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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及今，凡做事都要有個底線，也就是起碼的規矩，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在歷史上，要保持統治秩序運行，就需要一套規矩，其中的底線是朝野皆知的界限，如果突破就屬於亂政。清醒的帝王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把持，而平庸之主不時會踩破底線，至於昏君、暴君則往往無視底線的存在，恣意妄為。宋朝的真宗皇帝在位長達二十六年，自詡為明君，其實在大多數時間遊走於底線上下，就此成為史上同類帝王的典型。
宋真宗在太宗諸子中排行第三，本與皇位無緣，只因長兄發瘋被廢，次兄暴病死於儲君位上，才在數年後意外獲得立儲的機會，當時他已二十七歲。由此看來，真宗原非理想的繼位人選，只是太宗晚年無奈下的選擇。換句話説，一直在剛愎自用的父皇陰影下成長起來的真宗，雖然自小受過正統教育，並接受了三年多的皇儲培養，但所熟悉的不過是觀念化、抽象化的儒家經籍知識，而缺乏殘酷複雜的現實歷練，這就決定了他魄力不足的性格。
（南宋）陸信忠《十王圖》局部，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鹹平年間（九九八至一〇〇三），是真宗在位的初期，也大致屬於其帝王軌跡的見習階段。從有關史料記載不難發現，他因欠缺政治經驗，自信明顯不足，大事只能倚重輔臣做主。在此期間，最受信賴的人是東宮師傅出身的宰相李沆，前後輔政近六年時光，直到他病死任上。這便告別了此前君主專斷、臣僚陪位的局面，標誌着文官士大夫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李沆作為已然崛起的科舉士人領袖，為政的最大特點是“持重”，也就是為了確保朝政平穩發展，儘可能引導真宗樹立規矩意識，遠離急功近利的誘惑。據史籍反映，他曾對關係密切的同年、參知政事王旦深談過自己的遠慮：邊防形勢緊張固然不好，但對君臣倒有警示之效，一旦沒了外部壓力，恐怕人君就會漸生奢侈之心。故李沆每日都將各地的災害、盜賊之類消息奏報真宗。王旦認為不必事事煩勞天子，李沆則告誡説：皇帝年輕，應該知曉治國的艱難，否則即便不留意聲色犬馬，也會熱衷土木、兵甲、鬼神之類的事。日後，王旦身居相位才感嘆這位前任的先見之明。
正是在李沆等人的監護與鼓勵下，真宗認真履行起帝王的職守。據記載：真宗勤於政務，每日早朝都在前殿接受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以及上奏官員的彙報，結束後才用餐。隨即又到後殿檢閲禁軍操練，直至午後方罷。晚上則召見侍讀、侍講學士，繼續詢問政事，甚至時常至深夜才就寢，表現出一副循規蹈矩的守成樣子。對於日益嚴峻的邊患，真宗同樣不敢懈怠，經常聽取各種奏報、議論，可謂宵衣旰食。鹹平二年（九九九）九月，當遼軍大舉南侵，宋軍接連遭到慘敗後，真宗還下詔出京親征，以示與前線將士同甘共苦。所幸遼軍行動的目標有限，不過滿足於搶掠子女玉帛，這才讓真宗虛驚一場。然而，景德元年（一〇〇四）爆發的一場決戰，卻使真宗體驗到大廈將傾的感受，幾乎失去了九五之尊應有的矜持。
當年秋天，遼太后與遼聖宗親率二十萬鐵騎大舉南進，一路攻打到黃河北岸，大有入主中原之勢。面對如此危局，廟堂上出現意見分歧，多數人希望皇帝南下避禍，以新任宰相寇準為首的少數派則主張抗戰，並提議親征。失去主心骨李沆的輔佐，真宗不免六神無主，內心雖傾向南下，但又懼怕遭到非議，可以説在恐懼與道義之間猶豫不決。最終他還是顧及皇帝的形象及責任，被迫接受了親征的建議。接下來的進程可以概括為：遼朝進攻受挫後，釋放出議和的信息，真宗遂抓住機會，顧不得君王的顏面以及寇準的異議，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就此化解了北疆的敵對局面。隨之，再與黨項新首領李德明議和，緩和了西北的邊防壓力。如此一來，最為嚴峻、困擾的邊患難題暫時化解，真宗的見習期也同時宣告結束。
（宋）《景德四圖（契丹使朝聘）》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澶淵之盟”後，隨着外部環境的改善，內部宰輔新舊交替的完成，經過七八年磨鍊的宋真宗，已完全熟悉起自己的角色，並掌握了帝王術。不過，李沆曾經憂慮的情形也隨之出現，真宗開始釋放自我，熱衷於各種相關活動，從此其帝王生涯日漸發生變化。
