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一個民族文化積累、傳播和創新的重要場域，擁有學科建設、精英匯聚和學術交流的優勢，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融會古今中外文化成果、推動民族文化的創新和先進文化的發展。大學的文化繁榮和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是個性化與多樣化的統一，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洪堡建立的現代大學制度，確立了科學研究支撐教育的體制機制，保證了人才培養始終處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體現了大學對社會進步的支持和引領作用。高等教育作為適應科技進步、產業發展需要而存在。古典大學主要以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承與匯聚為主，現代大學與古典大學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大學的知識創新不再滿足於傳承、匯聚知識，更要創造知識。科學知識的傳承和匯聚進入到大學後，先是在大學教學中引起了一些改變，然後形成一種趨勢，最後引起大學的變革。20世紀初工業革命是由技術創新推動的，驗證了“科學研究支撐和引領的高等教育”這個現代大學的本質。二次大戰後，各國高等教育在經濟恢復發展中紛紛結合本國的實際，學習、借鑑美國大學體制，堅持知識創新的核心價值，走出了各國大學不同的發展路徑、模式。大學作為知識創新的中心，通過匯聚、傳承和創造知識，支撐和引領着社會前進的方向。
歷史上，破除傳統模式和解放思想都是最難的，從教育的發展史來看，教育的所有變革都來自於知識創新程度和發展趨勢的變革。隨着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對全球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傳統的人文交流模式和傳統教育模式在疫情之下都無法正常運轉。傳統教育模式是否會被線上教育模式所取代？這場危機對國際高等教育產生了什麼影響？人文交流與教育如何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目前看來，疫情勢必會帶來重大變革。
首先，大學教師和學生將擁有更大的教學和學習的“自主權”和“選擇權”， 大學教育知識創造、知識應用功能，特別是知識傳播功能將逐漸增強。隨着互聯網發展，虛擬空間逐漸變成人類生存發展的現實空間，知識被附加上了選擇權，知識的傳播更加市場化，加速了知識市場的形成。疫情之下，傳統的線下模式轉變為線上授課模式，學生有更多的時間選擇接受自己喜歡的課程和教育方式，而不是被固定校園課程所束縛。知識被賦予了被選擇權，“好知識”和“壞知識”在線上模式之下立見高下，是高等教育學界的一次選擇權和被選擇權的重置。大學教育唯有通過個性化培養和優質知識的過濾篩選才能適合社會發展的多元化需要。這種變革提高了“好知識”的價格標的，也提高了傳播量和傳播速度。這種趨勢決定了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大學教師和大學生將不再屬於某所學校，他們可以同時在一個平台或多個平台，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自主地選擇學習內容。大學也將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大學校園，而是由若干所各具特色的大學構成的大學平台聯盟，向學生提供更加豐富多彩的知識產品。
其次，疫情將會徹底改變傳統教育評價體系，學生可以及時向學校反饋，加速知識的更新迭代，甚至推動社會治理的進程，這些變化，將再一次挑戰和考驗現代大學的核心價值，大學面臨着新的變革。傳統評價體系在疫情之下已經不適用了，線下課程中老師對知識的重複度非常高，有些老師甚至可以用同一個授課大綱、同一個案例進行數十年的教授。而每年僅有兩次的期中期末教師評價並不能真正起到對老師優勝劣汰的作用。大學教師的核心價值就是知識創新，如果以知識創新作為衡量一所大學的邏輯起點，那麼提升大學和大學教師的知識創新能力就成為大學爭取資源和社會評價的核心價值。線上授課模式使得學生可以及時向學校反饋自己對課程的滿意度，從而敦促老師對知識的更新，明確了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就可以一致化地、系統地設計大學制度，並且準確定位大學在國家發展中的位置。我們還可以準確定義出現代大學和各個大學的類型，深化科教融合、產教融合的理論研究，明確各種辦學主體應當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制定科學的現代大學制度，而這種更新勢必會推動社會治理進程的發展。
再次，隨着老師變“主播”，知識的娛樂化和觀眾緣被凸顯的更加重要，老師自身的個人魅力成為重中之重，知識傳播形式、時空、速度的質變，或將徹底改變我們進行知識學習和應用的方式和習慣。在這次疫情帶來的知識創新中，知識傳播在未來教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知識的嚴肅性被弱化了，老師需要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需要觀眾緣，同時還需要接地氣。知識的民粹主義在此次疫情中顯得尤為重要，也是加速知識更新和提升老師自身素質的一次倒逼。在傳統授課模式中，僅有匯聚和傳承遠遠不夠，教育的層級越高，教師的專業知識匯聚能力和傳承能力將越強。這兩種能力只能考核教師教學是否合格，屬於底線要求，而要考核教師教學水平的高低，則主要取決於教師的知識創造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普及與發展，現代科技創新和知識創新越來越多地依賴於知識的內生性和交叉學科的碰撞。
最後，今年高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對於廣大考生來説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人們或將重新思考高考的必要性。百度百科上給出的“大學”的定義是“提供教學和研究條件和授權頒發學位的高等教育機構。”此種定義非常模糊，將大學看成是教育和科研簡單的混合體，基於這種認識，將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放到同行重要的關係，從邏輯上模糊了大學的核心價值，削弱了大學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依據此認知，傳統教育模式的轉變打破了知識壁壘，使得不同學校的知識都可以進行分享和線上學，而大學在疫情的影響下遲遲未能開學，這對後疫情時代大學存在的必要性試一次重大考驗，家長和學生對自己理想大學的標準是否會發生改變？學生是否會重新思考海外留學和考入自己理想大學的必要性？都是一個未知數。而事實上大學輸出的是具體的科研成果和人才，大學不僅具有培養學生知識構成的作用，同時還具備培養學生向社會過渡和塑造自身朋友圈的功能。
如此看來，疫情或將顛覆全球人文交流與傳統教育模式，促使傳統教育模式的結構性重組，對大學制度產生新的變革影響，從而加速知識創新和科技創新。縱觀世界，創新是強國戰略的重要組成和重要特徵。縱觀人類歷史，思想變革始終是創新的源頭，在一個社會發展中起着“引擎”作用，技術創新和知識創新將推動、引領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方向。
張夢晨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傳播和公共關係。參與多個部委的課題，已在《理論與政策》、《戰略與管理》、《中國地方自治》、《人民畫報》和中國網等發表數十篇論文和時評。
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