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問題，是中國古代最早開始關注的問題之一，因為它直接決定了國家的盛衰和人民的生死存亡。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就曾經多次在他的書中論述經濟相關的問題，比如《管子·乘馬》寫到：“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為之有道。”
太平時節，經濟上還可以“無為而治”，因為大家都有錢，倒是不會出什麼大亂子。但是一旦遭遇各種災難，如果不懂經濟學，社會上就會出現很大的危機。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曾經有個同事在社會重大災難後感嘆道：“別人都通過災難賺了一大筆錢，自己啥都沒得到，真是可恥啊！”這大約就是那些等着發國難財的人的心態最真實的描寫吧，所以官員懂經濟學很重要。
無獨有偶，宋朝的時候也曾經發生了大規模的自然災害。這一年是公元1049年，這時候的范仲淹已經60歲的高齡了。江浙一帶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宋朝在這個關鍵時刻將這位能文能武的老臣調去做杭州的地方官。曾經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理想的范仲淹沒有絲毫猶豫，馬上趕到了杭州上任。
饑荒很嚴重，許多老百姓家裏都沒有口糧了。不過相比饑荒來説，更嚴重的是當地商人的哄抬物價。因為當時雖然江浙地區發生了饑荒，但是全國其他地方還是有足夠的糧食的，而且宋朝的航海業發達，還有大量從越南等地運過來的糧食，實際上當地的糧食還是可以供應的。
但是這時候奸商們抱着社會的危機就是他們的機遇的想法，開始統一大規模提高米價和其他生活日用品的物價。據歷史記載來看，當時一斗米要120文錢。而北宋正常情況下一斗米也就是70文左右的樣子，貴一點兒的話也就是75文，相當於當時當地的米價上漲了近2倍。范仲淹來了之後，對這種情況十分的擔憂。
雖然范仲淹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從其他地方調來一些糧食來應急，但是也不可能全靠國家的糧食來賑災。如何制止這幫奸商哄抬物價？如何讓商人們把自己手中的糧食平價甚至低價賣出來？范仲淹陷入了沉思。作為一個能文能武的官員，范仲淹不僅僅讀儒家經典，還會讀一些“雜學”，這時候他想起了《管子》這本書的內容。
當年齊國和楚國都是強國，齊桓公想要使楚國臣服，但是又不想直接對楚國開戰，於是向管仲請教。管仲告訴齊桓公説：“不如您去楚國高價收購野鹿吧，這樣楚國就會臣服了。”聽説齊王高價收購野鹿，楚國人頓時來了興趣，因為楚國山特別多，野鹿什麼的也特別地多，於是大家都去打獵，等到他們聚集了大量的野鹿的時候，齊國不買了。
這下楚國就麻煩了，一方面大量積壓的野鹿賣不出去，另一方面自己的田地也荒蕪了，現在齊國也不讓我們買糧食，於是只得向齊國臣服。想到這裏，范仲淹不由得問自己：“我能不能也來一場’買鹿之謀’？”一時間他有了想法。
於是第二天他下令讓各地的米價上漲，這個時候商人們都想趁着米價上漲賺錢，如果他要強行降價肯定會有很多人不同意，但他漲價當地商人就沒有不同意的了。不僅如此，商人還大肆的去外地高價收購糧食，因為價格高一點兒到這裏還是能賺錢的。一時間朝堂上把范仲淹罵得十分不堪：“老百姓都吃不起飯了，你下令漲價？你的聖人之學都學到哪裏去了？”
不過老百姓倒是對此沒有什麼看法，因為本來就買不起，現在漲價了還是買不起。很快范仲淹從別的地方調來的糧食和自己府庫裏的糧食都拿了出來，然後低價贈送給老百姓，這下商人們都慌了——老百姓都不買他們的糧食了，這可都是他們從外地高價購買的，如果全部賣不出去，他們不得虧死嗎？
於是商人們個個都開始低價大甩賣，能賣出去一點兒至少能夠找回來一點兒本錢，要是全部不賣，估計以後店子就得關門了。這樣，范仲淹沒有花費多大的代價就用本地商人的糧食賑濟了災民——商人們還有苦説不出，誰叫他們自己囤積居奇，大發國難財的呢？百姓們吃上了廉價的大米，紛紛對范仲淹讚不絕口。
朝廷官員聽了後續報道，才知道範仲淹這一招有多高明。可見古人也是非常聰明的，在經濟戰這方面有時候甚至能玩出我們都搞不明白的“絕招”。