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周恩來總理衞士長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成元功 著
説到周恩來的鬍子，可以説在我見到的所有的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的鬍子又黑又粗，而且長得特別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頦就會一片漆黑。也正是因為這一點，給他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秘密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方便。當年，為了躲避國民黨軍統特務的監視、跟蹤，甚至搜捕，他常常留起鬍子，化裝成富商和傳教士，所以當年大家都管他叫“胡公”，一提“胡公”就知道是周恩來。直到20世紀四五十年代，民主人士中仍有不少人稱他“胡公”。
我第一次聽他説有關鬍子的事
我是1945年8月下旬被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周恩來和鄧穎超生活很有規律，也很勤勞，雖然黨中央給他們配備了工作人員，凡是他們自己能做的事，只要工作不是特別忙，都是自己親手去做，從不勞動別人。比如洗手絹、洗襪子，周恩來都是自己動手，就是刮鬍子，也都是每次刮完以後自己將刮臉刀和刀架洗淨擦乾再放回到盒裏。
1945年12月，我隨周恩來到國民黨統治區重慶。當時他受黨中央的委託和國民黨談判，並參加三人調停小組到全國各地視察，並做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他工作特別忙，連睡眠的時間都很少，一些生活小事就不能親自動手去做了。一天，他親自示範，教我如何洗、收刮臉刀片和有關用具，並説，以後這些事就要請你幫我來做了。同時還交代説，以後凡是我不能用的刀片，就用手紙包起來放在一邊，説明我已經換了新刀片，不能用的舊刀片，你可以拿去做別的用。我都一一照辦了，他非常滿意。
由於他鬍子長得特別粗，又特別快，一個刀片用一個禮拜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他用刀片比別人要多。有一天，他的刀片用完了，要我上街去買一包新的，我便跑到南京新街口當時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去買。櫃枱裏擺着幾種刀片，由於我是第一次給他買刀片，不知買哪種牌子的好。再加我們當時都是供給制，每人每個月發不了幾個錢。儘管當時周恩來是國民黨政治部副部長、鄧穎超是國民黨參議院參議員，兩個人每個月有幾百塊銀圓的薪水，他們都交給了黨中央，和大家一樣過着供給制生活，手頭也沒多少錢，從節約出發，我給買了一包中等的。誰知這樣一來竟好心辦了錯事。第二天周恩來刮臉的時候，發現刀片不對，就把我叫去説，我鬍子粗、又硬，這種刀片刮不動，你拿去給別的同志用吧!接着又指着舊刀片告訴我，你把它拿上，就照這種牌子的買。這時我才知道他刮臉只能用“老人頭牌”的。
1946年11月，國民黨不顧我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反對，悍然決定召開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偽國大，國共兩黨談判破裂，中共代表團準備撤回延安，在撤離前，自然每個人要做些準備工作，比如買一些土特產、日用品之類。我個人倒是沒什麼準備的，因為我當時還沒結婚，光棍一個。需要考慮的倒是由我負責的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位首長。他們來南京一趟，多少得帶一點東西回去，帶什麼呢?考慮來考慮去，我覺得只有兩樣東西最合適：一是“老人頭牌”刮臉刀片，這是周恩來需要的，是延安買不到的；一是茶葉，周恩來、鄧穎超兩位首長平時並無嗜好，唯有每天兩杯清茶，而且帶回去還可以作為禮物送其他中央領導同志一些。經請示領導同意，我便上街買了150片“老人頭牌”刮臉刀片和10斤龍井茶。買150片刀片是考慮周恩來每週用一片，可供三年之用，而10斤茶葉則是考慮到分送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些，而餘下的周、鄧兩位首長也可喝上一陣子。事後我向鄧穎超作了彙報，她批評我説，茶葉買得太多了。我向她解釋後她再沒説什麼。
我們回到延安後，緊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戰爭，再往後就是進城。刮臉刀片周恩來一直用到1949年進入北平城，仍然綽綽有餘，而茶葉除了送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外，餘下的則成了周、鄧二位首長的生活必需品。為了細水長流，鄧穎超指示我，每次泡茶葉要放以前的一半。就這樣，三年解放戰爭期間，他們基本上能喝上清茶。事後鄧大姐表揚我説，小成，還是你做得對，想得周到，要不然恩來又要留鬍子了。
1949年進城後，在周恩來的生活中，第一件需要解決的就是刮臉刀片，我幾乎跑遍了北平城，後來總算在當時的王府井“王府百貨商店”買到了50片“老人頭牌”單面刮臉刀片。兩年後，“王府百貨商店”也沒有了，只好託人到上海買。
留鬍子是對敵鬥爭的需要