宋代官私史籍都一致告訴後世，原本真宗對達成的議和結果甚感滿意，但王欽若卻利用真宗好面子的弱點，私下獻言：“澶淵之盟”乃屬城下之盟，春秋時小國猶以為恥；寇準將皇帝作為“孤注”，付諸冒險親征，不過是為個人博取功名的一場賭局。這番話無疑戳到痛處，既令真宗自尊心受損，也對寇準產生怨氣，就此疏遠寇準，接受了王欽若的一套“天書”歪理邪説，沉溺於各種虛幻的神道活動。可見真宗的轉變由寵臣王欽若一手促成，而王欽若之所以如此，又緣於他與政敵寇準的宿怨。這種記述仍不脱君子小人之爭的傳統認識，雖表面上有一定的史實依據，其實骨子裏卻在為帝王洗脱罪責。縱觀真宗的前後變化，不難發現王欽若的説辭是一個節點，也成為一個契機，讓真宗找到了轉身的藉口，可以乘機擺脱大臣的左右，在朝政上實現自己的意願。於是，真宗來個班子大換血，將好剛使氣並自恃有功的寇準打發到地方，換上温和的王旦主持朝堂，再任用善於逢迎的執政大臣王欽若、陳堯叟以及丁謂等一批官僚，營造出唯我獨尊的氛圍。從此，他開啓了自己的轉型期。
（南宋）馬和之《女孝經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真宗的轉變動機，當然不會告訴臣子們，也不會記錄於史官筆下，不過其後的種種行為，卻多少暴露了他的心跡所在。一方面，當李沆、畢士安先後辭世，寇準離朝之後，繼任的王旦缺乏魄力，王欽若、丁謂等一批投機政客但知迎合，這就使真宗擺脱了壓力，可以不受傳統規則約束；另一方面，真宗在位久了，不免厭煩循規蹈矩的生活，至高無上的皇權也不再神秘，自然對日復一日扮演帝王角色逐漸失去熱情，於是，他開始更關注自己的感受與身心滿足，常常選擇性地遺忘傳統的君道守則，這正是專制時代君王常見的軌跡，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往昔秦皇、漢武以及唐明皇等等帝王，又有哪個不是如此？作為皇帝，世間的權力與享樂早已失去魅力，但凡人生老病死的問題卻無法迴避，真宗與以往一眾帝王無異，也期盼不僅能健康長壽，而且幻想長生不老，故道教的養生術、神仙説以及一切神奇的可能，自然最能打動他。這大致就是真宗熱衷神道活動的隱秘動機。至於維護趙宋王朝神聖法理、與遼朝爭奪正統性，固然亦需要造神運動相助，卻只能算是最初的出發點，不可過度解讀，否則就難以解釋這樣的運動為何持續不斷並且氾濫。總之，真宗經歷了從猶豫不決，到日漸心安理得的過程，一步步越過了規矩界限。這大概屬於人性弱點的暴露，無異於偷嚐禁果，意欲從中尋求意外的歡愉，不過是有別於常人而已。
宋真宗到底是受過嚴格的傳統教育，熟讀經史，並非不知道以往帝王荒誕行為的危害，特別是勞民傷財造成的後果。在位初期，他也一直努力遵循為君之道，避免非分之想。然而，隨着他的轉型，慾望終究難以遏制，並戰勝了理性，為此甚至不惜讓社稷、百姓付出代價。
（宋）《景德四圖（太清觀書）》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值得關注的是，在最初接受“天書”策劃時，真宗沒有像前朝暴君那樣專斷推行，他還是有些猶豫，需要找理由和支持。他先尋求宰臣王旦的理解，並以重金封口，然後再向儒臣諮詢理論依據。據《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某日晚間，真宗在秘閣碰到一位老儒，便問“河出圖，洛出書”是否屬實。老儒不明其意，便隨口答道：此為先聖所造教化百姓的神道之法。這就解決了理論依據。真宗也考慮過財力負擔的問題，曾就此詢問掌管財政的三司使丁謂。丁謂早已參與了這場預謀，自然肯定地回答稱：朝廷財計充裕有餘。真宗這才心安理得，打消了顧慮，啓動了“天書”降臨的活動。隨後，他親自大舉東封西祀，各地官員則不斷上奏祥瑞呈現，於是乎舉國歡慶，喜迎“祥和盛世”到來。如果説到此為止，多少還能理解其用意——轉移國人對“澶淵之盟”屈辱的注意力，但接下來的一切就純屬為一己之私考慮。在京城興修玉清昭應宮，以便他就近感應上天；在各地大興土木建造宮觀，以祈求上蒼福佑自己。犯規多了，真宗有時不免感到心虛，如籌建玉清昭應宮時，有官員勸諫，真宗擔心留下罵名，就思忖找個正當理由。丁謂為他出謀劃策：陛下擁天下之富，修一座供奉天帝的宮觀又有何妨？況且也可藉此祈禱早生皇子。當時真宗一直未得子嗣，正是一大心病，丁謂的説辭正中下懷。果然，當王旦密奏規勸時，真宗便以此相告，王旦竟啞口無言，其他朝臣也不再敢提出異議。於是，耗費資財就情有可原，算不得無道，真宗用自欺欺人的方式平復了內心深處的不安。
