術。
藏品是中國的藝術，卻是翁家的藏品，翁萬戈將這些古董藏品捐給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屬於他的權力，其他人無權對此進行譴責。
但是，筆者想説的是，無論是翁同龢還是翁萬戈，都應該以大局為重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