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化，正在成為美西方國家應對挑戰的一種基本策略。其核心特徵，就是用一個帶有特定指涉的標籤，對具體的話語和行動進行標識，然後針對標籤，而非話語和行動，做出預先設定的舉措。比如説，用“民粹主義”標識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精英認知的信息，用“虛假信息”標識不符合預設認知框架的信息，用“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標識所有美西方國家主導設立的遊戲規則，然後，反對“民粹主義”，反制“虛假信息”，強化和鞏固“基於規則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
這種標籤化的舉措，最近又有了非常典型的標誌性案例：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最近發佈名為《中國的虛假信息戰略》報告，將中國發布《美國侵犯人權報告》，以及媒體披露美國國內存在人權問題的做法，定義為“虛假信息戰略”，報告的作者大西洋理事會亞洲安全倡議的高級研究員德克斯特·羅伯茨稱“中國的虛假信息努力正變得越來越老練”，而位於紐約的民主與人權研究機構“自由之家”研究中國及香港事務的主管莎拉·庫克在最新一期《中國媒體快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也宣稱，北京方面的虛假信息手法正在趨於老練圓熟，並變得更加複雜精細。她説，最近的研究總體表明，“大量人力和財力被投入到虛假信息努力中，其整體的複雜性和影響都有所增加，官方賬户和虛假賬户之間的聯繫更加明顯，這使得中國政府更難以合理地推諉責任。”
這類言論具有非常顯著的代表性：通過使用“虛假信息”這個標籤，迴避相關研究涉及的美國國內確實存在的問題，將相關的批評標識為“假消息”，然後將鬥爭的焦點轉向“虛假信息”，而非解決真實存在的問題本身。換言之，這種使用“虛假信息”的標籤，來處理和回應美西方面臨的各種挑戰的舉措，本質上是一種“自我欺騙”行動。掌握話語權的精英，在媒體空間製造出了一種符合自身價值觀預設的“舒適區”，然後將這種“舒適區”定義為唯一存在的“真實”，而將所有與此牴觸的信息，定義為“虛假信息”，從而維持自身認知的一貫性。這可以看做掌握話語權力的傳播精英“自我麻醉”以及固化“信息繭房”的一種經典嘗試；當然，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種對信息的選擇性接受、選擇性認識，以及選擇性理解，確實是人類認知行為中一種固有的存在。但當這種存在變成一種被有意用於系統性扭曲真實存在，並服務於特定國家戰略需求的時候，就形成了極具諷刺意義的自我強化機制。認定自己始終處於優勢地位，站在歷史正確一側的美西方國家，因此堅定地拒絕正視所有與預期不符的現實發展，堅定地認為這是基於錯誤信息，不正確的價值觀，或者是錯誤的行為模式，從而通過不斷強化和提升的“自我合理化”，拒絕做出實質性的調整，在追求真實和正確信息的名義下，像鴕鳥一樣將頭埋進沙堆，拒絕看待不符合其預設立場的現實。
上文提及的“自由之家”相關研究人員的這種認知失調的發展，已經具備某種病理學意義經典案例的特徵。過去兩年，持類似看法的英美學者曾分別在推特和微博上抓取了超過100萬條中文信息，進行基於機器學習的深度文本分析，然後得出研究結果。然而，與他們預設的結論，即“中國政府更傾向於通過虛假的機器人賬號發佈有利於中國政府的虛假信息”完全相反，所謂不利於中國政府的負面信息，才是主要由虛假的機器人賬户發佈的虛假信息，這種虛假信息壓倒性地佔據了以推特為代表的歐美社交平台的主要內容。當然，“自由之家”自身，及其支持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NGO，在此過程中，也“貢獻”了相當比例的虛假信息。但這種事實正在被系統性的重新解讀，繼而形成建立在對真假做顛倒性定義的所謂新標準之上，這個標準簡單而粗暴：所有不符合美西方研究者預設立場的消息，都是假消息。
這是一種大規模的心理亞健康狀態，可以看作是美西方精英對中國發展速度遠超預期，對全球範圍治理新冠疫情能力和績效對比鮮明等衝擊性事實的一種防禦性反應。這種反應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戰狼外交”這一標籤的使用：任何正確主張中國國家利益合理訴求的聲音，都被貼上所謂“戰狼外交”的標籤，繼而，美西方嘗試對“韜光養晦”這一概念進行全新的闡釋，構建一種在他們看來具有內生合理性的認知邏輯和架構，從而收穫兩個效果：第一，對沖中國發展帶來的真實衝擊；第二，通過繼續對中國進行貼標籤的批判，來獲得心理和道義上的滿足。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種“標籤化”的策略，和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毒品合法化舉措，有類似之處。解決不了問題，甚至沒有勇氣去承認和麪對問題，那就通過自我麻醉來回避問題。這種變化毫無疑問是讓人唏噓的，但是很顯然，還是應該負責任地指出，這種自我滿足的標籤化，特別是對“虛假信息”標籤的泛化使用，無助於解決美西方面臨的真實挑戰。（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