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女人差點害中國爆發一場大戰,為什麼中國要禁止外國女人入境
中國古代歷朝封建帝王,他們把自己統治的國家看作是至高無上的天朝大國,視漢族人民為天朝子民,是唯一高等的文明發達的民族。所以,他們將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以及,外來民族等都視作“未開化的野蠻不文明民族”。並且,當時的中國還稱這些民族的人為“番”或“夷”,就是“未開化”之意。“番人”和“夷人”建立的國家則被統稱為“番國”,“番邦”。可以説,“番邦”是對漢族建立的封建王國以外的一切國家的統稱,這明顯帶有貶低的意思。可見,我們古代的中國人有多自大。時間來到1830年,那時候的廣東並不平靜,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引發一場轟動國內外的外交風波,甚至,挑起了戰火也是有可能的。在當時的廣東,就發生了一件看似很平常的小事,這件事情差點就將原本在十年之後發生的鴉片戰爭提前了,那麼,這是怎麼回事呢?説起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想必大家都會想起十九世紀歐洲列強們的殖民產業。東印度公司就是英國駐外殖民產業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個。而東印度公司的高層領導被國人稱作“大班”,我們今天要講的歷史事件,就是由一個“大班”引起的。1830年的10月4日,廣州大班師偕與幾個金髮碧眼的洋女人乘船回到廣州。一行人坐着綠色的小轎,一路招搖過市,來到商館下榻。此後的幾日裏,在師偕夫人的帶領下,一羣穿着洋裝的英國女人坐着轎子出遊,尋訪廣州的風景名勝。誰都沒想到,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這羣女人會被推到外交風波的風口浪尖之上。晚清朝廷將外國稱作“番邦”,而外國女人也就理所應當的成了“番婦”。幾個番婦在廣州省城招搖過市,幾天內就弄得人盡皆知,引來朝廷的注意。按照當時的規定:外國商人禁止攜帶家眷進入廣州,並且,不能私自乘坐轎子,這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之後,朝廷為了處理此事,專門派遣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賓親自查訪,將外商遣散回澳門,禁止在廣州逗留,同時,再次重申“外國人禁止乘坐轎子”。自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外交活動揭開了帷幕。一封由朝廷簽發的公文被送到師偕手中,這個外國人在看到了中國的驅逐令後,並未理會這封來自中國朝廷的公文。此時,英國商人雅各則寫了一封稟貼,經商行通事翻譯後轉交到衙門,表示,外國商人在廣州的商官之中,倘若,不讓他們攜帶家眷,那麼,這未免有些不人道。這封稟帖被送到李鴻賓的手中,面對外國人的抗議,李鴻賓也沒當回事。但是,當事人師偕與李鴻賓的態度冷淡,卻間接導致事態惡化。李鴻賓向外國商館提出通告:“三天之內,師偕必須將女眷送回澳門,否則,衙門將派官兵強制執行,將師偕等人驅逐出境。”面對李鴻賓的通報,英方選擇與之針鋒相對。第二天,英國派出一百多名水軍,全副武裝,攜帶輕武器駐紮在商館附近的碼頭上,保護師偕一行。事態陷入膠着,廣州衙門的官兵與英國水軍相互對峙,“番婦”問題導致兩國關係十分緊張,甚至,有兵戎相見的趨勢。實際上,中英雙方都不想任由事態惡化,畢竟,兩國都不想承擔戰爭的後果。省城的官員害怕戰爭一觸即發,自身成為掀起戰爭的罪魁禍首,於是,自作主張派其他洋行的商人上下打點,希望化解尷尬的局面。最終,英國人選擇了讓步,他們先是向中國朝廷報告了水軍登陸只是為了保護外國人的安全,倘若,中方能保證商館的安全,水軍自然會撤離碼頭。在得到李鴻賓的準確答覆後,英國水軍離開商館,回到軍艦上去了。雖然,英國水軍離開碼頭,但是,師偕的夫人仍以“舟車勞頓身體有恙”為藉口,並未立即離開廣州,在廣州逗留了許久後才回到澳門。這場外交事件暫時告一段落,卻為後來的中英關係埋下伏筆。講到這,我們先來説一段題外話,當時的外國商人為什麼只能在廣州進行貿易呢?而禁止“番婦”入境又是為什麼呢?其實,早在乾隆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開拓東方市場,向清朝派出一名“中國通”,在浙江的沿海城市投石問路。這個英國人曾在廣州經商,精通漢語,對大清市場的物價也有一定了解。這個英國人的中文名叫洪任輝,他與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漢森一起乘船來到寧波。寧波是康熙開放的通商口岸,因為,港口附近的海灘水淺,且風浪較多,當地的商人資本薄弱,英國商人很少來此地進行貿易。這次,英國人的商船再次駛入寧波,觸動了乾隆敏感的神經,他覺得:“英國人此番北上,極有可能對浙江海防不利。”當然,乾隆不會在外交場上表現得太過直接,這位皇帝採用了更為圓滑的方式:“不禁止外國人進入浙江,但是,卻提高浙江地區的海關税,讓外國商人無法從中牟利。”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漲了幾倍的關税,根本沒有嚇跑北上的英國商人。過了一段時間,乾隆瞭解到英國商人寧願承擔高額關税,也要來到浙江進行貿易。