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對明神宗朱翊鈞有一個很中肯的評價啊，就是以家事誤國事，其實這個評價一點都不過分。
因為國本之事，明神宗和朝臣在意見上有二十幾年的對立，由於立儲的事情，讓明神宗很不遂心，導致了明神宗怠荒朝政，使自己疏於政事，就連長期的職官空缺的問題，也是置之不理，嚴重的缺官問題，導致了豪強和惡霸四處橫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所謂立國本，就是冊立太子一事，明神宗朝所謂的“立國本”的事情，其實細究起來，就是一場長達十年的鬧劇。
由於明神宗的皇后，沒有生下嫡子，而明神宗偶然的一次，和給他送洗手水的一位姓王的宮女，不經意的一次隨緣錯愛，卻意外地給他生下了一個皇長子，他就是朱常洛，但是，明神宗並不喜歡他，只給他的母親冊封為恭妃。
而明神宗寵幸的鄭妃，在三年以後，也為明神宗生下了朱常洵，明神宗驚喜萬分，馬上就晉封鄭妃為皇貴妃。
出獄對鄭皇妃的寵愛，明神宗和鄭皇妃曾在大高元殿謁神盟誓，發誓要立她的兒子成為太子，並把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的誓言，裝入了玉盒之中，交給了鄭皇妃，再三叮囑她，要守護好。這就是所謂的“玉盒密約”。
由於皇后沒有生下嫡子，所以朝廷上下，都在為立太子的事情，爭論不休。但“玉盒密約”的消息，不知是誰有意走漏了風聲，頓時引起了朝野的極大的震盪。
由於根深蒂固的觀念，羣臣們認為，如果立朱常洵是不顧祖宗禮法的，為了社稷的安穩，就是掉了腦袋，也是要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姜應麟堅持己見，堅決擁護冊立皇長子為東宮太子，明神宗見了姜應麟的奏疏，十分憤怒，在明神宗看來，姜應麟是故意檢舉我，來炫耀他的正直，真的是好生無禮！把他放到邊疆去吧！
當李太后聽説姜應麟為了立皇長子為太子的事情，被貶以後，心裏很不高興。於是當面質問明神宗其中的原委。明神宗説“朱常洛是普通宮女的兒子。”
李太后並語重長心的對明神宗説：“母以子貴，分什麼等級呀？你不也是普通宮女的兒子嗎？”（李太后原先也是普通宮女，因為生了明神宗以後，後來才封為太后的。）
明神宗聽完以後，惶愧伏地，太后把他想“廢長立幼”的理由，完全拆穿了。
從此以後，明神宗在立太子的時候，便處在了兩難的境地。
明神宗很中意鄭貴妃生的朱常洵，但是又不敢違逆母后的意思，於是便把立太子的事情，長久的擱置了起來。
但是羣臣們，似乎已經急不可耐了，一次又一次地上疏，請明神宗慎重行事，讓他及早的“冊立東宮”。
明顯羣臣的意見，是與他的心願想違背的。於是他的心裏就更煩了。
所以一遇到有的大臣提出“請立東宮”的事情，就很隨意地給他們降、調、罰等各種處分。本來這是明神宗的下馬威，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可是，朝廷的大臣説來也怪，當一個人受罰後，便很快便有三、四、五個人來保，明神宗見狀，更是火上澆油，便一起將他們罰了，但是，那“請立東宮”的奏疏，還是雪花般地往上飛。
明神宗直覺告訴他，這些臣子是在故意為難他。明神宗心想，來硬的不行，我來軟的。
於是從萬曆十八年（1590年）以後，明神宗便開始實行與羣臣對抗的“怠工”。
由於明神宗的偏愛和優柔寡斷，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在朝廷上形成了兩派，一派是擁立“皇長子”的一派；一派是巴結鄭貴妃的，將來可以在朝中撈到一些政治資本。
於是，朝廷裏面的“朋黨”之間的爭鬥不絕，而且是不擇手段。
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萬曆已經四十歲了。他也知道冊立太子的重要性，但是由於他的偏愛和執拗，以致於拖延了這麼多年，而且朝廷的政事也是日加不堪，如果自己一旦殯天，朝廷必然會大亂。
於是，明神宗下定決心，冊立太子。
到了這關鍵的時刻，鄭貴妃沒有忘記當年皇帝立下的誓言。便從錦匣中，取出了當年萬曆皇帝寫下的手諭，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由於手諭已經放置了多年，早已被蟲蟻咬壞了，特別是寫着“朱常洵”名字的地方，更是被蛀成一堆碎屑，在手諭的正中開了一個大洞。
迷信的萬曆皇帝不由的驚歎道：“這是天意呀！”
萬曆皇帝終於摒棄了“廢長立幼”的心思，不久便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
本來朝臣對萬曆皇帝立朱常洛為太子，是沒有異議的。
但是內鬥一起，是很難在短時間內熄滅的。朝廷裏各個派系都利用立國本這件事情，大做文章，常常是借題發揮，相互攻擊，以壓制對方。
由於立儲問題所引發出的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的妖書案、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的梃擊案、泰昌元年（1620年）的紅丸案等大案。
明神宗的偏愛與優柔寡斷是導致立儲問題不能果斷解決的主因，而因為立儲一事而遭遣者、罷者、仗者、身亡者是不計其數的。
可見立儲的問題對明末社會造成的衝擊是巨大的，也因立太子的而發生的政治危機，也是愈演愈烈。
最終導致了明熹宗朝“閹黨”大殺“東林黨人”的“黨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亡國的過沖。
所以説，歷史學家對明神宗的評價，是一針見血的。是明神宗的優柔寡斷，不能果斷的處置家事，從而間接地誤了國事。
難怪有的人也不由地發出感嘆，其實明朝的滅亡，是明神宗一手造成，看來也是不為過。歡迎提出自己的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