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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宋朝西北局勢繼續糜爛、消耗無數軍費之外，司馬光還開啓了宋朝黨爭的潘多拉盒子，嚴酷對待改革派之餘，卻重用了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大批奸臣，導致日後在新舊黨爭時，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着重於國政運轉，朝堂變得與晚明黨爭一樣激烈，連蘇軾都批判他。明朝陳汝錡認為北宋亡於司馬光，“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王安石），吾以為實始於君實（司馬光）。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
眾所周知，司馬光是中國北宋名人，一生留下無數美談，其中最為人廣知的是“司馬光砸缸”和《資治通鑑》。尤其是《資治通鑑》，“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深受歷代文人墨客的喜愛，幾乎屬於古代文人必讀書籍，從宋至今一直受到高度評價，可以説是堪比《史記》的史學著作。
然而史學地位崇高的司馬光，卻曾有“賣國”嫌疑，在他為相期間，要將王安石打下的領土，一寸不要，全部歸還西夏，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北宋建立以來，主要有三個強敵，即北有契丹遼國，西有吐蕃諸部，西北西夏侵擾。其中，遼國威脅最大，但西夏最為煩人，猶如打不死的小強，甩不掉的狗皮膏藥，每年都要侵擾北宋，實在讓人噁心。
宋仁宗在位時，對西夏主要以防守為主，但宋神宗雄才大略，繼位之後想改變宋弱局面，最好能夠消滅西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宋神宗繼位之後，開啓了王安石變法，目的就是為了富國強軍，但鮮為人知的是，宋神宗國內變法，但在對外也不放鬆，而是開疆拓土了2000裏。
歷史上的改革家，往往都有一個軍事幫手，比如張居正之於戚繼光，王安石的幫手就是王韶。
王韶的目的與宋神宗、王安石等變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張相一致，因此得到朝廷高度重視，王韶得到王安石的鼎力支持，很快就被任命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相當於機要秘書）之職，以一文人出掌軍事，擔負起了收復河湟的任務。
唐朝時，吐蕃帝國達到巔峯，唐末時雖然崩潰，但北宋時殘餘勢力還很強大，佔據着河、湟二州。因此，王韶想要實現戰略目標，就不僅要和西夏作戰，還要和吐蕃作戰。
王韶的勝利，給王安石變法增加了重要砝碼，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黨反應卻令人難以理解。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成為宰相。由此，宋朝迎來一次劇變，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貶斥改革派，史稱“元祐更化”。
司馬光全面廢除王安石變法條例，注意是全面徹底一絲不留，但王韶打下的領土是王安石為相時的戰績，也是王安石鼎立支持的結果，這該怎麼辦呢？
令人無語的是，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積極軍事政策下，王韶開邊取得的領土，本是“夏國舊日之境”，應該全部歸還，一寸不留。
司馬光的邏輯是：如果不歸還領土，那麼西夏必不罷休，兩國再起刀兵，豈非禍國殃民勞民傷財？如今看來，司馬光這個邏輯太扯淡，因為王韶取得的領土，只是收復漢唐舊土罷了，何曾是党項人的領土？況且，在那個年代，豈有流血開拓下的領土歸還道理？
但就是這麼一個邏輯，卻得到很多保守黨的支持，最典型的是範純仁（范仲淹次子），認為宋朝打下來的這些土地，猶如“竊人之財”，非常的不要臉、不道德。
不過，北宋朝廷也有有識之士，拿着地圖當庭責問司馬光，唐朝時因為丟失河湟地區，導致回鶻、吐蕃長驅直入關中和長安，如今一旦“歸還”，那麼要重演舊日悲劇嗎？
可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恨，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了，將一個即將復興的王朝生生推向滅亡，司馬光死後40年，北宋就迎來了靖康之禍。歷史上的司馬光，可以是一個頂尖的文學家、史學家，但成為政治家卻是宋朝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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