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後，日裔美國人遭遇了什麼？
2020年2月16日，部分日裔美國民眾，在北加州聖荷西舉行了擊鼓表演與點燭活動，以紀念二戰期間在美日裔遭受長期拘禁關押的歷史悲劇，提醒社會不要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①
圖：日裔美國民眾舉行擊鼓表演，紀念二戰在美日裔被拘禁事件
78年前，也就是1942年的2月1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第9066號總統行政命令，以戰時需要的名義，將大批日裔——包括已入籍美國者及定居美國的日本僑民，遷離美國西海岸，關押到設在內陸的10個“安置營”中，共計約有12萬人。這些“安置營”的條件很差，時人形容：
很多“安置營”實際上是馬棚、豬圈，入住者遷入時還能聞到馬糞的臭味，內中往往共用洗衣間、食堂、廁所和露天的淋浴間，且設有嚴格的軍事監控。親歷其事的日裔黑瀨安吉回憶道：
這種拘禁，一直持續到1945年1月份才有所好轉；二戰結束後，針對日裔的拘留營才被全部取消。
圖：“安置所”內的日裔居民排隊領取物資
對日裔的管制，與珍珠港事件直接相關。日本發動襲擊後第二天，《洛杉磯時報》就在社論中將有大批日裔聚居（約為10餘萬人）的加州稱作危險地區，號召“一切機警而目光敏鋭的公民”站出來，與軍事當局合作，“共同對付間諜、顛覆者等第五縱隊分子”。美國軍方也對日裔集中居住在夏威夷及美國西海岸一事存有擔憂，懷疑他們會給日軍的進攻提供協助。④
軍方對日裔的擔憂並非毫無來由。日本政府確實曾致力於從在美日裔中發展情報人員，如外務省在Nisei（指第二代日裔美國人）中招收30歲以下、高中以上學歷的青年，許諾畢業後讓他們做外交官。做選拔用的英語論文，包括了《關於東亞新秩序》這樣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題目，且要求應試者使用打印機答題，目的是便於日後監聽廣播時做記錄。有一些Nisei後來進入了外務省的無線電室，負責監聽歐美盟國的廣播；戰時對美軍的欺騙性宣傳廣播，如著名的“東京玫瑰”等，也是由Nisei任廣播員。麥克阿瑟率軍佔領日本後，曾清算過一些Nisei的叛國行為。⑤
但這種擔憂，經由媒體、加州政府及軍方的宣傳，被嚴重地擴大化，結果引發了美國民眾對“日本鬼”（當時流行的對日裔的稱呼）的強烈恐懼與排斥——儘管這些日裔大多已在美國生活多年，且過半數（約為7萬左右）早已是美國國籍（很多人實際上是在美國出生的）。加油站不再願意將汽油賣給日裔，牛奶工不願再給日裔送奶，理髮店掛出“日本鬼來刮鬍子，發生意外事故概不負責”的牌子，飯店的櫥窗裏寫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殺無誤”。加州政府“呼應”這種民意，吊銷了本州日裔的律師、醫生執照，禁止本州的日裔出海捕魚；保險公司與銀行緊隨其後，擅自注銷了日裔的保單，拒絕兑付日裔的支票。
圖：針對日裔的驅逐令
日裔們自行遷離西海岸的計劃，也受到了其他州的抵制。內華達律師協會通過決議稱，“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市是危險的話，那麼他們來到內華達州同樣也是危險的”；愛達華州州長對新聞媒體公開表態稱“日本鬼生活像老鼠，繁殖像老鼠，所作所為也像老鼠”；阿肯色州州長則宣稱“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懷疑”；堪薩斯州出台政策禁止日本人的汽車進入該州，州長對外宣佈“堪薩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歡迎日本鬼”；在新澤西州，五名擁有美國國籍的二代日裔得到了當地一位農民的僱傭，作為威脅，地方保安機構燒掉了該農民的穀倉；……⑥
以上種種因素，催生出了由羅斯福簽署的拘禁12萬日裔的總統命令——該命令由美國陸軍西部軍區司令約翰.德威特中將提議（他的名言是“日本鬼就是日本鬼，不管是不是美國公民”）、經戰爭部長史汀生同意後，呈交給羅斯福做最終決策。命令很小心地避免提及“日裔”之類的字眼。
這些因素，也使得一些參與推動拘禁日裔的當事人，在時隔多年後，仍然認為當年的做法並沒有錯，理由是這些日裔的立場在當時確實引發了政府的擔憂，且關入“安置營”對日裔而言也有好處，因為不能預料美國人在路上碰到日裔會做出什麼事情。比如大法官雨果.布萊克晚年仍堅持認為：
但政策最關鍵的推動者之一、律師出身的戰爭部長史汀生，在政策出爐的那一刻，就明白它將對法制造成巨大破壞——在日記中，史汀生一面強調日本人不可信任，一面憂慮這項政策“會在美國憲法制度上劃開一個巨大的裂口”
圖：史汀生
撕裂很快就到來了。1944年，因拒絕進入“安置營”而被定罪的日裔美國人佛雷德.是松（Fred Korematsu），將美國政府告上了法庭——是松1919年生於加州，只有高中文憑，本在一家造船廠做電焊工。針對日裔的拘禁政策出台後，造船廠解僱了他，他的父母與兩個兄弟被關進了“安置營”。是松選擇逃跑，還用100美元找了一個庸醫做了一次失敗的整容（家人完全沒有發現他整過容）。1942年5月30日，是松在街頭被捕，被關入舊金山監獄，他的白人女友隨後聲明與他脱離關係。
儘管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數，駁回了是松的訴訟，裁決他仍然有罪，但三位大法官提出異議已非小事，且有人對“安置營”直接使用了“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的稱呼。1945年，又有耶魯大學法學教授猶金.羅斯托發表文章，將對日裔美國人的拘禁稱作“大災難”，“對自由最糟糕的打擊”，且主張對日裔美國人進行財產補償。⑧
圖：佛雷德.是松
這種撕裂，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1983年2月，“戰時搬遷和拘押平民調查委員會”出具正式報告，宣佈由羅斯福簽署的第9066號總統令“以軍事需要為由不能自圓其説”，“是完全錯誤的、粗暴的違法行為”。
在調查過程中，軍方和政府被證實有選擇地提供、使用材料，隱去了與其主張不符的信息。比如海軍情報軍官提供的報告稱，可以對特定的日裔採取有選擇的行動，沒有必要如後來那般不加區別將所有日裔集中拘禁。
1984年，北加利福尼亞聯邦地區法院撤銷了42年前對佛雷德.是松做出的有罪判決。判決書承認當年美國政府提供的證據“是錯誤和不真實的，故意忽略和隱瞞了關鍵情節和事實”⑨。獲得昭雪後的是松，曾如此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