英商的做法使乾隆愈發懷疑英國人的目的:“要不是英國人想做壞事,為何會做這種賠本生意?”為了查明真相,乾隆把熟悉廣東外貿的封疆大吏楊應琚派遣到浙江進行調查。楊應琚來到浙江後實地考察了浙江沿海地形、海防,以及英國人的商船、海軍,並向朝廷回覆了兩份調查報告。在這兩份調查報告中,楊應琚表示:浙江的形勢非常嚴重,不同於廣州有虎門之險可守,浙江海域平緩遼闊,無險可守,外國人的船隊可以毫不費力地開進浙江腹地。此外,外國艦船全副武裝,搭載武器裝備頗為先進,這些船隻停泊在浙江港口,對於清朝水軍無疑產生了極大的威脅。乾隆深感認同,當即硃筆一揮,命:楊應琚遣散逗留在浙江的外國商船,並將對外通商口岸定為廣東,從此,外國商船禁止駛入浙江。緊接着,英國人的商船被驅逐出浙江,朝廷在沿海地區佈置了大量官兵。不知英國人是“做賊心虛”還是礙於浙江海防加強,最終,英國船隊老老實實地回到廣州。然而,此事並未了結,1759年一艘三桅小商船“成功號”開進了天津大沽海域。這艘商船仍是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派洪任輝作為代表從天津登陸,北上京城,來到天子面前告了御狀:“廣州海關腐敗,對英國商人敲詐勒索,此外廣州洋行還壟斷貿易,請求乾隆皇帝開放海禁,使中英雙方能夠進行自由貿易。”一個黃頭髮藍眼珠的番人竟敢跑到天子腳下告廣州海關的狀,這讓乾隆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乾隆立即召見全部軍機大臣。首先,將冒然進京的洋人定罪,隨後,派京官將洪任輝從陸上押送回廣州,並且,命令福州將軍新柱、兩廣總督李侍堯共同審理此案。這場案件的原告是以洪任輝為首的外國商會,而被告則是廣州海關總督李永標。這場審理的結果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李永標敲詐勒索罪名成立,被撤職抄家,發配邊疆。而外國人洪任輝則以“串通內地奸民,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被遣送回澳門監禁。有了洪任輝這一“前車之鑑”,朝廷將外商作為“重點關注對象”。親身審理洪任輝案的李侍堯則認為:“想要防範這些番邦,必須用更多的規章限制洋人。”於是,李侍堯擬定了一份針對洋人的規章制度,並且,得到了乾隆的批准。這份規章中,前幾條均是對洋人們在中國的行動限制與私生活內容限制。廣州開埠之初,洋槍、洋炮與洋婦均被視作“違禁品”禁止入境。當時,攜家帶口的外國商人只能將女眷留在商船上。1746年,兩廣總督修改了規章:“允許外國商人的家眷住在澳門,但是,要遵守查禁制度。”由此,便構成了我們前文説起的“番婦上街”事件的背景。那麼,清廷緣何一定要把外國女性拒之門外呢?四個字:“夷夏大防”!中國人一向看不起外國人,往往用“夷”、“番”、“蠻”等字眼來稱呼,而外國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飾以及其他很多生活習慣等,都被視為“有傷風化”。而且,如果允許她們進入廣州長期居住,勢必擴大華夷接觸範圍,難免引發所謂“不軌”行為。這説到底,還是所謂的“天朝思維”在作祟。但是,有了案子就必須有個了結,“番婦上街”事件總得有人站出來承擔責任。外國人師偕回到了澳門,他的夫人也離開了廣州,那麼,誰來“背鍋”呢?朝廷開始追查跟師偕有關係的中國人,於是,當年送師偕一頂轎子的謝五就成了替罪羊。不久之後,謝五抓捕歸案,被扣上“交結夷商”的帽子,成了“番婦上街”的罪魁禍首。經過廣州地方官員的合議,最終,判決謝五發配邊疆充當勞役,以儆效尤。等到李鴻賓等人將判決結果送上朝廷後,朝廷批准了,但是,倒黴的謝五卻早就死在了大獄裏。後來,李鴻賓等廣州官員聯合擬定了八條針對洋人的新規章。除了原本的條例外,還額外重申了禁止“番婦”住在商館、外國商人禁止乘坐轎子以及禁止外商偷運軍火等三條。新條例被道光批准後,重新頒佈,但是,英國人早就摸清了中國朝廷的態度以及地方官們的底線。三年後,英國政府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外貿壟斷權,並且,在中國設立了駐華商務監督。原本,東印度公司的“大班”改為“夷官”,實際上,這只是為了針對中國外貿條例進行的改革罷了,從本質上來講,是換湯不換藥。此後,中英雙方一度發生矛盾,最終,矛盾激化導致鴉片戰爭的爆發,當年,發生的“番婦上街”案件,也成了英國人煽動反華情緒的話柄。那段滿清羞於提及的戰爭結束後,英國人在談判時,明確要求“外商可以帶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這些內容被收錄在《南京條約》之中。1844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後,女傳教士更是被允許到內地傳教。隨後,越來越多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來華的外國女性數量更是迅速增加。自此,中國沿海城市的大街上,經常能看到“番婦”上街,招搖過市,好不熱鬧。不過,清人對她們的印象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變化,只是無法阻止而已。參考資料:【《晚清“番婦來華”事件》、《大清朝的“夷夏大防”》、《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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