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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魯士是歷史上的德意志國家，位於歐洲的中部。在德國統一前，普魯士曾經和奧地利同為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最強大的兩國邦國，堪稱歐洲列強之一。19世紀中期，在經歷了三次王朝戰爭的勝利以後，普魯士統一了除奧地利帝國以外的德意志地區，建立了德意志帝國。
由於這層歷史淵源，普魯士也就成為了德國近代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詞。一戰和二戰期間，德國表現出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和軍國主義皆來源於此。那麼，在神聖羅馬帝國長期處於內部分裂的環境下，普魯士的這些特徵又是如何形成和建立起來的呢？這就需要從普魯士的立國進程開始聊起了！
中世紀前期，德意志的前身東法蘭克王國為了從西斯拉夫人手中奪回易北河以東的領地，在這裏建立了前方哨所，即勃蘭登堡。1134年，薩克森地方貴族阿斯卡尼家族從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洛塔爾三世手中獲得了這塊領地的統治權，便開始長期奉行向東擴張的路線。到了13世紀初逐漸以柏林城為中心的邊地侯爵領地，並於13世紀末將其領土擴張至波蘭西境的維斯瓦河流域，逐漸控制了西斯拉夫人濱海地區——波美拉尼亞。1356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頒佈《黃金詔書》，勃蘭登堡侯爵獲得帝國選帝候稱號。
與勃蘭登堡相比，普魯士的發展更具傳奇色彩。這片濱海土地曾經是波羅的人的領土，卻於12世紀末遭到波蘭封建貴族的入侵。作為西斯拉夫族羣代表的波蘭人，很快就在維斯瓦河口構建了但澤城堡，但遭到波羅的人的頑強抵抗。眼看着古普魯士人能夠從同族立陶宛人那裏獲得支持，而此時的波蘭卻正處於四分五裂的境地之中。於是波蘭貴族馬佐維亞公爵被迫向德意志條頓騎士團求援。彼時，十字軍東征遭受挫敗，條頓騎士團也因此另尋他處，機緣巧合之下便於1230年和波蘭貴族立下約定，負責進攻普魯士並分享被征服土地的管轄權。
在條頓騎士團以軍事管理和宗教禁慾主義進行統治的過程中，普魯士逐漸形成一種迥異於國家意識的超個人效忠觀念，並將對未來國家產生深遠影響。此後，騎士團一方面招徠移民、同漢薩同盟展開廣泛貿易，另一方面則大舉入侵波蘭，對波蘭和立陶宛構成嚴重威脅。為此，波蘭和立陶宛在俄國的支持下聯合起來，並於1410年在坦能堡會戰中擊敗了騎士團。此後，普魯士接連內亂，並爆發了大規模起義，導致國家元氣大傷。1466年，騎士團不得不與波蘭簽署《託倫和約》，領地遭到削弱，併成為波蘭的從屬國。
直至此時，勃蘭登堡與普魯士都未曾發生密切的聯繫，即便二者均出現了德意志化趨勢。然而，霍亨索倫家族的崛起，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將這兩個不同歷史起源和相互獨立發展的地區連結在了一起。霍亨索倫家族本為德意志士瓦本公國治下的一個小貴族，但是就和12世紀的薩克森地方貴族阿斯卡尼家族一樣，不甘寂寞的他們通過聯姻、贖買、行賄等手段，逐漸從10世紀統領瑞士北部紐倫堡小貴族發展壯大成為同時擁有紐倫堡伯爵和勃蘭登堡侯爵兩大領地的“望族”。16世紀初，霍亨索倫家族的紐倫堡旁系阿爾布萊希特當選條頓騎士團首領，從此普魯士和勃蘭登堡開始同屬於一個家族的治下。
阿爾布萊希特執掌騎士團期間，採納了馬丁·路德的建議推行宗教改革，使得普魯士擺脱了天主教會的掣肘，成為霍亨索倫家族的世襲領地，只是對波蘭的臣屬地位依舊未變。不過，阿爾布萊希特這一脈畢竟是家族紐倫堡領地的旁支，這讓身為家族嫡脈的勃蘭登堡侯爵如坐針氈。畢竟，歷史上旁支反向兼併嫡脈的事情屢見不鮮，春秋早期的中原霸主晉國就曾有過“曲沃代翼”的舊事。所以，勃蘭登堡侯爵通過聯姻方式，在阿爾布萊希特的兒子逝世以後，成功攫取了對普魯士的法定繼承權。為了防止波蘭從中作梗，選候大肆賄賂波蘭的王公貴族和議會以換取他們的認可。1618年，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正式成立。
在公國成立前後的幾十年裏，勃蘭登堡侯爵故伎重演，又將萊茵河下游的大片領土納入囊中。只是，伴隨着歐洲三十年戰爭的日趨激烈，這一進程被強行打斷了。在控制了德意志西部下萊茵河地區之後，霍亨索倫家族擁有了近距離接觸西歐較先進地區的便利，從而為其日後開拓經濟貿易、增強實力奠定了良好的條件。只是，縱觀家族的整個領土，主要分為普魯士、勃蘭登堡和下萊茵地區，這其中普魯士和勃蘭登堡的地理自然環境最為接近，在早期開墾殖民的過程中形成了以容克貴族地產為主體的經濟模式，至於下萊茵地區則憑藉稠密的人口、肥沃的土地以及西歐發達經貿的影響，逐漸成為重要的手工業基地。
三大板塊由於自然環境和經濟結構的不同，形成了相互補充的作用，增強了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的綜合實力。然而，由於空間上的相互割裂、缺乏共同邊界等原因，導致其內部在面對外部壓力時的地緣需求難以達成統一。三塊領地分別從屬於波蘭和神聖羅馬帝國的事實，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離心趨勢。所以，當三十年戰爭的戰火不可避免的燒到自己的領地上時，勃蘭登堡-普魯士再度面臨一場關於命運的選擇。
