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紐約時報》曾因高度扭曲、偏離事實的涉港報道受到廣泛批評。近日,《紐約時報》駐香港記者奧斯丁·雷米茲(Austin Ramzy)的推特封面圖片,又引發了網民憤怒。
讓這位記者“引火燒身”的照片由意大利攝影師費利斯·比託(Felice Beato)在1860年拍攝,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艦隊在香港九龍港灣集結的畫面。
費利斯·比託是最早的戰地攝影師之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作為英法聯軍的隨軍攝影記者前往中國,用相機記錄了殘酷的戰爭場景,也揭示了西方列強在中國土地上軍事和殖民擴張的歷史真相。
但用這張英法艦隊集結香港的老照片作為推特封面的“迷惑”操作,讓推特上的網友,尤其是中國網友感到被冒犯。
據“今日俄羅斯”(RT)29日報道,一位中國網友“Carl Zha”注意到了《紐約時報》駐香港記者奧斯丁·雷米茲(Austin Ramzy)的推特封面圖片,併發布推文介紹了這張封面照的背景,隨即引起網民憤怒。
“Carl Zha”在推文中説:“這張封面照片看起來很熟悉,它是由費利斯·比託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拍攝的著名照片:1860年,英法艦隊正集結在香港的港灣,準備對中國發動進攻。”
此後不久,雷米茲即更改了自己的推特封面為現代香港的彩色照片,但沒有對此事進行評論。
在社交平台上,有的網民指出,這位記者挑選這張照片,好比在俄羅斯的外國記者使用“德軍集結在(前蘇聯)邊境”的照片。
有網友以反諷的口吻説,“我認為這樣做沒問題,白人們也可以將納粹統治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照片設成封面。”有人評論道,“我們真該問問他,西方人火燒圓明園,毀壞了無數的奇珍異寶,難道他因此而感到驕傲嗎?”
還有網友在評論中附上了雷米茲此前涉港報道的鏈接,稱他在帶領團隊製作圖文新聞報道香港“修例風波”時,在40張圖片裏有35張是支持香港暴徒的。
卡爾查還在推文中寫道,多年來,《紐約時報》駐中國的記者完全不知道,使用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國家準備進攻中國的照片有怎樣的象徵意義;或者説,美國這名記者正是因為其具有象徵意義而故意使用了它,因為當前中美關係的緊張程度正在加劇。
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美騷亂中,《紐約時報》多次抨擊了種族主義行徑,並指責特朗普放任種族主義的態度。“今日俄羅斯”稱,《紐約時報》似乎在不遺餘力地説服美國民眾,他們正全心全意地支持全美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抗議活動,然而,他們在香港的記者竟選擇了一張呈現“最無恥的殖民主義行為”的照片作為社交媒體的封面。
1840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這場因毒品而起的戰爭被認定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南京條約》的簽訂也開啓了中國以“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為代表的百年國恥。一百多年後,但凡提起此役,大多數國人心裏還是一陣悶痛,哪怕曾失去的香港已經迴歸,但這段歷史的疤痕卻難以退去。
在中國課本中,“鴉片戰爭”被反覆提及,而英國中學教科書卻往往對這一歷史事件“隻字不提”。英國曆史學家、漢學家藍詩玲(JuliaLovell)把這樣的“差異”寫進了《鴉片戰爭》(TheOpiumWar)一書裏。
1997年,香港迴歸,22歲的藍詩玲第一次踏足中國,在南大學習中文與歷史。在參觀《南京條約》簽訂地點和第一次鴉片戰爭陳列館時,藍詩玲被周圍中國人對於這場戰爭的憤怒震驚到了,她在英國學習本國曆史時從未料到鴉片戰爭給中國留下如此大的創傷。現在的她在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教授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文學。
日前,藍詩玲接受了東方早報專訪。她表示,寫這本書是因為中英民眾對這場戰爭存在巨大的理解分歧。她想提醒英國人:“我們國家過去曾從事過鴉片貿易”。
《鴉片戰爭》中文版出版
“鴉片戰爭”還是“英中戰爭”
東方早報:此前茅海建、波拉切克、魏斐德等學者都已對“鴉片戰爭”有過深刻著述。相較而言,您的著述有何創見?
藍詩玲:確實,我在撰書時受到了這些前輩很大的啓發,尤其是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這本書的英文版要到明年才有。波拉切克和魏斐德的著作基於大量中國史料,但並未對鴉片戰爭進行完整的歷史敍事。而其他有關鴉片戰爭歷史敍事的英文著作,比如彼得·沃特·費(PeterWardFay)的《鴉片戰爭,1840-1842》,只查閲了法國和英國史料,缺少中國史料。
如果説我為現有研究“補充”了什麼,那就是我用英文重新整理了中英文史料,尤其是一手史料。我從中、英兩國視角對鴉片戰爭進行歷史敍事,並強調兩國對此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我也想重點研究鴉片戰爭對後世的文化和政治影響,因為歷史記憶的偏差已對175年的中英關係產生影響。
東方早報:英國人經常把“鴉片戰爭(TheOpiumWar)”稱為“英中戰爭(Anglo-ChineseWar)”或“通商戰爭”。可您的書名為何採用“鴉片戰爭”?