1951年春，周恩來因長期超負荷工作，過分勞累，病倒了。開始是感冒發燒，後來低燒不退。中央保健委員會寫報告給中央，建議讓他到外地休養一段時間。經毛澤東主席批准休養兩個月。周恩來選定大連。5月底，我隨周恩來到達大連，住在近郊黑石礁一個有一幢二層樓的小院裏。開始，他只在院子裏或者在院子外邊的附近散散步，一個星期後，他提出要到遠郊風景區或者公園去看看。這樣一來就給我們這些做警衞工作的出了個難題。當時，在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和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正在打仗，大連又和朝鮮隔海相望，還有不少從朝鮮戰場回來的志願軍傷員。周恩來已是一國的總理，一旦被認出，必然招致一些熱愛中央領導同志的羣眾的圍觀，而且暴露目標後，還有可能遭到敵機的襲擊和美蔣特務的暗殺。經過和地方搞警衞的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認為讓周恩來呆在家不是辦法，也達不到療養的目的，只有從不暴露目標方面考慮。怎麼才能不暴露目標呢?大家考慮來考慮去，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化裝。可怎麼化裝，6月天又不好戴口罩，我提出讓他留鬍子，大家都同意，報告了鄧穎超，鄧穎超原則上也同意。於是由警衞秘書何謙利用周恩來上午在走廊看報的機會，把我們的想法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一聽笑了：那還不容易。接着，他像講故事似地説，過去他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秘密工作時，就常常留起鬍子和敵人周旋。
不僅如此，他還講起了23年前一次遇險的故事。他説，23年前，也是這個季節，也發生在大連，當時我和小超(指鄧穎超)去莫斯科參加我們黨在莫斯科召開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初從上海乘日本輪船出發。當時周恩來留着鬍子，身穿白西服，扮做古玩商。路過青島，上岸吃了一頓飯。當時正趕上日本人在濟南槍殺了我外交官，打死打傷我國羣眾數千人。他買了各種報紙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到達大連碼頭上岸時，遭到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盤問。經過了兩個多小時的智鬥，他不但泰然地應付過去了，而且要求日本警察給他和鄧穎超找最好的旅館住，並給他們買火車票。火車經瀋陽到達長春後，發現再沒有人跟蹤了，這才下了車，住進旅館。脱掉西服，換上了長袍馬褂，和鄧穎超去了莫斯科。……
從接受我們建議那天起，周恩來就留起了鬍子，由於他鬍子長得特別快，一個星期兩撇八字鬍就長得很像樣子了。他先是在內部活動，參觀一個工業展覽，又參觀了一個體育館，都是由大連市長韓光陪同。可是沒過幾天，他就改變了主意。一天，洗臉前他對我説，去拿開水來刮臉，這鬍子不能留，哪有總理怕羣眾的道理。我一想也是，一國總理怎麼能怕羣眾?這有個政治影響的問題。接着，他邊刮臉邊對我説，你們讓我留鬍子是從安全考慮，是好意。但這裏有蘇聯駐軍，美國飛機是不會來的。只要相信羣眾，依靠羣眾，做好工作，是不會出問題的。短短的幾句話，不僅打消了我的顧慮，也打消了其他人員的顧慮。
長征時留鬍子是出於無奈
1952年春，周恩來用了多年的刮臉刀架突然壞了，這可是件大事。有外事活動他每天要刮臉，沒有外事活動最長三天也得刮一次，沒有刮臉刀架怎麼辦?你總不能三天兩頭讓理髮員來刮吧!唯一的辦法只有去買。當時我騎着自行車到西城、東城、前門跑了兩天，都沒有買到像他用的那樣的刀架。最後還是在“王府百貨商店”買了一個能用單面刀片的刀架。但周恩來用着總是不順手。他對我説，你把壞了的刀架拿到鐘錶店或眼鏡店去問一下，看能不能修，最好能修一下。我按照他的指示，跑了好多家鐘錶店、眼鏡店，包括有名的亨得利，都説不能修。
這一下可苦壞了我，為了能買到一個同樣的刀架，在上海我找過，在蘇聯我找過，都沒有買到。1954年我隨代表團去瑞士日內瓦，心想，日內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總會買到那種刀架。我和領事館的同志兩次去商業區，也沒買到。後來我告訴了領事館的劉絳文大姐(總領事温朋久的夫人)，並畫了一張圖給她，請她設法代買一個。兩天後，劉大姐買來一個式樣相同，只能用雙面刀片而不能用單面刀片的刀架和一包刀片。我看了看説，不能用，非單面的不可。她説，這種刮臉刀具是當前市場上最好的，保證能用。那就請周總理試試吧。如果真能用，我一塊石頭也就落了地，省得為一個刀片架再到處奔波。
有一天上午，周恩來沒有活動，我就利用這個機會，在他漱口的時候，拿出劉大姐買來的刀架和刀片裝好，請周恩來試試。並對他説，這種刮臉刀是現在最好，也是最流行的，什麼樣的鬍子也能刮。他不信，也不用。經我一再勸説，他才同意試試，誰知一試，果然不行，臉沒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最後還是用從王府井百貨商店買來的那個刀具刮好。這時，正趕上他心情好，他就像孩子一樣，又一次講起了他留鬍子的故事。他説，以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留鬍子，是對敵鬥爭的需要。我留起鬍子，有時裝扮成商人，有時裝扮牧師，是對敵鬥爭的一種手段，是為矇蔽敵人的視線。還説，30年代初，我離開上海到中央蘇區，就是留着鬍子裝扮成牧師走的。後來從中央蘇區經過長征到達陝北，一直留着鬍子，主要原因是沒有能刮鬍子的刮臉刀。1936年西安事變，我就是留着鬍子到西安去的。為了工作方便，才在西安我們的一個工作點，利用剪刀把鬍子剪掉。
關於30年代周恩來留鬍子的事，邱南章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周恩來身邊做警衞》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剛到蘇區時，我們都把他當外國人看，因為他滿臉留着又黑又長的鬍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師一樣。我們也看不出他的年齡，總把他當老人看。他對我們説話和氣，態度平易近人，使人感到親切。
周恩來刮完臉後走出衞生間，指示我把刮臉刀具退給劉大姐。他給我講的關於他30年代留鬍子的故事，在我心裏也一直保留到現在。在我收集的照片中，就有幾張是周恩來當年在延安留着鬍子的照片。(摘自《周恩來總理衞士長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成元功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