發生在十一世紀上半葉的這場造神運動，前後持續了十五年之久，演繹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段荒誕鬧劇。對此虛妄性，當年不僅局內人大都心知肚明，有時連真宗自己也覺得過分。如大中祥符年間的一天，某寵臣入宮晉獻新造的天書法物，一時飛過十餘隻預先準備好的仙鶴。天書扶侍使丁謂立即上奏稱仙鶴降臨，“飛舞良久”。這種當面的阿諛奉承，意在表示天帝感應，不承想卻露出明顯破綻。次日，真宗對丁謂説：雖然親眼看到仙鶴，但若説仙鶴在天書上飛舞很久，妙則雖妙，只是恐怕不實，還是重新修改一下奏文為好。即使如此，真宗仍舊痴迷至深，直到最終死去。這就值得深究，真宗既然明瞭眾人幫着造假，卻執迷不悟，自然有其道理。緣由大概主要在於，不僅通過神道享受頂禮膜拜的滿足，冥冥之間似乎還領受到天人相通的感覺，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幻象的不斷重複常能使人陶醉。特別是到了晚年，長期縱慾的真宗已深受病痛的折磨，甚至時常神志不清，祈福的意願就更為強烈。明知生命難以超越凡間界域，卻總期待奇蹟發生，這應該是他沉溺其中無法自拔的根源所在，是否勞民傷財，又是否違規，對他而言已不重要。
（南宋）周季常《五百羅漢圖軸》局部，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
真宗在位期間，除了造神和勞民傷財等罪過之外，還因重用逢迎之人及其追隨者，導致官場投機之風盛行，從而損害了朝政秩序。當時大批官僚的積極參與，雖各自動機及手法不盡相同，但為了引起君主的注意，以達到邀功請賞的目的，卻是別無二致。王欽若、丁謂之流投機政客所為，已無須多言，就連號稱剛直的寇準也不能免俗。可以説在這個大勢之下，離朝多年的寇準不甘寂寞，為了東山再起，竟無奈地採用迎合的手段，於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年）指使人在終南山偽造“天書”。據説，寇準發現天書的消息傳到開封城後，人多不信。有臣僚對真宗説，寇準最不信天書，如今天書降到他的轄區，若讓他公開獻上天書，則天下百姓必然信服。於是三個月後，遭貶多年的寇準被召入京師，重登相位。寇準此舉固然可悲，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污點，其實也説明彼時官場投機之風盛行，已達到令人難以抗拒的地步。此外，因真宗安於議和現狀，忽視邊防建設，也為以後邊患的加劇埋下禍根。這一點雖然屬於宋朝大多數帝王的通病，但仍不得不提及。
客觀地説，宋真宗的犯規行為，尚未氾濫到更多的領域。他在位期間能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政策具有包容性，文教建設得以持續發展，社會經濟也沒有遭受大的干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真宗在用人上還沒完全糊塗，雖提拔投機者滿足自己的需要，卻注意用正統派掌控廟堂，以防止朝政失去最後的底線。正因如此，持重的王旦始終深受信任，前後任宰臣長達十二年，並且在開始的六年時間裏獨自為相。之後，同樣屬於穩健派的向敏中升任為次相，而投機取巧的王欽若等人長期被阻擋在中書之外。直到天禧元年（一〇一七）七月王旦病死任上以後，王欽若才有機會從樞密使轉任次相。然而不到兩年，真宗又將王欽若投閒置散，再度起用寇準接替其職。至天禧四年（一〇二〇），向敏中死去，寇準被罷免，樞密使丁謂雖終於登上首相之位，但參知政事李迪、樞密使馮拯先後被委任為次相，用以牽制丁謂。不過，此時的真宗已經病重，時常昏迷不醒，即將走向生命的盡頭。
在古代世界，帝王是天下的主宰，一舉一動關乎萬眾的安危，這就決定了其好惡已非純粹個人的事情。真宗還不至於忘卻一切規矩，他做事有所顧忌，尚不敢像以往歷代暴君那樣，以九五之尊震懾天下，為所欲為。他在維護趙宋社稷利益與個人慾望之間，一直企圖尋求平衡，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在搖擺中踩破了底線，就此難逃庸主的帝位軌跡。後世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虛妄的造神運動上，如元代史家在修《宋史》時所總結：“真宗英晤之主”，但屢造天書、祥瑞，有封禪之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籲，可怪也”！其實因此引起的後果不止於此，其害流播亦甚遠，如後世嗣君徽宗繼之效仿，也就不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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