藍詩玲:因為這場戰爭,關鍵就在鴉片。林則徐虎門銷煙後,英國駐華商務總督查理·義律向英國鴉片商人承諾英國政府會補償他們的損失,促使英國發動戰爭。事實上,英國政府急需鴉片貿易帶來的鉅額收入以扭轉對華貿易逆差。
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對華鴉片貿易依然是英國財政的重中之重,因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一大原因還是英國擔心清政府打擊鴉片走私。眾所周知,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中英條約迫使清政府令鴉片貿易合法化。所以在兩次鴉片戰爭中,鴉片都扮演着非常關鍵的角色。
東方早報:中國人就“為什麼會發生鴉片戰爭”其實有不同解釋。有人説要歸罪於國人自己、有人説是西方帝國主義陰謀……您自己如何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鴉片戰爭”?
藍詩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認為鴉片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利益:英國政府為了補償受虎門銷煙影響的鴉片商人,想從清政府那收回資金。很顯然,英國政府發動戰爭是為了確保鴉片貿易帶來的收益。這筆收益對英國政府的政治、經濟與軍事至關重要。
換言之,鴉片戰爭並非部分中國人所謂“帝國主義長期的陰謀”,也不是部分英國人所謂“以文明和自由貿易為目的”。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國慘敗,被迫“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這被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
英國很多歷史課對鴉片戰爭依然“隻字不提”
東方早報:英國有否對社會大眾有關“鴉片戰爭”的認知進行過調研?英國學術界對鴉片戰爭的研究情況又是什麼樣的?
藍詩玲:據我所知,英國官方從未調查過公眾對鴉片戰爭的認知情況。對英國人來説,談到帝國主義,他們更容易想到英國曾在印度、非洲和中東的帝國主義政策,但多數人卻“忽略”英國為確保鴉片貿易而對華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直到近幾年,英國很多中學歷史課對鴉片戰爭依然“隻字不提”。這幾年稍有好轉,因為有更多中國歷史開始走進英國課堂,這是好事。
至於學術界的研究,應該説英語學術界對鴉片戰爭當然也有優秀研究成果,比如剛提到波拉切克和魏斐德的著作。但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多數用英文對鴉片戰爭進行完整敍事的學者不懂中文,因而他們只能依賴歐洲史料,尤其侷限於英語國家的史料。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出色的英文版研究多出自美國學者,而非英國學者。
東方早報:那麼在您看來,英國人對鴉片戰爭及貿易的“忽略”是一種刻意迴避,還是史料不足等客觀因素所致?這種缺失對英國人的歷史記憶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藍詩玲:我曾做過一項有關教科書的調查,觀察從19世紀中葉到今天,英國曆史教科書是如何敍述鴉片戰爭的?我發現1900年前後,一些英國曆史教科書在香港問題上就不再提第一次鴉片戰爭,只説他們在1842年“得到了”那個島。我現在不能判斷這樣的“提法”是不是刻意為之,但可以肯定這樣的“提法”很虛偽,也不可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英國對它的殖民地歷史竟被逐漸抹去了。比如,1841年英國靠炮艦“建立香港”的歷史,在1991年(150週年)時“悄無聲息”。英國在1997年移交香港時也對鴉片和鴉片戰爭避而不談。
很明顯,英國對其在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中的角色一直深感不安,而這很有可能導致英國傾向於“遺忘”或至少令這段記憶褪色。這種“不安”可以追溯到1830年代,當時英國其實已有人反對鴉片貿易。所以我不認為是史料不足導致英國人的認知缺失,因為早在1830-1850年代,英國就有一些人公開批評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了。
有一位評論我這本書的英國學者提出了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鴉片貿易會被大多英國人遺忘,而奴隸貿易卻會被記住?這位學者猜想是否因為奴隸貿易是以“主動廢除”這種方式結束,但英國政府之所以放棄鴉片貿易,卻是礙於外部壓力。
東方早報:這本書的英文版於2011年就出版了,出版後英國學界、政界和社會分別有哪些回應?
藍詩玲:英國學界給了我積極的回應。我也得到了部分英國政府官員的私人評價,説我的書有助於提醒英國人曾從事過鴉片貿易,也需要對中國的歷史更加“敏感”。我很高興的是,有英國讀者反饋説他們很有“收穫”。
中國老百姓吸食鴉片上癮給當時的英國帶來了滾滾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