三十年戰爭爆發於1618年，這也正是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成立的那年。戰爭後不久，丹麥、瑞典等干涉軍就以新教徒守護者的名義入侵德意志北部，烽煙四起、餓殍遍地、人口驟減。此時的勃蘭登堡選帝侯名叫格奧爾格·威廉，他是一位懦弱、膽小的人，任憑瑞典國王長驅直入、威脅其對波美拉尼亞的繼承權，卻不敢有任何反抗。當然，作為戰爭另外一方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更加遭受霍亨索倫家族的厭惡，畢竟皇帝頒佈的教產復原敕令同樣威脅到其領地的安全。在此背景之下，格奧爾格·威廉在戰爭中首鼠兩端、態度模稜兩可，最終遭到領地內貴族們的拋棄，公國面臨逐漸瓦解的危機。
所幸的是，當格奧爾格的兒子腓特烈·威廉於1640年即位之後，情況終於得到好轉。他誕生和成長於戰爭和困境之中，被後人稱為“大選侯”。當時德意志地區人口密度普遍不到法國的四分之一，百姓流離失所、野外餓狼成羣，並且由於勃蘭登堡地形開闊、平坦、無險可守，大選侯認為迫切需要組建一支強悍的軍隊，才能拱衞領地，令他國忌憚。憑藉早年間在荷蘭經歷的影響，威廉熱烈歡迎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和來自法國遭受迫害的新教徒在自己的領地從事工商業，並慷慨資助許多企業。從此，城市消費税和食鹽專賣税成為土地税之外的重要財政來源，軍費充盈，軍隊也擴至3萬餘人。
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腓特烈·威廉憑藉強悍的實力和精妙的談判技巧，獲得了大片領土。然而，瑞典人對近波美拉尼亞以及奧得河口的佔據，導致勃蘭登堡與普魯士依舊被隔開。所以，在此後的戰略規劃中，大選侯為自己和後繼者定下了三大戰略目標，即解除波蘭對普魯士的宗主權、奪取近波美拉尼亞以及奧得河口、將領地連成一片。後來，波蘭與瑞典爆發衝突，大選侯以3萬精鋭軍隊作為談判籌碼，朝秦暮楚、伺機而動，並最終在獲得波蘭解除對普魯士宗主權承諾之後攻打瑞典。只是，儘管瑞典在軍事上丟掉了波羅的海南岸部分領地，卻憑藉外交層面的勝利又奪了回來。原來，作為瑞典盟友的法國出面干涉，最終迫使腓特烈·威廉做出讓步，功敗垂成。
作為大選侯的繼承人，其子是勃蘭登堡選侯腓特烈三世，同時也是普魯士王國腓特烈一世，這是因為霍亨索倫家族在他任期內發生了一次重大的變化，他正式“晉升”為國王了。不過，相較於他的父親大選侯，腓特烈三世不僅軟弱、自卑，並且十分喜歡揮霍浪費。1701年，法國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圍繞西班牙王位繼承權爆發戰爭，腓特烈三世以8000援軍為籌碼，換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將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晉升為王國。這一行動獲得了領地內容克貴族的支持，同時腓特烈還有意使用不在帝國版圖範圍內的“普魯士”作為國號，以示新王國不接受皇帝管束的意圖。
此後，威廉一世繼位成為普魯士國王，他一方面恢復了祖父大選侯的軍事立國傳統，另一方面改變了父親揮霍無度的作風。在威廉一世看來，每一枚銀幣的浪費都是可恥的，這些錢積攢下來可以用來籌建更多的軍隊。為此，威廉一世頒佈了《徵兵區條例》，為後來普魯士實行全民兵役制鋪平了道路。同時，威廉一世時期大力吸引外來移民、扶持工商業、推行宗教自由政策，併為了保護國內企業實行嚴格的關税政策，極大的促進了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
伴隨着税收範圍的擴大和人口的增長，普魯士舊的官僚系統也亟待改善。武官方面，普魯士籌建專業的貴族軍官學校，吸納大批沒有繼承權的容克貴族子弟入伍，並將社會上容克貴族管理農奴的模式納入軍隊管理中，讓軍官們用嚴酷的刑罰制度管理農奴出身的士兵。文官方面，則不斷吸納市民階層和底層軍官出身的人才，逐漸建立起一套完全服從於國王的官僚體系，擺脱了地方貴族和城市自治機構對王權的掣肘，加強了中央集權。雖然威廉一世在對外用兵的決策上十分謹慎，但普魯士軍隊在其任期達到了驚人的8.3萬人規模，成為歐洲排名第四的強大軍隊。至此，普魯士軍事立國的戰略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綜上所述，伴隨着霍亨索倫家族的崛起，勃蘭登堡和普魯士逐漸成為同一個家族的領地，並承襲了德意志文化和條頓騎士團軍事因素。此後，在從勃蘭登堡-普魯士公國到普魯士王國的過程中，歷代君主在解決內部領地割裂、缺乏國家意識和外部強敵環伺的危機中，逐漸走上了一條軍事立國的道路。
正是由於大選侯、（普魯士王國）腓特烈一世、威廉一世等人的努力，後來腓特烈二世才能憑藉強悍的軍隊進行一系列擴張，並最終揚名於七年戰爭，被後世尊為“腓特烈大帝”。此後，普魯士王國雖一度消沉，甚至在拿破崙戰爭期間慘遭佔領，卻依舊抓住了歷史時機，憑藉普丹、普奧、普法三次王朝戰爭的勝利完成了對德意志地區的統一，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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